【原文】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凡是用兵的规律，将帅受领国君的命令，从组织人民群众编成军队，到开赴前线与敌对阵，这中间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了。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最难的地方，又在于如何通过迂远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所以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
所以军争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全军带着所有辎重去争利，就会行动迟缓而赶不上；放下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甲急进，日夜不息，以加倍的行程连续行军，走上50公里的路程去与敌争利，三军将领都可能被擒。身体健壮的士卒先到了，体弱疲倦的掉了队，其结果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到：走上25公里的路程去争利，先头部队的将领就可能遭受挫败，其结果部队也只有半数赶到；走上15公里的路程去争利，部队也只有三分之二赶到。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无法坚持作战。
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的谋略，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的，不能得地利。
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随情况而变。
所以军队行动快速时，像狂风骤至；行动缓慢时，像严整的森林；进攻敌人时，像迅猛的烈火；驻守时，像山岳一样屹立不动；荫蔽时，像阴天看不见日月星辰那样；动作起来，像雷霆万钧。
夺取敌“乡”的粮食、资财，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权衡形势，相机而动。
事先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的就能胜利。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军政》说：“用语言指挥听不到，所以使用金鼓；用动作指挥看不清，所以使用旌旗。”金鼓旌旗都是用来统一军队作战行动的；军队行动既然统一了，那么勇敢的将士就不得单独前进，怯儒的也不得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要多使用火光和鼓声，白天作战要多使用旌旗，之所以变换这些信号，都是为了适应士卒的视听能力。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挫伤它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惰，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以我军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我军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我军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长途跋涉，以我军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我军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这是掌握军力的方法。不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敌军，这是掌握因敌而变的方法。
所以，用兵的法则：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不要从正面攻击；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锐气正盛，不要去进攻；敌人以“饵兵”诱我，不要去理睬；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个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急于追迫它。这些，都是用兵应当掌握的原则。
【点评】本篇主要论述如何先敌争取制胜条件，取得有利的作战地位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军争的意义、军争的利弊、军争的原则和方法，并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著名军事原则。
（一）军争的意义
两军争利争胜的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孙子认为在作战过程中，如何先敌占领战场要地和掌握有利战机，是两军相争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为了争取有利的地位，他认为，必须懂得“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原则，正确处理“迂”和“直”，“患”和“利”的辩证关系，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
这里着重讲一下“以迂为直”的原则。关于“以患为利“的原则，即关于“患”和“利”的辩证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篇——《九变》中讲。
关于“以迂为直”的原则，孙子说：“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地。这就叫懂得了“以迂为直”的计谋。
直径近，曲路远，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远和近既是一定的空间概念，又和具体的时间概念相连。部队运动距离远，花费时间长；运动距离近，花费时间短。然而，兵无地不强，地无兵不险。远和近一旦与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和实相结合，矛盾的双方就会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远而虚者，易进易行，机动快，费时少，成了实际上的近；近而实者，难进难行，机动慢，费时多，成了实际上的远。
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在设法阻碍和破坏对方的计划和行动。因此，任何军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作迂回运动，在敌人的思维判断中造成“折射”幻觉，而不能直来直去地行动，使对方一眼看清你的虚实企图。
（二）军争的利弊
孙子认识到军争有利和有害的两个方面，指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就是军争是有利的，也是有危险的，军争中不能只见“利”，不见“害”。孙子对当时军队强行军的特点作了具体的描述：如果全军携带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就不能先敌占领有利地域；如果舍弃全部军需物资去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那么后果就更坏。根据孙子的估算，如果强行军50公里，不仅三军将领会被俘，而且部队因疲乏劳顿、行列杂乱、不成阵形，只有十分之一的部队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如果强行军25公里去同敌人争利，前军就会受挫，只有一半的部队能到达。如果强行军15公里去争利，只有三分之二的部队能到达。不仅如此，由于全部军需物资的损失，势必造成部队不能坚持作战，甚至不能生存。
“举军而争利”与“委军而争利”都是危道，”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都非善策，那么，是不是不要去同敌人争先机之利呢？孙子显然不是这样的用意。他认为：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关键是要趋利避害，不能盲目地争，而要“悬权而动”，“知诸侯之谋”，“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还要善于“用乡导”等。
为了正确把握军争的利弊关系，孙子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军事原则：“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军锐气，等到敌军怠惰疲惫、士气沮丧时予以攻击。例如，公元前684年，齐国进攻鲁国，战于长勺。鲁庄公起初不侍齐军疲惫，就要擂鼓出战，被曹剑劝止，等到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时，曹判说可以反击了。于是，鲁国军队发起反击，打败了齐军。事后，鲁庄公问曹刿打败齐军的道理，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三）军争的原则和方法
孙子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争夺战机的指导原则。就是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要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要随情况而变。有利可夺时，行军速度“其疾如风”；无利可夺时，行军速度“其徐如林”。进攻时，“侵掠如火”；防御时，”不动如山”。荫蔽时如阴云蔽日，冲锋时如雷动风举。
军队在接敌过程中，重要的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指挥问题。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所谓“以分合为变”，其指挥信号是火鼓和旌旗。孙子在这里提到了夜战，他主张“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以变人耳目“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就是作战要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夜战正是春秋未年
出现的作战样式，例如前525年的吴楚长岸（今安徽当涂博望山）之战，吴军夜袭楚军获胜（《左传》昭公十六年）。又如前478年的吴越笠泽（今江苏吴江县北）之战，越军乘夜重创吴军。
孙子还看到精神因素的好坏、体力状况的强弱和作战部署的优劣，在战机问题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了“四治战法”；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就是争取有利的态势（包括士气、心理、体力，地形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具体方法就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再去打它；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体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自己的粮足食饱来对待敌人的粮尽人饥。不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雄厚的敌人。
在战机问题上，孙子提出了用兵应掌握的八条原则，也叫“用兵八戒”。即“高陵匆向，背丘勿逆，佯北勿队，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而且两次提到这是“用兵之法”，不可违背。这八法的后三法，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它提出了过于机械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