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⒂。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孙子说：凡是用兵的法则，主将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在“圮地”上不要驻止，在“衢地”上应结交诸侯，在“绝地”上不可停留，遇到“围地”要巧出奇谋，陷入“死地”就要殊死奋战。
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有的城邑不宜攻占，有的地方不宜争夺，不合乎上述“九变”的，即使是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
所以，将帅能通晓九变好处的，就懂得用兵了，将帅不通晓九变好处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也不能得地利。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虽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所以，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能使诸侯屈服的，是用诸侯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能役使诸候的，是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能使诸侯归附的，是用利益去引诱它。
所以用兵的法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严阵以待，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充足力量和办法。
将帅有五种致命弱点：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可能被敌诱杀；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而爱好名声，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侮辱而失去理智；溺爱民众，就可能被敌烦扰而陷于被动。这五点是将帅易犯的过失，是用兵的灾害。军队的覆灭、将帅的被杀，都是由于这五种致命弱点造成的，这是做将帅的人不可不充分注意的。
【点评】本篇主要论述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原则的问题，强调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提出了有备无患的备战思想。
（一）灵活运用原则
“九变”之“九”是实指还是虚指，历来注家有不同意见，这在注释中已有介绍和说明。
孙子认为，指挥作战要随机应变，反对墨守成规。贾林、王皙认为：自“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条就是“九变”的内容，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况（主要是地形）的机断处置。而“君命有所不受”是针对以上九条所作的结语，“虽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所以这一条“不在常变”之列中。
用汉墓竹书对照，看来贾林、王皙的看法是对的。竹书伏文说：“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这里虽然说君令不行是以“反此四变”为前提，也就是以“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为前提，不是说的“反此九变”为前提，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君命有所不受”不是如同前列九条独立作为“变法”提出的，而是以前列诸条为前提所作的结语。
由于军队越境千里，在异域（别的诸侯国）作战，地形复杂，情况多变，通讯联络不便，因此孙子才提出“九变”，为将争“权”。这一思想与他在《谋攻》中批评国君为患于军的三种情况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将帅争取社会地位，争取发挥才智的客观条件。
将帅“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对以上九条机断处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条件对战争的辅助之功；又可以给将帅提供施展韬略的机会，“得人之用”。“得地之利”与“得人之用”，孙子在这里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二）趋利避害，防患未然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是孙子在本篇中所表达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他要求将帅必须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在有利的形势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在不利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面，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想到不利的一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想到有利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对于敌人，要尽量造成和扩大敌人的困难，使其变利为害，变小害为大害。办法是：“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对于自己，则要防患于未然，有备无患，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不攻”上面，而要充分准备，使敌人无机可乘，无懈可击。
趋利避害，是决策者选择手段时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然而，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敌我力量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中相互制约，致使利害相杂，利害相连。例如进攻战斗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的重点把守之处；凡便于我接敌运动的路线，也常常是敌人的设伏布障区；凡便于我观察和发扬火力的地形，也是敌人注意防范之所在。相反，凡自然条件不利于我运动、冲击、发扬火力，则敌人也可能疏于戒备。所以，在局势未明之时，我应有从害中求利的设想，有应付两种可能的打算。
军事上的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以换取行动上的主动权；故意付出某些牺牲，以麻痹敌人；放弃眼前的局部小利益，以争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为利之举：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冒。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达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苟或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乘隙破敌，不久，曹操乌巢焚粮，一举打乱袁绍的阵脚。随后又乘胜反攻，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这是从己患认识敌患，持重待机，转患为利。
孙子关于有备无患的观点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现代国防科技之进步，即使是洲际导弹，也不过数十分钟就可射到数千公里外的目标，因此现代战争己无平时战时之分，故要随时提高警惕，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