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
太监本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个群体，但太监与厂卫联系起来，就成了一个没人敢看不起的群体了。
锦衣卫与东厂都有巡察缉捕的权力，锦衣卫更有北镇抚司掌管诏狱，这就使社会上的流氓恶棍艳羡不已。而厂卫人员为了得到消息，也需要这些人作为耳目。于是，那些流氓便花上几百两银子，找到锦衣卫东厂的头目，求得一张堂帖。有了一个身份证明，便是厂卫机构某一小单位的校尉了。可以名正言顺地侦缉了。比如，京城出了亡命之徒，或者大户人家出了叛主的恶奴，或者官员私下受贿，请托送礼，等等，都在他们的打探范围内。
魏忠贤得势，东厂的行市更是水涨船高。
哄得皇上高兴，还赐给东厂的刑官一种“过肩狮子服”。这种服装影视剧中有表现，衣型为上衣两肩突出，也称狮子补服。凡是锦衣卫的千户百户也都穿此衣。
东厂的掌帖，也是显赫吓人，远望如监察御史。一些东厂服役的爪牙，即使有些身份的人也不在他们眼里。
东厂中每一伙人都有首领，俗称“档头儿”。这些档头儿更是骑乘壮马高骡，有人前导，身背蓝布包，招摇过市，路人见了都说：“这是东厂某某太爷。明代北京“太爷”这一称呼，下至乞丐也都用，据说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明代的特务网络密布，远不止锦衣卫、东厂这些正牌，遍布各地的镇守、监军、矿监、税监、织造，都属于特务系列，各自负有侦缉告密的责任。到了清代，江宁织造曹寅，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有向皇帝密折专奏的特权，实际也是前朝厂卫的性质。
但此时的天启五年，还是厂卫盛极一时、无敌天下的时刻。
斥退了大批官员后，魏忠贤更下狠手。
下狠手的主力便是五虎。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五个人的职务：
田尔耕，掌管锦衣卫诏狱；
许显纯，掌管锦衣卫北镇抚司；
崔应元，锦衣卫指挥；
杨寰，锦衣卫北镇抚司理刑官，田尔耕的心腹；
孙云鹤，东厂的理刑官。
这五人都属杀人恶魔的级别。
都杀谁呢？不用魏忠贤说话，自有人操心。五虎之首，认了魏忠贤当干爹的崔呈秀及时呈上一本《同志录》，其中的入选者有三百多人，大多是东林党人。又呈上一本《天鉴录》，里面入选的都是非东林党人。提拔谁，迫害谁全要参考这两本册子。魏忠贤一高兴，就将崔呈秀擢升为工部右侍郎，由处级直升副部级。
佥都御史王绍徽不甘落后，也编了一本《点将录》。为了让文化水平不高的魏忠贤看了有趣，他就把《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安在要陷害的官员头上，比如：
托塔天王户部尚书李三才；
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
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等等。
魏忠贤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夸王绍徽匠心独到。更禁不住拿去给皇上朱由校看。谁想这个大工匠干木匠活在行，却对《水浒传》不熟，问魏忠贤：“这个托塔天王是什么意思？”
魏忠贤道：“托塔天王叫晁盖，力大无比，能把一个塔从一处挪到另一处。”
朱由校也是个二，听了以后，鼓掌叫道：“这人是勇士啊！好！”
魏忠贤一听，这也太不对味儿了。赶紧把这本册子收起来，从此不在皇上面前露了。
由于《桃花扇》这部作品，阮大铖比起其他人，更为普通人熟知。那时的阮大铖，为讨好魏忠贤，也编了一本《百官图》，献给魏忠贤，并且指明，哪个人应该先整，哪个人应该后办。哪个人可以直接了当地收拾；哪个人应该从旁牵连。这个魏公公的干儿子真是一个搞黑名单的能手。
就是这个阮大铖，在清朝入主北京，南明王朝还在挣扎的时候，他在朝中依然与魏忠贤的余党马士英狼狈为奸，排挤主张抗战的史可法等人。这还不算，等到清军追剿南明残余，阮大铖看到大势已去，又转身向大清朝献媚称臣。更以老迈之躯，颠簸军旅，猝死道中。大约是小心脏实在撑不住了。这当然是后话。
为了博得主子欢心，整名单的可不止这几位。有些册子今天已不可考究是哪位高人的手笔。如，有一份《东林朋党录》，内有两个名单，一个列赵南星等九十四人，一个列东林胁从顾秉谦等五十三人。每个人名下除了部门籍贯外，还有座主即老师的姓名。那时的士大夫最讲究出自谁的门下，这是师生之谊，往往结成朋党。这大概是准备株连或调查背景的。另外每人姓名之下都用小字注出“已处”，“重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等等，注得非常详细，这大约是魏忠贤手头用的名单，随时登记注明，以备遗忘的。无论是在位的，还是回了家的，一个都不能放过。
案头的工作做好了，那就开干吧！
天启五年初，御史梁梦环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上疏再提已回家的汪文言的罪，罪名是与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勾结。这些人多是御史，目的就是让汪文言指证，说他们与熊延弼有见不得人的受贿关系。
话要从天启初年说起。当时在东北前线防御后金的将领，是辽东经略熊延弼和巡抚王化贞。熊延弼作为大军统帅，认为明军的策略应该是御敌于山海关外，并为此建立军事据点。而王化贞却认为只能依靠山海关来据守，两人的意见明显分歧。
按说熊延弼是一把手，他的意见应该得到贯彻执行。但是他却没有军事实权。因为王化贞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大部分军队被他实际拥有。
天启二年正月，已经占领了沈阳的努尔哈赤又率领五万人马进攻西平。王化贞雄心勃勃，派心腹骁将孙德功为前锋前往救援，不料，这个孙前锋早就有投降后金的心。两军对垒，没怎么交手，他就带领人马败逃。败军逃到广宁，说后金兵已经到了城下。此时，风声鹤唳，全城崩溃，忽啦啦再逃。王巡抚化贞在部将的簇拥下，仓皇逃到闾阳驿，在这儿遇到了熊延弼。
王化贞向熊延弼哭诉，一个堂堂的巡抚，倒也不嫌丢人。熊延弼这回可有话说了，讥笑道：“你不是说，只要六万军队便可一举收复辽阳吗？怎么，现在连广宁也丢了？”
王化贞羞愧万分，与熊延弼商议守住宁远的计策。熊延弼说：“太晚了，眼下只有保护老百姓退入山海关。”于是，熊延弼将所率的五千部队交给王化贞，掩护撤退，二人一起退入山海关。
两个败军之将，一个多月后双双被逮捕，再过两个月，熊延弼先被砍了脑袋。
整死杨涟和那些想要自己命的人，是魏忠贤坚定的目标。他本想用别的借口下手，但大理寺少卿徐大化说，其他的借口只是观点的问题，熊延弼反正已经死了，说杨涟等人受熊的贿，这个罪名实在。
到底是高法副院长主意高！魏忠贤大为赞许。
矫旨一下，锦衣卫的缇骑立即飞至汪文言的老家，将其抓到京城。天启五年三月五日，汪文言到了京城，连弯儿都没拐，直接就关进了诏狱。诬陷的口供得从这里出。
锦衣卫的诏狱，绝对可与地狱叫板。阴森恐怖，手段残酷，法律的阳光永远照不到这里。害人的手段却无所不备。可以说出名目的就有不少，如械、镣、棍（夹棍，普通棍子不值提起）。大枷、立枷（带枷站立）、剥皮、抽肠、断脊、堕指、刺心……等等。当然还有我们说过的全刑。进了这里，领教这些刑法，任你是铁打的筋骨，也要支离散乱，委顿于地。想活着出去，只能是幻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本书，《刘太医谈养生》，这是明朝刘姓太医后人所写。书中介绍，他的祖上曾用诏狱中的犯人做药方试验。如大冬天的，先让犯人都到室外，不冻得发烧别回来。等到都发烧了，把人分成两组，分别用不同药方，熬成汤药让犯人喝，以比较筛选最佳方剂。之所以用这些人做试验，是因为他们多半是活不成的人，试验死了，也就死了。这办法虽然不仁道，但药方筛选好了，惠及后人，那些犯人倒也没白死。
诏狱中的房间特别建设，墙壁极厚，犯人受刑惨叫，外面一点也听不到。外面的吱吱喳喳欢叫的小鸟，若能听到室内的呼号，恐怕也会吓得失声。屋内的光线极其昏暗，即使白天，也难以辨认室内不远处的东西。到了严寒季节，室内又不给生火，如同冰窟一般。到了夏天，闷如蒸笼，犯人几种刑具加身，难以活动。到了夜晚，狱内的老鼠便出来了，这些老鼠不仅吃素，还吃犯人身上的肉，犯人往往被咬得遍体流血，有的甚至脚趾都被咬去。其惨如此。据说，有一个叫孟昭的刑官，因为来到狱中，看到犯人被咬得惨不忍睹，居然也动了怜悯之心，找来几只猫，放进狱室，鼠患这才减轻了一些。
试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犯人的健康岂能好得了，他们大都得了各种疾病。病了，你只能怪命不好，这里边没人给你治疗。有钱、有关系的犯人，还可以让家属重重贿赂狱卒，偷偷地带一点药进来。至于那些家道贫寒或已被敲诈得倾家荡产的犯人，便只能忍受疾病的折磨，没死算你命大，死了便是活该。
犯人入狱，亲属是不允许会见的。只有犯人在这里被拷问的时候，审刑官开恩，才允许亲属跪在堂下一丈多远的地方看一眼。要想讲几句话，只能高声问答，小声嘀咕，那就干脆闭嘴别说了。而且，还不能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土语，不许说跟案情有关的事。享受如此的待遇，许多犯人在入狱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少数侥幸不死的，案子迟迟不能了结，便被无期限地押在狱中。
曾经有一位知府，上疏言事得罪了皇上，皇上想收拾他，便给他加了一个酷吏的罪名，命锦衣卫将他逮进诏狱，酷刑用遍，问成死罪。当时内阁的大臣知道他是冤枉的，便想法设法，说通司法部门，连年都要求暂缓处决，以便争取时间解救他。可谁想到，这一缓，两缓，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位官员仍然没有获释。三十多年的监禁，其人已被折磨得耳聋、眼瞎，四肢瘫痪，满身疮疡，仅凭有口气，还算个活人。
到了天启年间，诏狱里抓进的人犯太多，地方不够，又扩建。
被抓到诏狱的汪文言，非一般人犯。北镇抚司掌门许显纯，乃是五虎排名第二，手段残忍。自打汪文言入狱，许显纯便放出手段，大施酷刑，汪文言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但，许显纯没料到，这位书生颇有江湖的豪气，面对许显纯的逼供，他大叫道：“这世间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是杨涟的字。汪文言就是不肯按许显纯的意图，诬杨涟受了熊延弼的贿。
许显纯又逼迫汪文言诬陷左光斗受贿，汪文言奋力撑起伤痕累累的身躯，瞪圆双眼，猛地扑向书案后的许显纯，带血大呼：“你想让我污蔑清廉之士，死也不能！”说完，便昏倒在地。
面对硬骨铮铮的汪文言，许显纯无计可施。可如果拿不到汪文言的诬指的口供，就无法顺利地实施下一步：逮捕杨涟等人！要是迟迟完不成任务，魏忠贤那儿就没法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