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爷爷。”
“喂喂，是我，我是小恭。”
“要是你能听到我说话，就回答一声⋯⋯”
那天晚上，我在病房待到午夜时分，耗尽了对讲机里的电池。没有回应。不，有回应，一定有，只是我无法听到。
实验失败了。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可是这很正常，不是吗，仅仅是第一次。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发明，都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才会成功。我这样安慰自己，但还是有点沮丧。
问题出在收音机上。我认定是因为它不够好，才无法接收到爷爷的回答。它太老了，只能勉强听几个本地电台，连邻近城市的都收不到，更何况是灵魂的声音呢？我需要一台更先进、更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非常微弱的电磁波。
消沉了几日，我重新打起精神，出门去找收音机。收废品的人说，现在都用音响了，谁还用那玩意儿，很多人家里原来有，但早就卖的卖，扔的扔。他建议我去旧货市场找一找。
星期天的早晨，我坐上11路公共汽车，在终点站下车。那里是城市的最西边，有一座巨大的农贸市场。旧货市场蜷缩在东北角，很小的一个。我把所有摊位仔仔细细地逛了一遍，的确找到了几台收音机。可它们都和317病房里的那台差不多。简陋、破旧，并且弥漫着一股老东西所特有的气味，受潮的、时间的气味。那令我感到厌恶。因为它们让我想起妈妈，想起那些美丽的脏衣服。
可是，当我拿起那台德国产的二手收音机的时候，完全没有闻到那股恼人的气味。远远地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非同一般。我朝着那个拐角里的摊位走过去，眼睛紧紧地盯着它，一刻也不肯移开，生怕它会忽然在视线里消失。它也很旧了，可是旧得很有尊严。像一个穿着熨帖西装的年老绅士，精神奕奕的。略微扁长的外形，在细小的螺丝孔和声罩网上找不到一丝灰尘，接收信号的伸缩铁杆一点也没有生锈，茶色的塑料壳上，氲着一层柔和的光釉。上方和两侧有许多不知道什么用处的按键和旋钮，右下角是一行细小的白色字母，已经磨损得无法看清，就算懂德语的人恐怕也念不出来。不过这反倒增添它的神秘感。说不定是什么人留下的秘密暗号。就是它！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只是电路有一点小故障，摊主向我保证，等到修好以后，连朝鲜的电台都能听到。他说这台收音机是二十多年前从某个资本家家里抄来的，在他的摊位上算是最值钱的东西，一直都没舍得卖。
我在市场里转悠了一圈，回到他的摊位上，又拿起那台收音机仔细地端详。他叼着蔫黄的烟蒂，眯起眼睛看着我。
“四百块，要是你出四百块，它就归你了。”
我咧嘴笑了笑，转身走了。在商场里，新的收音机才只要两百多块，国产的，看起来也不错，可是实在无法和那台德国收音机相比。倒不是说功能或者质量，主要是它们太普通了，随处可见，毫不费力就能得到。那么伟大的灵魂对讲机，它的内部怎么可能是一台随随便便就能买到的收音机呢？
从此，那台德国产的收音机成了我的心魔。每天早晨一睁眼，它就浮现在面前。从小到大，我还没有对哪件东西有那么强烈的渴望。可是到哪里去找四百块钱呢？指望从奶奶和姑姑那里要点零用钱，凑够这个数目，恐怕要好几年。问别人借吗？我的朋友都和我一样穷。你可能是最富有的一个，虽然平时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不过大家都知道，你爸爸在北京赚了好多外汇，据说能装满一卡车。既然你说他那么爱你，一定也会给你很多吧。不过我是不会向你开口的。要是问你借了钱，等到发明成功了，你一定很得意。这件事就变成了你的功劳。
那么还能问谁借呢？我想到了那个红鼻子的图书管理员。
“这么说，你是在搞发明？”午后寂静的图书馆里，他大声喊道。我慌张地环顾左右，好在周围并没有什么人。他看起来很激动，眼睛里充斥着血丝，那只硕大的鼻子显得更红了。
“这样做是对的！”他说，“一定要自己学习，千万别相信老师，书本上的东西根本没有用。”
“嗯⋯⋯”我点头。
“我很想帮你，可是为了出国，我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他想到伤心事，有些委顿，隔了一会儿才振作起来，“国家专利局！你写一封信去讲讲你的计划，没准他们会感兴趣。”
“我等不了那么久。”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小朋友。”他说，“要是你真能听进去我的话——就把手头的发明放一放，先想办法出国吧。在这个国家你发明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它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不想出国。”我说，“我哪儿都不去。”
从图书馆走出来，已经接近黄昏。起风了，天空中翻卷着枯黄的叶子。太阳还赖在地平线不走，像一个苟延残喘的独裁者，指挥着已经溃不成军的阳光。
操场上都是人，好像有一场比赛，远处传来篮球击打地面的声响。砰。砰。砰。几秒钟之后，涌起一片欢呼声。他们多么高兴啊，为了一场比赛的胜利，或者仅仅是个漂亮的三分球。我很羡慕他们，能活在一种简单的快乐里。就像大斌和子峰可能正对着电视屏幕，紧握游戏手柄，驱动着那个大鼻子的小人顶蘑菇吃金币。自从大斌家买了一台“小霸王”游戏机，他们两个人就沉浸在超级玛丽里无法自拔。我多次拒绝了他们的邀请，觉得那么浪费时间很可耻。恐怕再也回不到大斌子峰当中去了，我们的人生已经分道扬镳。这种感觉很苦涩，可它令我觉得很骄傲。
当然啦，你和他们本来就不一样，心里有个声音说。
借不到钱，难道去偷吗？我确实认真考虑了一下。从前在菜市场，亲眼见到过一个偷钱包的男孩给抓住了，被人反绞住手臂，头上的毛线帽子也扯下来了。旁边围了好多人，冲着他指指点点。有个老太太说，丢人喏，叫你爸妈怎么抬起头做人。她那种厌恶的眼神烙刻在我的脑海中。我要做的是拯救我的家族，不能使它蒙受耻辱。
连最后一条路也被堵上了。我内心十分幻灭。看来，除非奇迹发生，上帝显灵，不然那个伟大的发明只能沦为一场空想了⋯⋯上帝？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蓦地从床上坐起来：南院旁边的教堂⋯⋯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在漏着天光的彩色玻璃窗户底下，牧师温柔地看着我：“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我，知道吗？无论什么时候。”
这几年，他一直兑现着自己的诺言，每年生日都会送一件我想要的东西。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礼物是一套飞机模型。不过，我可以透支明年的礼物。
我去教堂的时候，牧师正站在台子上，动情地诵读《圣经》里的段落。然后他让大家闭上眼睛，祈祷的时间到了。有人在哭，有人在发抖，有人蹲下身子紧紧地抱住了自己。他们开始喃喃地和上帝讲话。大家看起来似乎都很着急，语速飞快，不喘气，不停歇，生怕再晚一点，降临的上帝就要飞走了，他的耳朵将会像机舱门一样关闭。我也赶紧闭上眼睛，默念了一遍我的愿望。他会听到的，我相信自己比他们所有人都虔诚。
弥撒完毕，信徒陆续从圆拱门里走出来，眼角带着未干的眼泪。牧师来到院子中间，立刻被他们围住了。几个女人争先恐后地诉说着自己的烦恼，“我一连十几天都失眠”，“最近我总是梦见死去的母亲”，“我儿子明年夏天高考，我现在一天祈祷几次合适”⋯⋯我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牧师耐心地向她们讲解。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她们逐个离去。牧师舒了一口气，正要往教堂走的时候，发现了站在墙根底下的我。
“你好啊，小兄弟。”他说。他们管所有的人都叫兄弟或者姐妹。
“那套飞机模型很棒，我拿它去参加航模比赛，还得了一个奖。”我撒起谎来毫不费力。
“是吗？你可有阵子没来了。”
“功课很忙⋯⋯”我心虚地说。上次他把模型交给我的时候，我曾答应他会好好学习，每周都到教堂来。两件事我哪一件也没有做到。
“以后有空要多过来。知道吗？”他收起疲倦的微笑，对我挥了挥手，迈开脚向礼堂里面走。
“等一下——”我说。
他站住了，又露出训练有素的微笑。。
“您能给我四百块吗？”我故作轻松地说，“就当是明年的生日礼物了。”
他眯起眼睛看着我，“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抿着嘴唇不说话。
“告诉我。” 他严肃地说。
“去干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什么呢？”
“我不想撒个谎来骗您。您说过上帝教导我们要诚实，对吗？”我很庆幸自己及时搬出了上帝。
“是的。我们要诚实，无论什么时候，”他点点头，“可是坦诚也很重要。你告诉我到底要拿那些钱去干什么。”
“那是⋯⋯那是个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
“没错。不过你可以放心讲出来。很多孩子都这么做，来这里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他们很信任我，知道我不会跟别人说。孩子，告诉我。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他摸摸我的头。
“我没有犯错。”
“把别人打伤了？还是⋯⋯毁坏了什么贵重物品？”他试探着问，“要不就是偷了东西？没关系的，讲出来吧。”他的眼睛闪着贪婪的光，好像我的罪是一箱必须攫出来的金子。
“我不能说，”我摇了摇头，“不过我向您保证，我拿这些钱是要去做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没错。我可以发誓，我绝对没有犯错误。”我说。
他盯着我的脸，终于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一时间他好像有点失望，眼睛里的光都消失了。我忽然意识到牧师是一个和医生差不多的职业，要是所有病人都死光，医生就失业了；要是找不到罪人，牧师也会感到很恐慌。为了缓解失业的压力，他们才会不断地强调，世人都有罪，就像你要是去医院看病，他们总能找到点问题，开出一张药方。不过上帝到底是怎么想的，他造了人，声称每个人都有罪，难道只是为了给牧师找点事情做吗？
“那好吧。”他迈开一只脚，做出马上要离开的样子，我以为没戏了，可是他说，“我现在不能答复你，得考虑一下。”
“谢谢。”我连忙说，“那我过几天再过来？”
“不用。等我考虑好了会去找你。我知道你在几年级几班。”
他不等我再开口，就转身走了。我没有再追，望着他微驼的背影消失在礼堂的大门里。牧师可真神，连我在哪个班级都知道。会不会是敷衍我？似乎又不像。他看起来有些沉重，好像有一道棘手的难题要解决。可是这点钱对他根本不算什么啊，每个礼拜教堂都会有一场募捐。那只蓝丝绒的口袋在信徒的手中传递，过一会儿就变得鼓鼓囊囊。他随便从里面拿一些就够了，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妥。与其用那些钱给教堂的门多刷一遍油漆，为清扫院子的人换几把新扫帚，还不如让我去买回那只收音机。灵魂对讲机的计划难道不够伟大吗？难道不值得人们为之付出一点什么吗？
我满怀期待地等了一个星期。他没有来。我开始担心他忘了我的班级，后悔当时没有再说一遍。可是只要来学校问问，老师也会告诉他吧？礼拜天的早晨，我又去了教堂。唱诗的时候，牧师的目光不安地扫过座位，来到最后一排，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停顿了一下，目光弹开了。弥撒结束之后，他照旧被很多人围住。我就又在一旁等着。一只站在院墙上的喜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看到喜鹊会交好运，于是我增加了几分信心。一回头发现牧师不见了。确切地说，溜走了。因为很多人站在院子当中，都在找他。
很显然，他是在躲我。没想到他那么懦弱。我决定留下来等。他不出来见我，我绝对不会走。其他的人显然没有那么执着，在寒风中等了一会儿，就陆续离开了。院子里变得很静，喜鹊早就飞走了，围墙看起来更高了。一个肥胖的女人从礼堂里摇摇摆摆走出来，让我快点走，说教堂要锁门了。我说我不走，除非牧师出来见我。她想把我拎起来丢出去，可是被我躲开了。我跑得飞快，她抓不住。追着我在院子里绕了三圈之后，她终于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管了，你就待在这里饿死吧。”
“你跟牧师说，不见到他我绝对不走！”我说。
她走出了大门，外面传来锁头的响声。
我捡起地上的树叶，掐下脉茎，自己和自己玩了一会儿“拔老根”的游戏。又把碎砖头搬到一块儿，一层层垒得很高，然后猛然出掌把它们推倒，假装自己有绝世武功。过了一会儿玩累了，我靠着墙坐下来，叠着两只手，让墙上的影子做出飞鸟和鸭嘴的造型。
“你好啊，程恭。”鸭嘴瓮声瓮气地说。
“你好。”我回答。
“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鸭嘴说。
“不知道。”
“我饿了。”鸭嘴说。
“我也是。”我有气无力地响应。
“我真想去河里捉几条胖鱼吃。”
“最好煎一煎，抹点儿盐。”我在不停地咽吐沫。
“是吗，那样更好吃？”
“嗯，鱼皮炸得很酥，用筷子一戳，油就冒出来了⋯⋯”
“要是一直没人来，我们会在这里饿死吗？”鸭嘴问。
“不会的，他们不敢，他们都是信上帝的，害怕受惩罚⋯⋯”
我停住了，垂下双手。自己和自己说话实在有些无聊。我躺下来，想让自己睡一会儿。可是金灿灿的煎鱼不断在眼前晃，肚子咕噜噜直叫。会不会真的饿死在这里啊⋯⋯我有些害怕起来。也许他们把我忘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人来。我悲壮地想象着下个星期天人们来做礼拜的时候，在墙角发现了我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几只蛆虫忙忙碌碌地钻进我塌陷的眼眶。另外几只则从没有合拢的嘴巴里爬出来。他们会怎么处置我？扔到死人塔？也好，等你们再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再见啦，李佳栖。我在心里演练了一下与你道别的情景。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竟然觉得很熟悉，好像它早就悬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像块掀起来的墙皮，轻轻一触就掉下来。那种感觉很古怪，有些不祥。与你告别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上帝早就写好了这样的剧情，锁进了某只抽屉。而我只是不小心提前打开了它⋯⋯我打了个寒战，从地上坐了起来，甩了甩头，让自己抛开那些可怕的念头。这个时候才发觉头顶的太阳早就移走了。转眼到了傍晚，天光迅速暗下来，风变得很大，激烈地摇动着树枝。我穿着满是网眼的校服，缩在墙根底下瑟瑟发抖。
再见啦，佳栖。这句话盘旋在脑际，怎么也挥赶不去。会是在怎样的情景下讲出这样一句话来的呢？我无法想象。除了死亡，还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呢。你是否也这样想呢，对此我好像有点没把握了。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自从开始研究灵魂对讲机之后，就和你疏远了。也不单是你，我和整个世界都疏远了。那个庞大的秘密将我隔绝起来。我背负着重振家族的责任，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独自前行。不知道要这样走多远。这条隧道有没有尽头？我好像被永远留在黑暗里了。我害怕起来，也许你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比如灵魂⋯⋯想到这两个字，后背一阵发冷。我站在暮色四合的院子当中，忽然非常想你。想马上见到你，确定你没有任何改变。这样想着，那股执拗的志气就完全泄掉了，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几面临街的墙都太高了。就算能垒起石头爬到上面，跳到外面恐怕也要摔伤。借着残余的一点晖光，我沿教堂旁边一条狭细的、布满枯草的过道绕到它的背后。那里有一座矮墙。不过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但是依稀能闻到一点飘过来的炊烟，夹带着葱蒜的香气。空空的胃袋一阵收缩，我饿得简直要发抖。另一边肯定有人住，我决定先翻墙过去再说。我摇摇晃晃地踩着垒高的石头，爬到墙沿上。那边是个四合院。几扇窗户都拉上了窗帘，看不到里面，只是知道点了灯，应该有人在。我踩着豁残的砖瓦，小心翼翼地移动到屋檐的边沿纵身一跃，跳到院子里。脚崴了一下，不是太严重。但是落地的动静很大，屋子里的人肯定能听到。我蹲在原地等了一会儿，竟然没有人出来。我靠近东侧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从没有拉严的窗帘缝朝屋子里张望。先前在院子里追我的那个胖女人伏在桌上睡着了。旁边放着硬壳笔记本和一本摊开的《圣经》。从她嘴巴里呼出的热气掀动着书页。那个房间极小，角落里摆着一张单人床，大概只有她一个人住。我挪到门边，试着推了推。门没有锁，吱嘎一声打开了。我踮着脚走近胖女人。她打着呼噜，庞大的身体一起一伏，散发出滚滚热量，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暖烘烘的。我拿起放在笔记本上的钢笔，在打开的《圣经》那一页上，用力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号。
回到院子里，我沿着墙根走了半圈，在角落里找到一扇对开的木头门。从那儿就能出去了。我托着又粗又沉的门闩，一点点向外拉，当心不发出任何声响。这时，身后有间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嚷声。
“你疯了吗！”她说，“我看你是脑子有病了！”
是南边的屋子。我走过去。窗帘拉得很严实，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是先帮绘云垫上⋯⋯现在她在家里养病，我上门去要钱合适吗？”我听出那是牧师的声音。
“那就等她病好了，让那小孩过些时候再来。”
“你不懂，我要是不快点给他，他可能就会去偷去抢⋯⋯”牧师说，“那孩子离犯罪就只差一步了。”
“那就趁早跟他说实话。告诉他礼物都是徐绘云买的。现在她病了，没法再给。”
“不行。我答应过绘云，绝对不让那孩子知道。”
“你们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事？”
“以前不是说过吗，她和那孩子家的一些⋯⋯好多年了一直放不下，看见那孩子过得不好，老觉得和自己有关⋯⋯她为这事专门来忏悔过，”牧师把声音压低了一点，“据说是把一个人弄成植物人了⋯⋯唉，‘文革’当中的事，谁说得清楚啊，何况那也是她丈夫⋯⋯”
“李冀生？”女人问。
听到你爷爷的名字，我打了个寒噤。
“那你就去找李冀生，让他出这笔钱。”
“不行。他不知道徐绘云给那孩子买东西的事。”
“为什么呢，不是他犯下的错吗？”
⋯⋯
“那人才不认罪呢。自己不相信主，也不让徐绘云信。要是现在我去找徐绘云，估计也会被赶出来⋯⋯”
我一路跑回家，来不及放下书包，就冲进厨房，将一碗剩下的冷炒饭扒进嘴里。然后又吃了两根香肠、几块变硬的鸡蛋糕，还有一小袋不知道多久以前别人送给姑姑的喜糖。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被我吃完了。我一直吃，吃得很快，好让自己没法想事情。然后我把自己关进厕所洗澡。我一直开着莲蓬头，用哗哗的水声抑制自己思考。我躺下来，用枕头蒙着脸，直到睡着了也不拿下来。我必须紧紧地压住头，才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
那个冬天的雾总是很大。清晨推开窗户，眼前灰蒙蒙一片，世界像一台出了故障的电视机。雾把一切都变成了灰色。屋顶、街道、电线，还有飞来飞去的鸽子，好像都在为谁服丧。雾和其他天气不一样，我一直觉得，不像雨和雪那样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带着一种遥远的香气，很洁净。雾是一种城市分泌物，一种人间尘垢。一九九三年，这座工业城市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泉水全都干涸，护城河臭不可闻，发电厂的大肚子烟囱喷着浓烟，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吊车把沙石运到天上，烟尘纷纷落下。末日可能就要到了吧，我总是忍不住想。
从教堂回来的第二天，牧师就到学校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楼梯拐角，神情严肃地将一个信封交到我手上。里面是四百块钱。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他老婆的，又或者是从别处借来的。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抱歉，那么晚才来。”他说。
应该说是太早了。真相来得太早了，来得如此轻易，我甚至不必为了得到它而做任何努力。它的到来终结了我所有激情澎湃的构想。如同一个穿上铠甲、拿起兵器打算打一场恶仗的士兵，在走上战场的前一刻被告知战争结束了。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幸运啊。可我宁可做一个“战死”的人。经历千百次实验，为了“灵魂对讲机”耗尽心力，最终一无所获，永远都没法知道真相。那样该有多好啊。
“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来教堂做礼拜，知不知道？”牧师提出条件。
他那张漾满慈悲的脸有点滑稽。难道他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拯救我吗？我看着他，很想开口说点什么。说点让他感到害怕的话，冒犯他，或者冒犯一下他的上帝，然后拂手打落他手上的信封，转身离去。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接过了那个信封。这不是恩惠，而是一种罪证。哪怕无法用来指证他们，我也想把它握在手中。他走了之后，我在走廊里又站了一会儿，直到上课铃响完第二遍才进了教室。我走回座位，看了你一眼。一个惊天的秘密。你却毫不知情，还在百无聊赖地翻看一本漫画书。
那个下午，我的手一次次滑下去，按住那个信封。有东西突突突地撞击着我的手心。秘密如一头困兽在里面乱窜，寻找出口。只有我知道它在那里。只有我知道它的杀伤力。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好像马上就要按不住了，下一秒，下一秒它就会从里面冲出来。手开始发抖，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我抑住惊慌，偷偷望着坐在斜前方的你。你看书，打瞌睡，解开松了的辫子重新绑，把毛衣袖子上的毛球一粒粒摘掉。我坐在你的身旁，手肘蹭着你的手肘，呼吸着你呼出的空气，忽然感到非常孤独。世界好像翻转了。从前只有你在，我才不会感到孤独。而现在你却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和从前被同学们奚落的、被妈妈丢下时所体会到的不同。从前的那些或许应该叫作“孤单”吧。而现在是一种深不见底、致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孤独。在心里嘶喊着却无法发出声音，所有的表达都在空气中消失。如同被封冻在一个巨大的冰块里，一种彻底的隔绝。可是我没有挣扎，也没有试图逃离。我必须待在这孤独里，哪儿也不能去。因为如果想要摆脱它，就必须和你分开。我应该开始恨你了吗？这一场庞大的家族仇恨，如同巨大而致密的网，把我们两家人全部罩在底下。谁也别想逃脱。
你爷爷。我的头脑里不断浮现出他的样子。走起路来僵直的上半身。瘦窄的脸布满深奥的皱纹，深潭一般寒冷、从来没有笑意的眼睛。这些年那双眼睛一直在暗处注视着我们一家人。看我们多么投入地过着这拜他所赐的卑贱的、狼狈不堪的生活。他肯定躲在那张严肃的脸后面大笑不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我爷爷直接杀死而要往他的脑壳里一根钉子？是觉得那样结束得太快不够尽兴，所以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方式来延长这场戏耍的时间吗？这场滑稽的大戏看了近三十年，还没有看够吗？是什么让他能够那么心安理得，一点也不感到愧疚？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而你奶奶知道一切，她表现出的善良只是为了掩饰丈夫的罪过。没错，她感到愧疚，还去牧师那里忏悔。可这些不过是做给上帝看的罢了。她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丝毫的愧疚，也没有一丁点怜悯，而只是像遇到瘟疫似的飞快躲闪。我一直都记得她看着我的那种嫌恶的眼神。她说我的心里有脏东西，禁止你和我一起玩，生怕我会把你带坏。这些年，她悄悄送给我礼物，只是为了让我过得不至于太惨，这样我就不会去偷去抢，去犯罪。她所害怕的恐怕不是我犯罪，而是我会报仇。
那个浓汤似的梦我还记得。蓝色的篝火。透明的人。叠放在我肩膀上的手。我不可能忘记。只是先前的仇恨很抽象，是一股没有具体方向的蛮力。随后它化作了发明灵魂对讲机的热情，变得浪漫飞扬，成了一个让孩子全情投入的游戏。我甚至有些喜欢这仇恨了，它让我的生活不再无聊和缺乏意义。要是能一直那样该多好。可是从知道凶手是谁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不同了。仇恨开始散发出鲜血的气味，露出尖利的牙齿。它不断揪扯我的神经：
“现在，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可以去报仇了。”
一连好几个晚上我无法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感觉浑身燥热，只好贴在墙上，盯着一抹夏天时拍死的蚊子留下的血迹。姑姑在下铺翻身、磨牙和打鼾，那些细碎安宁的声音折磨着我。我很想叫醒她问一问，要是你知道另一个凶手是谁会怎么做。可是我没法问。她一定会怀疑我知道了什么。我不能把秘密告诉她。虽然我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却还是紧紧地把它攥在掌心里，不肯松开手。占有这个秘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隐约意识到，这仇恨是我一个人的事，有些事等着我去完成。我应该有所行动。可是到底怎么行动却毫无头绪。不管怎样，我必须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不停地折磨着我。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其实又在竭力维系着某种表面上的安宁，对你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流露出一丝异样的情绪。每天傍晚和你分别之后，我一个人往家走，想到这一天终于又在平淡中落下了帷幕，心里就会感到松了一口气。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对自己说，贪婪地享受着那一刻的静谧。
事实上，就算是我流露出异样，你大概也不会发觉。因为你正沉浸在你自己的心事里，整日锁着眉头，咬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肯说。连一向迟钝的大斌也察觉了，他很有把握地说，一定是你妈妈要结婚了的缘故。自从上次你跟她还有那个她要嫁的男人出去玩回来，就变得心事重重，他猜你肯定不喜欢那个男人。你当然不会喜欢他，在你心里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取代你爸爸？可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婚礼就安排在下个月。你会被打扮得花团锦簇，推到前面去和新郎新娘合影，或许还要在他们的强迫下，屈辱地喊那个男人一声“爸爸”。你是在为这件事而烦心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呢？也许你还有别的秘密。很早就有了，早到你开始谈起灵魂的时候。或许还要更早，我不记得了，总之等我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和从前不大一样了，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困扰你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没有精力去探究了。我完全浸没在我的秘密里，渐渐下沉，已经听不到四周的声音了。
表面上，一切的确都像从前一样。那些灰蒙蒙的早晨，我照旧站在路口等你。你出现了，默默走到我身边，然后我们一起朝学校走去。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大雾的存在，世界就像一个苍白的结核病人。我们连自己的脚也看不到，都变成了无脚的鬼，吊在半空中。视野里只有一块白色大幕，离得很近了，房屋和树木才幽灵一般跳出来，让人心里一惊。空气里弥漫着焚烧叶子的气味，清扫街道的女人正把干枯的树叶聚拢到一起，能听到哗啦哗啦的声响。我们肩并肩静静地走着，谁都不说话，好像就算说出来，对方也听不到。那么大的雾阻隔在中间，每个人都像是扣在一只玻璃罩子里。我们就在玻璃罩子底下各自想着心事，思绪如同余残的火苗，在稀薄的氧气里燃烧。
是秘密，先于我们存在的秘密离间着我们的感情。如同某种兽类，我们靠捕获秘密而生。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因为一件猎物而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很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个冬天，眼前就会出现我们并排走在大雾里的画面。沉厚的、灰丧的雾，没有尽头。或许那就是最真实的童年写照。我们走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驱着双脚茫然前行，完全看不清前面的路，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
星期天的早晨，我又去了旧货市场。拐角的摊位搬空了，连陈列东西的桌子也不见了。我向旁边的摊主打听，他说那人不干了，欠了好多租金还不上，躲起来了。我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摊主翻了个白眼，要是能找着，还叫躲起来吗？
我揣着四百块钱离开了市场。看来灵魂对讲机注定无法被发明出来。也许这场狂想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我知道另外那个凶手是谁。要是真的能跟爷爷通话，他最想告诉我的肯定也是这个真相。回想一下，很多年前在那些炎热的梦境里，他一遍又一遍教给我打枪，就是想让我替他报仇吧。可惜我一直不明白他的用意，蹉跎了那么多年。可是明白了，就有用吗？一想到复仇，我又变得沉重起来。
到了星期一，下午上课之前，传达室的老伯来班里找你。你匆匆忙忙地跟着他走了，直到放学都没有再回来。这样的事从未有过。在学校里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你还没有从我的视线里消失过那么久。上课时我把头转向另外一侧，努力让自己忘掉你的座位是空的。整个下午我都心神不宁，用钢尺把两块橡皮切成了碎末。放学后，我在座位上等到天黑，帮你把你桌上的文具盒和课本收进书包，然后离开了教室。经过传达室的时候，我想找看门的老伯问一问，发现值班的已经换了别人。
你爸爸回来了，第二天你告诉我，那个在你的描述里神秘而充满魅力的男人，领着你去了公园，还在湖边的餐馆吃了晚饭。
“你不知道我们玩得有多开心。”你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一下把我激怒了。在这样一个我备受煎熬的艰难时刻，你有什么资格如此开心？我背负着那么多，你却过得轻松自在，多么不公平啊。发现那个秘密的人应该是你才对。为之惴惴不安，辗转难眠的人也应该是你。你应该感到羞耻，觉得无法面对我。你应该郑重地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说一声对不起。而你看上去与这一切都无关。好像有什么神明冥冥中保护着你，将你和这些污秽的事隔开。“我们点了满满一桌子菜，还一起喝了酒⋯⋯”你一脸沉醉地回忆着和你爸爸度过的夜晚，用一种不加掩饰的炫耀口吻，像是在告诉我那从未得到过的宠爱究竟是什么滋味。你在提醒我，你可不像我，是没有人疼的野小孩。我不记得你从前这样做过。你竟然可以如此随意地、漫不经心地伤害我。是谁给了你这样高高在上的权利？难道我们家的人永远都要被你们一家人凌辱吗？当你讲到你爸爸走之前要再带你出去玩的时候，我终于打断了你：
“你干吗不跟他一起走呢？”
“他要去莫斯科做生意啊，等过段时间他不那么忙了，就会接我过去。”
“不可能。”我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
“你在撒谎，”我抬起头，看着你，“他根本不会把你接走。”
你的脸抽搐了一下，那双欢喜的眼睛暗了下去。
“他不要你了。”我鼓励自己讲出了这句话，“你还是别骗自己了。”
你身体里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响，脸上的表情变得扭曲。
“他们说得没错，”你一字一顿地说，“程恭，你心里的确有脏东西。”
我咧开嘴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捂住肚子弯下了腰。直到你走远，我都不能让自己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