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喝完了，我却一丝困意也没有。雪还在下吗？也许已经停了。外面天亮了，但光线与以往的早晨不同。也许早晨还没有来，是雪在照明。这浅灰色的光线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那些微小的结晶体。
二年的春天，我认识了殷正，就是那个邀请我去朗诵会的诗人。后来我买了一本他的诗集，还在几首诗上折了角。看到报纸上的签售会消息，我就翘了晚自习赶过去。那天下雨，书店里坐着稀稀落落的人。殷正做了个简短的演讲，谈了一些他对诗歌的理解，也讲到对现在文学环境的忧虑。他回忆起读大学时的诗社和诗歌杂志，感慨那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年代。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是我爸爸的大学同学。他比他小五岁，看起来很年轻。我忘记了恢复高考那年的大学生年龄是参差不齐的。他当然没有提起我爸爸的名字，但说的每个字好像都是围绕着他的。我紧张地扣住十指，仿佛下一秒他的名字就会被喊出来。结束之后，我拿着诗集过去让他签名，他抬起头看了看我，问我在哪个大学念书。我说我是高中生。他说，功课一定很忙吧，谢谢你能来。然后他问我等会儿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旁边的酒吧喝酒。他见我没有说话，又说，你可以喝果汁。
我们七八个人撑着伞，朝附近的酒吧走去。另外几个都是他的学生。大家点了啤酒。我也要了一杯。有个学生提议每个人朗诵一首诗。我选了殷正那本诗集里的一首。殷正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首，但我自己很喜欢。他说这首诗是很多年前他在美国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写给班上一个女学生的。大家都起哄让他讲那段往事。他说那个女孩是美国人，画着烟熏的黑眼圈，手臂上有很多文身。高中时吸食海洛因在戒毒中心待过一段时间，到了二十四岁又重新回到校园，但仍旧是一副颓废的模样，在课堂上始终很疏离，仿佛身在另外一个地方。殷正说，不知道为什么，讲课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觉会把目光落在她的身上，那让他觉得很安心。这首诗是在课堂上写的，当时学生在做试卷，他有很多时间可以观察她。他说，为什么有时候危险的事物会让人感到温暖呢，那种感觉真的奇妙。他说完笑了起来。一个男学生问他当时有没有想过向她表白，另一个女学生则问有没有她的照片，说大家都很想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和爸爸差不多年龄的男人表达自己的感情。我爸爸那时候也会和学生说起这些吗？我说，你应该把这首诗寄给她，每首诗都是一封信。这封信是属于她的。他笑着说，早就过去了，要不是因为这首诗，我都想不起有她这么一个人。他看我一脸沮丧，说我知道你们小孩特别不能接受时过境迁，可这是必然的，任何一种强烈的感情都没办法长久存在，就好像你们学的化学里的有些物质，通过激烈的反应产生，但只能短暂存在，很快就会分解，转换成别的物质。我望着他，很想告诉他，我对爸爸的感情就不是那样。
学生们好几次提出要走，殷正都说再坐一会儿。他喝了好多酒，眼睛看起来特别亮。我们一直待到了酒吧打烊。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外面下着蒙蒙细雨。他住得离我学校不远，就说先把我送回去。街上没有出租车，我们只好步行。我手里拎着一把伞，但没有撑开。空气冷冽，小雨落在脸上，像微弱的电流。殷正走在右边，瘦高，步子很轻。到了学校，他发现大门紧闭，才知道我打算在外面等到天亮。他不同意把我一个人留下，决定陪我一起等。可是气温骤降，我们身上都只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他坐下没多久，就站了起来，说这样不行，你去我家待一会儿吧。
我们去的不是他家，而是他工作的地方。在一个阁楼上，两间很小的屋子，一间四面都是书柜，另一间摆着书桌和单人床。他倒了杯热水递给我，说一晚上不回去没事吗，老师会给你家里打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你爸妈不太管你？我说没事，今晚很值得。他说，我今晚也很高兴，能出版这本诗集不容易，现在没有什么人读诗了。他给我的杯子里添了些热水，说你要睡一会儿吗，我经常熬夜没关系，你不睡，早上哪有精力上课？我说我不困，然后问他你可以教我写诗吗？他说，好啊，你写了就拿给我看，我提点意见。我说，对我来说诗就是写给一个人的信，能把说不出来的话都讲出来。要是心里不想着那么一个“你”，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他问，你想给谁写信。我说，我爸爸。爸爸？他笑了，我以为你会写给要好的男同学。我说我对和我一样大的男生不感兴趣，觉得他们都很幼稚。他看着我说，早熟未必是件好事。我耸耸肩膀说我才不在意呢。
外面的天空忽然变亮了，阳光从那扇小圆窗户照进来，能看见尘埃在空中缓缓上升和下降。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旧书的气息，让人想起小时候去过的图书馆，爸爸带我去借合订本的《儿童文学》。当我想起我爸爸的时候，他就在记忆里不断扩大，占据了全部空间。当时屋子里的光线和气味都使我觉得应该让他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我说，我爸爸叫李牧原，你可能认识他。殷正惊讶地看着我，当然，当然，他喃喃地重复着。你们很熟是吗，我问。是啊，他说，大学是同班同学，研究生的时候是同门，毕业以后又都留校，在一个教研室。他站起来去倒水，走到一半回过头来说，他要是知道你现在也写诗，一定很高兴。
我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什么样，那时候你们常常在一起朗诵诗吗。令我高兴的是，他很敬重我爸爸的才华，觉得他是很好的诗人。然后他说，跟我说说你吧，你和妈妈过得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们住在姨妈那里，家里人多，我不怎么回去。他说，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早熟了。
外面的天更亮了，我开始困了。眼皮变得很重，不断合下来。他说，你躺一会儿吧，到了该走的时间我会叫你。我还想硬撑，但是眼睛实在睁不开了。一躺下来，我很快就睡着了，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醒来时身上盖着被子，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我惶惶地坐起来，太阳已经刺眼，逆光中他的脸像一口很深的井。去上学了，他温柔地说。
临走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是一袋切片面包和两本书。当早餐吧，他说，我这里只有这个。我拿出那两本书看，都是外国诗选，很旧，书脊上有图书馆的标签。别弄丢了，他说，这些诗集以后不会再版了。
周末我把诗集影印了一遍，跑去阁楼还给他。他说通常下午他都在，我想这是欢迎我去找他的意思。他真的在，正给一个朋友写信，写字台上有一摞稿纸。天冷，穿上了灰色毛坎肩，挽起衬衫袖子，露出汗毛浓密的手臂。他很高兴，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大包零食，好像知道我会来。我把之前写的诗拿给他看，他竟然认出了投过稿的那两首。他说，那次朗诵会你应该来，给大家读一读你的诗。他说新写的有进步，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投稿，然后叮嘱我要多写，不要停止。
坐到天光发暗，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我要和我太太去吃晚饭，你也一起去吧，反正今天周末，你回学校也没吃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太太孟婧以前是个舞蹈演员，后来摔伤了腿，不能再跳了。所以在她面前不要提跳舞。
孟婧已经到了。她显然知道我也来，殷正大概在电话里告诉她了。他可能什么都跟她说，包括我在他那里待到早晨的事。可她好像一点也不在意，也许他们都觉得那没什么。我走过来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等我坐下她就说，你有一点含胸，应该练习一下步态，那样看起来会更自信。我说我没有觉得自己不自信，但我其实想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又不想当舞蹈演员。那是一家幽暗的西餐厅，烛台上燃烧着白色的蜡烛，银色餐具闪闪发光。我点了凯撒沙拉和烤鳕鱼。服务员给我们的杯子倒上葡萄酒，殷正提议碰一下杯，为了美好的周末。他说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出来吃饭，孟婧对于选餐厅很在行。那是我第一次喝葡萄酒，觉得很酸。
和他们坐在一起很奇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是和我爸爸还有汪露寒坐在一起。太过渴望的事，就会变成一种从未发生过的回忆。在那一重回忆里，一九九三年我去了北京，他们带我到有名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吃饭，还去了什刹海和故宫，我们玩得很高兴，拍了很多照片。等我回过神来，孟婧已经推开了盘子，她只吃了一丁点牛排，就说自己饱了。是不是像她一样胃口小就能显得比较高贵？可是我饿得想把她剩的牛排都吃掉。孟婧百无聊赖地看着我吃东西，忽然问，你爸爸去世的时候你几岁？十一，我回答。车祸？她问。我说对，喝了酒，跟一辆卡车撞上了。她说，有人说是自杀，你觉得呢？我愣了一下，抬起头来。孟婧，殷正喊了一声。但她仍旧看着我，等着我回答。不是，我说。你是说不是自杀是吗。她说，嗯，我也觉得不是。你爸爸那么争强好胜的一个人⋯⋯孟婧！殷正说，别再说了好吗？然后他喊来服务员，说我们要点甜品。
我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然后走出了大门。一到外面，我就哭了。眼泪不停地往外涌，我走进旁边的一家小卖店，说我要买烟。店主用一副打量失足少女的目光看着我。我叼着烟往回走，手里不停地按着打火机，就是没办法把它点着。快到餐厅门口的时候，迎面和殷正撞了个正着。我怔怔地看着他，然后把头埋进他的怀里。我到处找你呢，他轻轻拍着我的背。那一刻因为孤独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忽然很想赢得这个男人的爱。确切地说是夺走。幽暗餐厅里三人对坐的关系，好像把我拉回到十一岁的战局。我想从汪露寒那里夺回爸爸的爱。但死亡将一切中止了。当年留下的半局棋，现在或许可以走下去。
殷正认识孟婧的时候，她是光鲜夺目的舞蹈演员，周围有很多追求者。殷正成了其中一个，并在这个角色里待了很多年，直到她终于答应嫁给他。结婚之后，殷正仍旧觉得自己像个追求者，需要不断做些事情取悦她。买花，送礼物，带她出去旅行。她喜欢浪漫、有情调的生活，对食物、服装、家居环境样样都很挑剔，买起东西挥金如土。为了养她，殷正不得不去外地讲学，还给他瞧不上的文化公司做顾问。有个下午他对我讲起这些，表现得很苦闷。他说她总是要我陪她去各种派对，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喝得醉醺醺的，在拥挤的屋子里跳舞，她以为这样能带给我灵感，真是可笑。然后殷正问我，你知道有一个叫菲茨杰拉德的美国作家吗？我摇摇头。他说，孟婧就像菲茨杰拉德的那个老婆，非得把丈夫毁了不可。
我问他菲茨杰拉德最后怎么了，他说酗酒死了。我想到了爸爸，有些难过。他说，所以我问我妹妹借了这套小房子，我必须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我问，我在这里会打扰你吗？他说，不会，这里随时欢迎你。
我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去找他，和他一起吃晚饭。没有孟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她讲的，但她没有再在那段时间打来电话。她倒是常常成为我们的话题。他没有别的人可以倾诉，在外面他们一直在扮演模范夫妻。我问你没有想过和她分开吗，他说离开我她没办法生活。我这年纪也没有力气再去谈恋爱了，应该说是没有能力，人随着年龄增长，会失去爱的能力。我说，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他笑了笑，傻姑娘，你才几岁啊。我喜欢他管我叫傻姑娘，有一种疼惜的感情。在一首他那时候写的诗里，他把我称作“我最别致的好朋友”。我没有把那首诗抄下来，因为我当时能背诵，以为自己一辈子也忘不掉，可是现在竟然只记得开头的几句。那肯定不是他最好的诗，但重要的是，他又能写了，在此之前他已经一年多一个字都没写了。他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缪斯。有些下午他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我就靠在床上看书，读得累了，就躺下来睡一会儿。在轻浅的睡眠里，我能听到钢笔沙沙划过纸面的声音，能听到翻稿纸的声音，能听到杯子拿起又放回桌子上的声音。那些声音守护着我，令我觉得很安心。醒来的时候，房间笼罩在一种浅蓝色的光线里，无法分辨是傍晚还是清晨。我情愿是清晨。那样我就不用一个人回去，面对漫长的夜晚。
每个星期六都如同一个节日。而其他时间，我就像自己答应他的那样认真学习，把时间都花在功课上。我说，我要考到你的大学去，读中文系，做你的学生。他说，不，你应该去读更好的大学。就这样到了冬天，新世纪的第一年转眼要过完了。十二月三十一号那天不是星期六，但学校没上课，我不想参加晚上的联欢会，就去阁楼找他。他正打算出门，晚上要到孟婧的朋友家一起庆祝新年。我站在门边，看着他收拾起桌上的茶杯，穿起外套。你可以不去吗，我低着头问。他说，今晚早就约好了，我必须得去。他走到门边，拍拍我的肩膀。但我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聚会散了你能再回这里来吗，我问。他说，要看情况。我立刻说，我会在这里等你，多晚都没关系。他叹了口气，要是学校快关门的时候我还没来，你就不要等了，好吗？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他，学校关校门的时间过了，我也没有走。我不确定他会来，但只是哪里都不想去。他来的时候我在楼梯上睡着了，只觉得有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暖意从头顶降下来。他把我拉起来，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轻声说，傻姑娘。我哭了。他领我进屋，给我热水，还拿出路上买的水果和一个奶油蛋糕。
快零点了，外面的烟火不断冲上天空。我们站在小窗户前面看着。我说，再吻我一下好吗，这是我想要的新年礼物。他犹豫了一下，低下头吻我。在玻璃映出的火光里，那个吻是红色的，又变成绿的，再变成白的，分成很多束，碎成小星星。闪烁，然后消失。他和我分开，转过身看着窗外。我说，我想要你要我。他没有说话，走到桌边坐下来。可以吗，我问。他说，你过来，坐下。我摇头，固执地站在那里。我想我看起来一定像个巨大的笑话。但此刻尊严和内心的渴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问，是因为我是你同学的女儿吗？他说，不是，因为你未成年，说的都是傻话。我说我已经满十八岁了。他说，可你还是个孩子。他走过来牵着我的手到床边，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
佳栖，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你是那么天真和纯洁⋯⋯令我感到羞愧。我当然喜欢你，当然，你那么可爱，那么早熟，可是我能给你什么呢？我已经开始老了，变得越来越琐碎和无趣，有时候和孟婧吵吵架斗斗嘴，也觉得乐在其中。早就没什么创造力可言了，写的诗都带着一股腐朽的气味，我知道那些年轻诗人怎么想，他们想，嘿，这老家伙早就过时了，可是自己不知道，还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写，真是可笑。其实想一想，你爸爸虽然去世得早，但也没什么遗憾，至少他一生都是个斗士⋯⋯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好像在检查它们是否还能握住一点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抬起头来说，佳栖，你和他像，你也是一个斗士。但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不要折损了你的兵器，让自己受伤。虽然我知道，伤害会让你成长，也许能变得更好。我问，就像现在这样吗？没错，他越过我的肩膀，看着背后的墙，没错，我伤害了你，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他喃喃地说。
关于那个夜晚最后的记忆，是清晨时屋子里的光线，一种苍白而透明的光，像变冷的篝火堆上升起来的烟，散发着一股焚烧叶子的气味。有一瞬间，我的头脑中浮现出很多年后他死在这间屋子里的画面。躺在我背后的床上，深陷的青色眼眶，微微张开的嘴唇，一只手放在胸口，好像还在摸着那个叫作心的地方。
我没有再去找过他。夏天来了，下了很多雨。我醒得越来越早，发现即便是下着大雨，清晨时分依然有清脆的鸟叫声。它们好像不在雨里，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靠在床上，读着菲茨杰拉德的书。最喜欢的一本是《夜色温柔》。
录取通知书寄来的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去了青岛。在沙滩上，大家点起篝火烧烤。我把竹签插进鸽子瘦小的身体，紧实的肉被刺穿的时候，发出噗的一声响，那个声音令我着迷。海风吹起来，他们用录音机放酷玩乐队的歌，然后甩着头跳舞，假装吸食了毒品一样。那种模仿出来的痛苦和疯狂，看起来有点好笑。他们并不迷惘，都很确定自己的方向，知道想要长成什么样的人。这恐怕是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
有天傍晚我一个人到海边游泳。天已经开始黑了，风很大。水里只有寥寥几个人，正往岸边游来。我朝大海深处游去。深处并没有什么，我知道，但就是想去看看。就像几年前，我和爸爸去公园，他想到达湖对岸一样。海浪扑过来，我被推出去很远，勉强找到方向，又继续向前游。海水很冷，骨头咯噔作响，双脚开始有点发木，蹬得越来越慢。我试着闭上眼睛，沉入自己的呼吸里，已经变得急促的呼吸。夜幕正消融在大海里，星星全都熄灭了。我在等着更大的海浪打过来，等着咸腥的海水灌入喉咙。等着恐惧消失，意识消失。
一声轮船起航的汽笛声响起，在远处，看不到的什么地方，好似呢喃的耳语，低沉，如泣如诉，仿佛是一种召唤。它长久持续着，并且不断迫近，像一根从高处伸下来的绳索。我挣扎着顶出水面，抓住了它。我开始调转方向向回游。眼前是黑沉沉的一片，哪里是岸早已看不清，我奋力划动手臂，一次次从水中冲出来。气力很快就耗尽了，身体也没了知觉，好像下一秒就要停下来了，但我仍在向前游。到达岸边的时候已经虚脱，我躺在沙滩上，一动也不能动。
九月，我动身去了北京。它比我去的时候又扩大了很多，马路更宽了。但所有的改变，都不会令我感到陌生。我和它所建立的连接，已经因为父亲的离开而凝固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终于回到了北京。这座城市也许比我生活了十八年的济南更像故乡。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成了殷正的学生，时常会带来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大三那年她告诉我，殷正和班里的一个女生好了。女生的母亲闹到学校来，系里所有人都知道了，随后的一个学期，殷正没有来学校，有传言说他可能会调走。那个女生好看吗？我还是问了这个最庸俗的问题。普通，我的高中同学说，就是一时意乱情迷吧。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没去上课，总是一个人待在寝室里，听着音乐发呆，泪水慢慢从眼眶漾出来。我从来没有这样讨厌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没有让人意乱情迷的能力。有天晚上，我从旅行箱最底下拿出这两年写的诗，厚厚一叠稿纸，穿起衣服走下楼。在宿舍楼背后的一块空地上，划着了火柴。我一页页翻看，想把那些写给爸爸的留下来，但我发现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写给爸爸的。殷正和我爸爸好像合为了一人，所有的诗都是写给那个人的。我把它们全部投进火里，稿纸迅速蜷缩，字变得扭曲，在消失的前一刻，好像离开了纸面，浮在半空中。隔着蹿跳的火苗，我看到对面有个人。他站在那里，直到那团火熄灭才走过来，对我说，同学，这里不能点火。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这个人就是唐晖。此前我们见过面，我室友在和他的室友谈恋爱，有一回我们寝室洗手间的水管坏了，他的室友叫他送钳子来。他在我们寝室待了一会儿，坐在我的位子上，还读了几页我扣在桌上的小说。
烧稿纸那天之后，唐晖开始约我出去看电影，叫上我的室友和他的室友。每天晚上还喊我一起去跑步。我承认在那个当口，他的追求挽救了一点被摧毁的自尊，但是等到我稍稍振作，立刻意识到应该跟他说清楚。我讲了我和殷正的故事，请他放弃我。他说，傻丫头，那不是爱。他握着我的手放在他的心口，这才是，感觉到了吗？你现在可能对我没有这样的感情，但是总有一天会有的。
直到唐晖离开我的时候，我好像才终于感觉到了。那个傍晚，我站在门边看着他收拾行李，想起爸爸离开家时的情景，以及在他走后轰然坍塌的世界，我听到了撕裂的声响，意识到我是在和自己的一部分分别。
在我和谢天成中止往来的时候，唐晖对我说，现在你把你爸爸的事都弄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和那些从前的人纠缠不清。这是我最后一遍说，希望你能尊重我，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一定会离开。或许在他那颗已经乐观不起来的心里，的确想过还有下一次。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殷正。用他的话说，原来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那场对话的名字叫“错失与重逢”，是去年夏天诗歌周活动的最后一场。黑色海报上印着两个嘉宾的照片。我站在书店门口，盯着右边的那张脸。凸出的眼袋微微发青，嘴角带着一丝有点自嘲的微笑。嗯，他老了。我到这里来，也许只是为了确认这一点。可我忽然很难过。好像是我抛下了他，让他独自经受这个残忍的过程。一瞬间，那些怨恨和委屈都消散了，只剩下疼惜。我走进了书店，在最后一排坐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想见他一面。
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显得很亢奋，而且咄咄逼人，好几次打断另一位嘉宾的话。他有很多观点急于表达，握着话筒说个不停。直到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观众，戛然停住了。他又继续说下去，但很快结束了发言，把话筒递给另一位嘉宾。此后他几乎没开口，一直神色凝重地看着地面，回答观众的提问，也只是寥寥几句。主持人察觉了他的情绪变化，很快宣布活动结束了。一些观众围上去签名，我拿起包朝门口走。佳栖，有人在后面叫我。我又走了几步，停住了，转过身去。他望着我，然后笑了，佳栖，我们又见面了。他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诗集，上面写着送给佳栖，还有他的名字和日期。
他带我去参加晚上的“诗歌之夜”。我们站在最角落里的高脚桌旁边，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的草坪。中午好像才举行过一场婚礼，鲜花扎成的拱廊还没有拆掉，暮色中两个孩子正绕着它追跑。不断有人过来和殷正说话，碰杯。在没有人来的间隙，我们就沉默地站着，看着对方。殷正说，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一直有种感觉，你会在北京。所以每次来出差，都盼着能碰到你。他笑了笑，看着我，还好吗，佳栖，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啊，在我的记忆里你还是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呢。有个男人走过来，说想介绍两个朋友给他认识。殷正跟着他走了，又折回来对我说，不要走，等我回来好吗？他一直等到我点头才离开。
大厅里变得很挤，人们都在热烈地交谈着。有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盯着我看了很久，怯生生地走过来问，你也是诗人吗？我摇了摇头。他走后，我推开玻璃门，想出去透口气。天几乎完全黑了，草坪才喷过水，闪着幽暗的光。有人在拆花形拱廊，玫瑰花被摘掉了，光秃秃的铁丝骨架矗立在夜色中。这个时候，唐晖应该正在家里制订下个月去京都的旅行计划。但是那些美丽的寺庙和街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忘记它们，可我会记得这个夜晚，即便我和殷正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也会记得，我站在这里，闻到了青草上水珠的味道，闻到了玫瑰花的香气，看到夏夜高阔的天空里云层在翻涌。我非常难过，几乎跟十八岁的时候一样难过。但这种悲伤再次降临，如同一种恩赐。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只在很少的时候，那些感情被触动的时刻，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对于无聊和空虚的长久忍耐，只是为了等待这样的时刻再次降临。像一束光从头顶降落，把我从包裹着我的影子中剥离出来。
殷正走出来，站在我的旁边。我们注视着面前的草坪。夏天的北京真好啊，他感慨道，我一直不喜欢这座城市，每次都是办完事就走。为什么，我问。他说，可能因为太大了，到处闹哄哄的。十多年前我想换个大学，差一点就调到北京，最后还是没来。他看了看手表，佳栖，我们走吧，你急着回家吗？如果不急，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好吗？他提议去他住的酒店楼下的酒吧，那里有露天的座位。离这里也不远。我们沿着使馆区空荡荡的街道往前走。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树荫浓密，路灯的光线很柔和，和月光完全交融在一起。他问，你还写诗吗？不写了，我说。他说，嗯，我也不写了。我问，因为要写那本回忆录？你怎么知道？他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对，我刚才在活动上说过。年纪大了，体力真的不行了，写一点就累。本来打算今年完成，看起来得到明年了。我问，都回忆了什么？他说，小时候、“文革”、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写得哩唆的，可能没人想看，不过对我自己很重要。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等它出版了，我送给你。我们走到一个空旷的十字路口，站在人行道前等红灯。他转过头看着我，说我想起第一次见你的那个晚上，我们在你学校门口坐着。刚下过雨，特别冷，当时是秋天吧。是春天，但我没有纠正。也许在他脑海中那个夜晚就是秋天的画面，已经在记忆中凝固了。
酒吧的露天座位几乎全满，我们得到了最后一张桌子。殷正又看了一次手表，站起来说，我去打个电话。他握着听筒站在吧台边，脸上带着微笑。我喝了几口白葡萄酒，给唐晖发了个短信，说遇到一个朋友，要晚些回去，让他先睡。隔了几分钟，他回过来一个字，好。殷正回到座位上。我们碰了杯，各自喝着酒。他说，刚才是给我女儿打电话，她一定要听到我的声音才去睡觉。我有点吃惊。他说，前几年，孟婧忽然改变主意，很想要个孩子。做了几次试管，终于成功了。女孩？我问。女孩，他说，五岁了。真好，我说，孟婧可以教她跳舞。他点点头，她竟然是个好妈妈，我没想到。
夜风吹着墙边的竹子，沙沙作响。他说，佳栖，你还怪我吗？嗯？我看着他。他说，没什么。我又倒了一些酒。慢点喝，他说。发现劝不住我，自己也喝了起来。我希望没有伤害到你，他说，你知道我有很多顾虑。我点点头，继续喝酒。他喊来服务生，又要了一瓶酒。服务生用开瓶器拔掉塞子，把酒倒进杯子里，转身走了。我盯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喃喃地说，我不懂，和别的女孩就不会有顾虑是吗？他看着我，脸上慢慢浮出怪异的微笑。我终于还是发出攻击，问了这个耿耿于怀的问题。它的威力丝毫未减，在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又一次把我震伤了。自尊再度瓦解，碎裂成片。我在等着他开口说话，随便说什么，都是一种解救。但他没有说话，只是望着墙边的竹子，拿起杯子喝酒。
过了很久，就在我以为这个夜晚将在沉默中结束的时候，他坐直身体，把双手放在桌上，佳栖，有些事我没有跟你讲过。我跟你爸爸不是朋友，说是敌人也不为过。那时候办诗社，我和他是社长候选人，两人都是年轻气盛，自命不凡，谁也不让谁。有人支持他，有人支持我，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到后来我实在厌倦了那种争斗，决定退出。你爸爸当上了社长，他的领导欲很强，有自己的一套思想，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拥护。诗歌好像成了一种权力，一种宗教似的东西。他深吸了一口气，我不该去讲你爸爸的是非，他是你最尊敬的人。我也曾很尊敬他，所以才会感到失望。他后来不再写诗了，我竟然有点难过。不仅仅因为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对手，还因为我能想象像他这么好胜的一个人，该有多痛苦。谁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天赋本来就是上帝赐予的，随时可以被收回。当然，你爸爸不会承认这个，他说是他自己不想写了，觉得没有意义。留校工作之后，他把精力放在教书和做学问上，我得承认他确实是个天才，学问也做得好，我们的导师孙先生很偏爱他，把他当作是自己的接班人。可是孙老师后来很失望，因为他最得意的弟子又改走仕途了。当时你爸爸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他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失去了一个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就很沮丧，开始帮系主任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系主任有心提拔他做副主任。你爸爸似乎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然后就会放弃所追求的目标，从头再来。他后来放弃仕途，是因为和系主任闹翻了。那个时候他的态度很激进。后来系主任知道了，对你爸爸的做法很有意见，自然不会再重用了。没过多久你爸爸辞职了。就这样，他这么一个性格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后来听说是去北京做生意，发了大财。我一点也不意外，真的，我觉得他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再后来，就听到了他车祸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件事。他离开济南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和他的恩怨不会就这么结束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还会遇见，还会有瓜葛。所以当我碰到你的时候，心里就想，哦，原来是这样⋯⋯我没有要刻意隐瞒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让你看到这些阴暗的、不美好的东西，我有责任把你的眼睛蒙上。
我说，你是担心告诉我你和我爸爸之间只有一个是好人，让我必须做出选择，这太残忍了是吗？他摇了摇头，不，残忍的是我们都不是好人，残忍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好人。他拿过我的烟，点起一支。
酒吧已经打烊，客人陆续起身离开，户外的照明灯熄灭了。他盯着杯子里的白色蜡烛，轻声说，我写过一封匿名信，列举了你爸爸和学生交往的一些事。是一个学生告诉我的，我听了以后还对他说，你别再跟任何人说了，否则恐怕对李老师不利。我自己也没跟别人说，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一个多月，有天下午，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备完下个周的课，我感到有些疲倦，就泡了一杯茶。窗外天阴得厉害，快要下雨了，天上乌云翻滚。屋子里很闷，让人感到压抑。我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稿纸，拔掉钢笔帽，一口气写完了那封信，看也没看就塞进了信封，走下楼，把它投到系主任的信箱里。迎面走过来一个同事，我还跟他打了招呼。回到办公室以后，我撕掉最上面几页有字印的稿纸，揣进口袋，然后坐下来，把那杯还有余温的茶喝完。外面开始下雨了，雨点吧嗒吧嗒砸在窗台上。我头上有点冒汗，但是心里很平静，好像不过是刚干了一点平常的体力活。那种平静后来一直伴随着我，你爸爸辞职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被打破。临走前，你爸爸来办公室收拾东西。我和他在门口打了个照面。他对我点了点头。我也对他点了点头，然后说，那套《现代小说大系》明年能出来，到时候寄给你？好，他说，带上门转身走了。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说过话了，因为一起编撰那套丛书，有时不可避免地坐在一起开会，也像完全看不到对方一样。一年以后，那套书出来了，我把样书交给了一个和他还有联系的同事。后来，我就听到了你爸爸出车祸的消息，有人说是自杀。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抽了不少烟。最终我说服了自己，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和别人没有多少关系。这个结论一直还算牢靠，直到你出现。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那种悲伤的东西与我有关。对你的感情肯定是复杂的，有喜欢，有怜惜，也有歉疚。当你用那双早熟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会心里一紧，好像完全被看穿了。那种滋味不好受，可是我根本无法抗拒你。我只好对自己说，你需要我，我能带给你一些积极的东西，把你从颓废厌世的情绪中拖拽出来。可是有时我又会感到迷惑，觉得和你在一起，被拯救的那个人似乎是我。每当这样想，我都会感到很可耻。最后那个晚上，你的纯真和深情让我很心痛。我不能那么做，不仅因为我有家，你还是个孩子，还因为这个感情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欺骗和错爱⋯⋯原谅我没把这些告诉你，说了大概能减少一点你的痛苦，但可能会让你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幻灭。他停住了，摇了摇头，轻声说，也许都是借口，是我当时根本讲不出口，我还没准备好去面对当年的事。你能原谅我吗，佳栖？我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水，说你现在准备好了吗？他说，在那本回忆录里，我写了和你爸爸的往事，也写到了那封匿名信。那不是感情泛滥的忏悔书，我希望能跳脱出来，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当年的自己，包括所犯过的错误。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肮脏和丑恶的部分，跟善良和美好的品质混杂在一起，是没法切除的，承认它们，指出它们，可能是唯一和它们分离的办法。就像我告诉你的，这本书是为我自己写的，但是如果说它有那么一点价值，也许是提供了一种对待自身的罪的方式。这都要感谢你，佳栖，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也许永远不会写这本书。你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后，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我开始想要写这样一本书。但是很荒唐的是，在反省的同时，我还在犯新的错误，我是指和女学生的事，那当然是个错误，当然是⋯⋯他低着头，动了动手指，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之处吧，并不是承认和指出错误，就彻底了结，只要活着，只要还在呼吸，就总会面临考验，总会有一些虚弱的时刻⋯⋯
一阵风吹过，竹叶作响，烛火蹿跳起来。我说，有时候我梦见我爸爸，出现的却是你的样子。他用你的语调说话，不说话的时候用你的表情沉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离开太久了，我已经想不起他的模样。还是说，在记忆里你们慢慢长成了一个人。也许今天以后，我能把你们两个分开了。他苦涩地笑了一下，说但愿分开之后，你对我还能剩下一点感情。佳栖，他像是在梦里喊我的名字，能让我抱抱你吗？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发觉身体在摇晃，酒精或是别的东西延迟了它的效用。他抱住了我，让我的脸紧贴着他的胸口。咚咚的心跳击打着我的耳膜。然后声音渐渐变小了。周围很静，空气潮湿而温暖。一阵倦意袭来，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可以停下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好像睡着了。看到烟火在漆黑的天空中绽开，一朵一朵熄灭了。我睁开眼睛，仰起脸望着他。我可以肯定，他哭过。我吻了一下他的嘴唇。他又吻了回来。然后我从他的怀里坐起来。他的手臂向回缩，垂在身体两侧。酒精或是其他东西，现在我知道那延迟发作的不过是时光而已。过了一会儿，我们重新看着对方。天空开始发白，高处传来鸟的叫声。
空气一点点变热，散发出夏天干燥的气味。玻璃杯里的蜡烛还在燃烧，那团光像一个不断压低的声音，持续着它的诉说。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另一个我在跟另一个他诉说，像是时光中的声音。这些年，我一直想弄清楚我爸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知道的越多，他就变得越模糊，每一次接近他，都是一次告别。
我们起身离开了酒吧。街上静悄悄的，马路好像变宽了，太阳照着洒过水的路面，泛起灰浅的光。分别前他对我说，“这个夜晚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夜晚。再见了，佳栖。”
我回到家的时候，唐晖睡得很熟。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想等他醒来，后来太困，就躺下了。醒来时听到隆隆的雷声，窗外在下雨。唐晖背着身，正从衣柜里往外取衣服。我拿起床头柜的闹钟，下午一点钟。闹钟旁边放着我的包，再旁边是殷正的诗集。
我走到唐晖身后，“对不起。不过什么也没发生。”
“我没翻你的东西，”唐晖说，“你的包倒了，东西撒了一地。不过看没看到，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我说过的话必须得兑现。”他拉开抽屉，从来里面拿出毛衣。一包樟脑丸掉在他的脚边。它那股浓郁的气味已经消失殆尽，散落在过去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扔掉。他把它拾起来，丢进了垃圾桶。
“你还说过永远不会离开。现在你反悔了。”我低声说。
“是啊。我反悔了。趁着还来得及。”他说，“还来得及吗？我也不知道。”
“我早就知道你会反悔的。”
“是啊，你早就知道了。我相信昨晚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同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你总能看到事物黑暗的一面，这有点好处，就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不会太意外。”
他把箱子合上，竖起来立在墙边，“关于你爸爸的历史，是不是找不到什么新线索了，所以决定把从前的故人重新拜会一遍？”
“不是这样。昨晚之后，都结束了。”
“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找到激情，对吗？否则就会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别说了，求你。过去了，都过去了，唐晖。”
“李佳栖，想听听我对你这样一种生活的见解吗？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你不断拜访所谓的见证人，跟幽灵似的在那些废墟上游荡，把和你爸爸有关的碎片拾捡起来，拼凑出他和汪露寒的爱情故事，嗬，多么荡气回肠啊，可惜都是你虚构和幻想出来的，为了滋养你自己匮乏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着爱，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李佳栖，你懂什么是爱吗？”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感觉脚底有一股冷气往上钻涌。
“你真的不懂。”他摇了摇头，拿起雨伞，拎上箱子走了出去。窗户被震得哐当一声响，屋子里恢复了寂静。
“什么是爱啊？你来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嘶吼着，拉开门冲到外面，对着已经合拢的电梯门大喊，“什么是爱，你告诉我！”
我回到房间，关上了门。狗看到我，向后退了几步，走到它的窝里。我站在屋子当中，滴答滴答的雨声不断涌进来。空气长出很多尖刺，划伤了我的肺。
什么是爱啊？什么是爱啊？什么是爱啊？回声像繁衍的细菌，填满了整个房间。我一分钟也没法再待下去，飞快地收拾东西，想马上逃出去。可是究竟哪些东西应该带走？和他一起买的杯子和碗，一起养大的植物，还是生日时他送给我的抱枕？夹在日记本里的宝丽来相片掉了一地，好像在逼迫我去注视那些被忽视的瞬间。唐晖是唯一一个愿意教我去爱的人，但他放弃了，把一直抓着我的那只手撤走了。我感觉到身体在失去重量。在下坠，不断下坠，坠入深渊。我跪坐在地板上，把手放在心口。也许那是我一生之中最接近懂得爱是什么的时刻。
我很快从那套房子里搬走了，狗送人了，家具暂时存放在一个朋友郊区的仓库里。为了节省开支，我寄住在朋友家，仍旧给杂志写稿。杂志不景气，陆续停刊了。我开始四处找工作。那期间也交往过几个短暂的男朋友。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们总是迷惑地看着我问，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然后沛萱来了，我搬到她那里住。在那段时间里，爷爷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间，也出现在那些沉默里。沛萱走了，我又在那套公寓里住了两个月。妈妈不时打来电话，提起小白楼，希望我能回来。那些声音汇集成一种召唤，越来越清晰。我意识到追随父亲的旅程已经接近尾声。我应该回到这里，和爷爷见面。
是否的确如殷正所说，承认和指出所犯下的罪，灵魂就会得到洁净呢？我不知道。但是哪怕有一线希望，爷爷也不应该放弃这种努力。但那是他一个人的事，没有人能逼迫，或者代替他干什么。所以我回来到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见证者。除了等待，我什么也不能做。
昨天去找你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这次旅程的终点不是来见爷爷，而是和你的重逢。很多事也许会因此而终结。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我们之间的连接，不会因为我爷爷的离开而割断。它永远都在，永远那么紧密。今天以后，它被完全交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