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国桓族五大夫流亡到楚国的这一年，鲁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同样跑到楚国去的，还有一位，此人是晋国人伯州犁，伯宗的儿子。但伯宗没有，他被三郤所害而死。
伯宗是一位有着超过常人智慧的并且有着高尚品格的人。鲁宣公十五年，楚围宋，宋国乐婴齐到晋国请求晋国出兵相救，晋景公欲出兵救宋，伯宗以为不可，他认为此时之楚国是上天都眷顾着，我们晋国怎么好与楚作战呢？“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是说这件事，我本来可以做得到，但却不能做，因为有其它的势力在限制着我的行动，这一其它的势力的力量要比我的力量大得多，但多数人却看不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本意是，不是所有个人的意志都可以随心所欲去实现的，可以做到的事情，有时却不能做。鞭子不够长可以加长，但马腹那地方是一定不能打的。
伯宗还提出了高下在心，当然此言也是伯宗听比他更古的人说的。我们的身体多高、多重都是大致一定的。比如晋景公，用今天的尺度来量，是身高175公分，他就这个身高了，不会再高；体重是70公斤，可能有上下，但不会出现无限的重或轻，比如说体重到了100公斤、1000公斤，或更多。但我们的心呢？却是没有一定的。我们可以把一件事情看得很重很重，比泰山还重；也会看得很轻很轻，比鸿毛还轻。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当时所处的身境来决定。我们昨天可以为一件事情而悲痛欲绝，今天我们可能因为另一件事情而喜极而泣。我们刚才很想做一件事情，此时却不想做了，我们可以迅速地否定前面的决定。这就是心，与我们的身体是不同的，可以无限制地伸缩，这就是高下在心。
正是因为高下在心，所以才有国君含垢。国君含垢是指能够忍受耻辱。国君含垢，与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一样，表现着有容乃大的气魄。心把一件事情看小了，心的空间就放大了；心把一件事情看得无限小了，心的空间就趋于无限大了。相反，心把一件事情看大了，心的空间就小了；心把一件事情看得无限大了，心的空间就没有了。也只有心能够容下整个宇宙般大的世界，同样也只有心能够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刺伤得鲜血淋淋。这就是我们的心。
伯宗不但对人心有见解，还对君王的才与国家的存亡之关系有独到的理解。在与晋国诸大夫论潞国执政酆舒有三才时，伯宗提出了恃才与众，亡之道也。证据就是商纣之死。有才当然是比无才的人有用，人多当然比人少力量大。这就好比二位练武术的打擂台，功力强的比功力弱的一定厉害，力气大的比力气小的一定厉害。但如果是恃才、恃众，可能就会输。为什么？以为自己功力强、力气大而藐视对手，就不会积极准备，比试时也不会专心致志，那么其本来可以发挥的功力和力量，就会打折扣，打了折扣的功力和力量，可能就不及对手。君王恃才与众，也是如此，所以失败。
而就一件具体事情，伯宗也会从大的原则来考虑。鲁成公六年，伯宗针对夏阳说想偷袭卫，提出了弃信，无以求诸侯。伯宗说卫因为信任晋，所以在晋国军队到达卫国国门时，并不防备。如果晋不以卫信任自己为荣，反倒利用此而袭卫，今后还会有谁信任晋，晋国之霸业就此也就完结了。夏阳说以为，袭卫最少也可以俘虏些卫人，总有便宜可占，很贪小的一个人。夏阳说与伯宗之人品高下，自不用说。就是看事眼光的远近大小，也无法相比。
所以，伯宗之智慧，在晋国大夫中算是最优秀的。而伯宗的品格又是高尚的，有了这样的品格，当然见不得朝廷中的很多事情，伯宗以为不对就当人家面指出了，给人下不了台。而此也恰是他被人嫉妒怀恨的所在，而伯宗却也恰是在此点上，没有意识到。反倒是他的妻子明白这一点。
作为伯宗的妻，对丈夫的的爱自不必说，但伯宗妻不会因为爱丈夫而全都信丈夫。伯宗妻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盗者，窃贿为盗，私将别人之财物攫为己有就是盗。盗者，是品格最坏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盗的行为是坏的行为，但他不可能说自己坏。他会为自己辩解，说所窃财物的主人才是最可恶的，他为什么有这些财物？我为什么不能拿来这些财物？所以，盗是见不得别人有那些财物。
普通民众们是厌恶贵族们的，贵族的富有，让人嫉妒；贵族的高贵，让人羡慕。而我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普通民众们，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高贵富有。
伯宗妻子对伯宗说，子好直言，必及于难。好直言是伯宗优秀品格的表现。你伯宗为什么对国君那么忠诚，对事业那么敬业？所以，晋国大臣是见不得伯宗有那么高尚的品格。
见不得别人有财物，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些财物，所以盗窃；见不得别人高贵富有，是因为自己不高贵也不富有，所以憎恨；见不得别人有高尚的品格，是因为自己缺少那高尚的品格，所以谋杀。伯宗就是这样被三郤，郤锜、郤犨、郤至谮杀。在朝廷中伯宗算是最聪明的人了，但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恃才，所以他轻视了他的潜在的敌人，他被他的潜在的敌人暗算了。人，看自己身外事物可能是清醒的，但回过头来看自己时，可能就糊涂了。
”出自左传鲁庄公十一年。此言是臧文仲就宋闵公答复鲁庄公使者慰问宋国发大水所言“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话是宋闵公说的，但是却是公子御说，即后来的宋桓公教宋闵公说的。
臧文仲的全部讲话是“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孔颖达的疏有关于罪己罪人的解释，可参看。我理解罪己就是国君从自己身上找犯错的原因，罪人是把责任推给大臣下属。宋国发大水，宋闵公说孤实不敬，是说因为我的不敬而使宋国发大水，这就是罪己。言惧是指罪己不敬，名礼是指称孤。所以，宋闵公所表现出来的是谦卑。在世袭社会，维持统治安定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国君的谦卑。
从春秋中前期的作战看，几乎都是车战，所以一辆战车大致有十名军士，除三名车上的甲士外，其余之人当为后勤人员，而非战斗人员。这是我的理解。所谓有七十二徙兵，一是没有史料的相关佐证，二是七十二步兵怎么作战，三是步兵如果比战车势力大，左传应该记载有关步兵作战的情况，但没有。而且，车战时，如果车坏了，或者没有车可乘，可能就会被杀。故在车战中，步兵不占优势。关于此点，如果下些功夫，在左传中，找出相关记载，应该可以搞清楚。
165、鄢陵之战之---许迁于叶
鲁成公十四年（公元前577年）秋八月，郑国公子喜伐许，为许所败。八月二十三日，郑成公亲自出兵再伐许，二十五日攻入许都外城。许灵公同意以鲁成公四年时，郑国公孙申所划定的疆界，将当时被郑国占有的许国的土地割让给郑国，以换取郑国退兵。
许国此时是楚国之友邦，楚共王当然不能坐视不救。十个月后，鲁成公十五年六月（公元前576年）楚国出兵伐郑，然后伐卫。郑卫都是晋国的盟国，楚国出兵伐郑卫，就是向晋国挑衅。而在鲁成公十二年时，晋楚结盟于宋国西门，楚国不该伐晋国之盟国才对。
楚国子囊也疑惑，以为新与晋结盟又背叛其条约，怕是不对吧。子反说了句，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根本不把与晋结盟当回事。
申叔时听到了子反的这句话，这是别人传给他的，他此时在申县居住，不在郢都。申叔时说，子反必不免。不免于什么呢？不免于不幸，再严重就是不免于死。申叔时后面说了，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信乃诚也，人言为信。礼，所以事神致福也。可以这样理解申叔时的这句话，我们用诚信去向神行礼，以求神的庇护。现在子反不信，他就没有用诚信向神行礼，没有诚信的礼，怎么能得到神的庇护呢？神不庇护子反，子反必不免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