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军休战时，作为楚军的最高统帅，子反下达了一条命令，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古人朝食是在辰时，即今天的8点到10点。鸡鸣是丑时，即今天的2点到4点。子反虽然没有说，吃过早饭后会下什么命令，但继续作战的概率要大于撤军。而不说下达什么命令也是为了保密。但秘密还是被人泄露出去了。
晋军这边很快知道了子反的命令，苗贲皇用了一计，让楚军俘虏听去晋军的命令，然后放他逃走。晋军所下命令是，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明确说了，也是早早吃早饭，然后与楚交战。
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客曰：“防风何守也？”
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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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致群神，然后又说，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是人也。人，神也；神，人也。瑶台君论之有理。
读书能如美丽女人这样想得细就且能联想，就厉害了，此你与瑶台君很相似。我只能就事论事，最多把事论得稍微深一点点，但联想真的不行。
此二字是否通用，要找资料论证。但二字有一共同点，都有耳字在里面。是从耳，都是耳部。段玉裁在注“圣”字时有说，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所以，应该是可以通用。
继续关于信的讨论
楚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
此条是鲁桓公十三年的一个材料。君抚小民以信，所言乃指上对下的信。君与小民，君为上；君与大臣，君为上；大臣与小民，大臣亦为上。上对下要有信，此今天公信力之谓也。当为上者所言已不为在下者所信，在下者岂能顺在上者意志而为之？此其统治出现不稳定之所在也。
此一段中，不是说抚小民以信，而不以德，不以刑。三者于民、于司、于莫敖皆适用。此文法，钱钟书管锥篇有专论。
169、掀公以出于淖
鄢陵之战，正面的作战并没有太多的叙述，而反倒是非战争的但又与战争相关的事件记叙了很多，把这些情况例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战场上的真正场景。
父子同在战场上。士燮与士匄是父子，栾书与栾鍼也是父子。栾书是中军将，士燮是中军佐，为晋国第一第二号执政者，但他们不但亲自上战场，还把自己的最亲的儿子带上战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的人，祭祀与战争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身为贵族的国君及卿大夫，不但亲自祭祀，还亲自上战场。谁不知道上战场可能就意味着死亡，但春秋时期的贵族们并不畏惧，不但自己不怕，也不怕自己的儿子们死。所以，在中国何为贵族的最让人可敬又可惧的品德？就是对死的无所畏惧。
这两对父子还各有一个小故事。
当楚军在晋军营前排好阵时，士匄小跑着来到晋厉公及众卿面前，提出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的方案。士燮马上手执长戈，追辇儿子士匄，且说道，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士燮父亲的权威显露无隐。
士匄为什么要小跑，他是贵族，知礼。臣在君面前，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走路得小跑，即趋。你不能在尊者面前迈着四方步，那一定是没有教养的人，又何论是否贵族了。
栾鍼此战中为晋厉公车右，当晋军出营与楚作战时，路前有一烂泥地，车子必须绕过去才可以通过。但为晋厉公驾车的步毅是水平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把戎车驾到烂泥地去了。一时还走不出这烂泥地。身为中军将的栾书就想请晋厉公到自己的车上，但被栾鍼制止了。他喊着父亲的名说，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不罪焉，可犯也。说完，自己下车把车子从烂泥地里掀出烂泥地。
栾鍼依礼是不能喊父亲名的，但此时他为什么要喊父亲的名，因为是在国君面前。在尊者面前，你必须谦卑；在尊者的尊者面前，那个尊者也要谦卑，这就是礼，等级观念可以说深入人之骨髓，时时处处都不得违背。
士匄和栾鍼身为贵族子弟，知道自己应该抱着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的信念；在那样生死瞬时就会判定的时刻，却还是能够依礼行事。这就是贵族，一点血脉所传承着的不但是生命，还有精神。
楚共王听到这个情报，想找子反来商量明天怎么与晋作战，但子反却来不了，喝酒喝多了，醉酒了。楚共王本身眼睛受伤，子反是楚军统帅，一个受伤，一个醉酒，还怎么指挥明天的作战。楚共王只好下令连夜撤军。
鄢陵之战，以楚军失败而结束。而同时结束的还有子反的生命。在楚军退回到楚国的瑕地时，子反自杀。
子反之自杀是子重逼近的。子重说，初陨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子重请子反想想，当年城濮之战失败的子玉可是自杀的，你怎么办，应该很清楚的。要子反效法子玉自杀。
但子反的自杀是自愿的。他自己回复子重说，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也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就算没有子玉这样的先例，战败后主将自杀，您子重以义来责让我，我只为这义，也应该自杀。何为义？我身为楚军统帅，且因为我醉酒而致楚军战败，我就得负我应当负的责任。这么大的责任，只是辞职受罚是不相当的，只有死才与之相宜，此即义也。
楚共王什么态度呢？是楚共王先提出了城濮之战子玉之死之事，但楚共王说，子玉当年失败，楚成王不在军队中，所以他子玉应该负主要责任，所以他子玉必须自杀。而此战中，我楚王本人也参战，那么这个责任就我来承担了，似乎是不追究子反的责任。但一细想，其实楚共王的话另有他意。如果楚共王真不想让子反死，就不应该提子玉自杀之事。提子玉自杀之事，就是暗示子反效法。比如，楚共王只要说，此战不榖之罪也，子无以为过。就是真的承担责任的意思。但楚共王先对子反说的是，先大夫之覆师徒者，意思是先大夫子玉使楚师战败，那么就是说，此战也是你子反使楚师战败的，真正的责任在你子反。无楚王无非是替你承担责任罢了。
多么英明的国君。所以，子反只有死，必须死，他也情愿死。而孔子修订的春秋经记载此事是，楚杀其大夫公子侧。所以，要子反死，是楚共王的意志，虽然楚共王没有下这样的命令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忠信也。”
这是鲁隐公三年的一个材料。
说文，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段玉裁说，人言无不信也。故从人言。
说文，诚，信也，
如果这样说来，人所言当皆为信才是，但非也。故君子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可见，人之言有不信者。何为不信，所言非其心所思也。所思与其言相一致，即为信。
这是桓公六年的材料，随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关于忠这个概念以后再谈。
祝史正辞，则可见有不正之辞，即矫举以祭。
矫，说文说，揉箭钳也。本意是指将箭矢校直的工具。可泛指正曲为直。那么轿举，就是将不正的行为，说成正的。
这里与上面所说的信有差异了。上面说的是，心里想的与所说的不一致是不信，一致的是信。
这里说的是，所为之事与所言此事是否一致。比如，所为之事是恶，而所言此事却说好，则为矫也。此即不信也。
所以，可以归纳为，信，乃逻辑学上所言之同一律也。当然在此我们从哲学的层面来考虑。我们是怎么思考的，我们又是怎么表达的，此其一。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我们又是怎么表达的，此其二。
这是鲁桓公十二年的材料：
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宋无信也。687e国zv学16a网57e6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根据春秋经的记载，七月鲁桓公与宋庄公盟，讨论宋与郑平成。但鲁或许看出宋之盟非真心，故于八月、十一月与宋公再会面。宋庄公最终表示不愿意与郑和好。然后就是鲁郑结盟，伐宋。为什么伐宋？宋无信也。
这里信又有另外的一层涵义，即如果有了这个想法，且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要一直保持下去。如果这个想法中途变化了，就是不信。
宋庄公开始是想与郑和好的，并已表达给了鲁桓公，但后来变卦了，后面的想法不是前面的想法了，那就是矛盾的了。前面是信，后面就是不信。
苟信不继，是说信不能持久下去，信不说永远，总得持续一段时间才对。开始结盟的想法，后来变了，但却未表达出来。那么，想法与表达已非一致了，就是不信。所以，宋庄公在后来两次与鲁桓公会面时，已是不信了。到宋庄公表达了不愿意与郑和好时，其不信不过是表达给了鲁桓公。故鲁与郑伐宋。
所以说屡盟，不但无益，且是乱世之像或乱世之源。
168、鄢陵之战之----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
鄢陵之战前，楚国权力核心应该都是主战。但晋国却不是，有主战和主不战之分。主战是以中军将栾书为代表加上郤至，主不战为士燮。
晋国主战方只是作战的策略不同，栾书想以逸待劳，固垒以待，他判断三日后楚军必退，然后击之，晋军必胜。从战败后，晋军食楚军三日粮食看，楚军所储备的粮食也就剩下够用几天的了，可能就是三天的。楚军轻窕，应该是指楚军轻装，其后勤保障过简。郑国姚句耳说，其行速，过险而不整。也可证楚军是轻装前进。而后来栾书怨三郤也是因为此战之事，当楚军逃走，进入楚营，他看到了楚军的粮储只有三天的，如果依照他的作战策略，晋军可以不战而败楚，或者说可以更大地打败楚军。而实际是，用了郤至的建议，立即作战，也打败了楚军。但却无法用栾书的策略打败楚军，这是最让栾书难受的。
郤至认为可以立即与楚军作战，是基于他对楚军分析后得出的六间，二卿相恶，指子重子反；王卒以旧，楚国军队老化了；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指楚国联军战阵未排好；陈不违晦，指违背传统习俗；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指楚军阵营没有战斗力。郤至的分析是正确的，所以晋军可战败楚军。但是郤至的眼光只看到对面楚军的阵营的情况，没有看到楚国的整个情况，此点他不及申叔时。而郤至与士燮的不同，也在于郤至只看到晋军在楚军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战胜楚军，但却没有看到晋国方面存在的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此，士燮反对这场战争。
那么士燮看到了什么，他在想什么？在晋厉公决定出兵前，士燮说了这样的话：“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士燮的意思是，现在只是郑国背叛了晋国，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而如果诸侯全都背叛了晋国，那才是晋国可以解除危难的最好的现状。这话说的有些不近常理，一个诸侯国背叛是坏事，所有诸侯国背叛反倒是好事？
当楚军即将与晋军相遇时，士燮又说“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这里士燮明确地表示了晋国不应该再以诸侯伯主自居，可以不再经营天下诸侯，而应该返过身来团结一致敬事国君，做好晋国国内的事情。
在楚军与晋军会于鄢陵时，士燮再次提出不战，但郤至认为：“韩之战，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反命，邲之师，荀伯不复従。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则郤至的主战是为了使晋国不再被辱，是为了雪耻。不要把政治看得那么神圣和神秘，其实发动战争的原因，可能就是领导人的一时的喜怒哀乐。
士燮说了他自己的想法：“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士燮说明了晋国为什么之前必须与人争胜，而现在可以退让。在你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只有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或许还有活下来的可能。但是当你的生存没有可忧时，你要考虑的首先是稳定，而不是无限的扩张。当然如果是一个伟人，可能会再考虑发展。
只有圣人能外内无患，但历史上能有几位圣人？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就是忧患，时时处处都是忧患，人不会没有忧患。这是前提。所以，就晋国的现状是，当天下所有的诸侯都愿意听从于晋国时，外患就没有了。但前面说了，人不会没有忧患，所以外面之患没有了，外面的对立面，里面就会有忧患，晋国的内乱就会出现。内乱是什么？是自相惨杀，两败俱伤。一个是亲近的人与亲近的人争斗，一个是敌人与我争斗。与敌人争斗是正常的，与亲近的人争斗是非常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非常的事，而不做正常的事情呢？所以，士燮提出，应该把楚国作为外患留在那儿，晋国就不会有内乱。
当鄢陵之战结束时，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谓。”士燮不是不相信晋国可以打败楚军，而是不愿意相信。但士燮对晋厉公说的话，却让人能感觉到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真诚之意。他不说晋国会有内乱，他说人的好运不是常有的，与其期望着好运，还不如修身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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