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还感激巫臣的子反，见襄老死了，巫臣不怕早死，把夏姬娶走，就不高兴了。这有问题，如果说巫臣讲的，娶夏姬的人会死得早且已验证了，那么巫臣就不应该娶夏姬。而现在娶了，只能说明娶夏姬那怕是过一天，也值，不论死得多早，都值。包括那个襄老也死得其所。如果是这样，当初自己娶了夏姬，不是比这样活着更值吗？所以子反懊悔不已，但已迟了。他就只剩下恨巫臣了，恨巫臣就要报复他，所以他向此时的国君楚共王提出用金钱向晋国行贿，不让巫臣在晋国为官。
楚共王不同意，因为如果父王楚庄王真的娶了夏姬，有可能真的就如襄老那样死了，不就是证明了巫臣真的是忠心于父王吗？忠，社稷之固也。其它的过错，相对于忠，都是小问题。楚共王认为，忠这个品格，可以抵消很多很多其它的错误。巫臣的忠心，与他窃娶夏姬，窃妻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
而且禁锢未必有成效。楚共王说，如果巫臣到了晋国想干些利于楚国的事，你给晋国再多的贿赂，晋国能同意吗？如果巫臣无益于晋国，晋国将抛弃他，又何须我们贿赂晋国去禁锢巫臣呢？结论是，你用贿赂晋国的办法，既不能让巫臣做有益于楚国的事，也不能不让巫臣做有益于晋国的事情。禁锢是没有作用的。
子反想想楚王所言有理，也就不再多说，只好暗地里去咬牙了。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在鞌之战前，鲁宣公本想和楚庄王和好的，但楚庄王先死，然后是鲁宣公死，鲁楚二国因为国君的去世，而最终没有建立友好邦交关系。鲁国是小国，必须寻找一个靠山，只好投奔晋国。鞌之战，鲁国的四位卿帅军会师晋国，与齐国交战。而卫国也弃楚交晋，参加了鞌之战。
楚国令尹子重，为此准备发动阳桥之役以救齐国，因为楚国是齐国的盟友。阳桥之役就是教训一下鲁国和卫国，而救齐国不过是挽回一点齐国鞌之战失败的面子而已。
发动战争就必须有人员、粮食和物资的准备，那么阳桥之战需要多少人员、粮食和物资呢？子重以为要比之前楚庄王所发动的战争，或被迫接受的战争都要多，理由是，此时的楚共王年幼，才十一二岁，而现在的大臣又不及以前的大臣优秀。所以要想有以前那么强大的力量，就只有靠增加军队数量。
子重的思维方式是，总体上不变的东西，可以在结构上变动。军队数量，国君，大臣，三者的配合，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这三者当中某一项或者二项，以至于三项的变化，就是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加减的，也可以是乘除的。其中一项弱了，可以用其它的二项的增强来补充。国君弱了，大臣不及以前的大臣，就得用军队数量来补充。
为了印证自己的立论的成立，子重引用诗经的诗，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你看周文王安定国家的方法，就是靠士多。且不论这士是指卿大夫士的士，还是战士的士，总之是靠人多。周文王都靠人多，我们怎么好和周文王比，就更不能不靠人多了。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利的原因有很多，有更多的军人参战当是重要的原因。就算一个人再有武功，但他的体力是有限的。那时的武器戈、戟和殳都是长兵器，在与敌人搏斗时，体力的消耗就很大了，谁也不愿意轻易地死在你的一挥手间，都会使尽所有的力量。所以，那时除了用弓箭的，你很难说，可以多杀死几个敌人。
所以子重说，楚共王太年轻，我们这些大臣又不及先大夫们，所以结论就很明显了，必须靠人多。
战士多了力量就大，但人多还要有战斗力才行。战士很多，上了战场都当了逃兵，那人多就没有用处了。怎样让战士们勇猛作战呢？子重想起了楚庄王生前的一句话，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就比如现在楚国之德，没有修养到可以让晋国的从属国鲁国卫国自动地来朝贡于楚，反倒助纣为虐，跟随着晋国欺侮楚国的盟国齐国。怎么办？不要去怨晋国鲁国和卫国，回过头来，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最有效的办法是惠恤百姓，然后好好地让他们为国家服务。
楚庄王为春秋时代的一位最有成就诸侯国君之一，他的行动是由他的意志支配的，他的意志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他的思想由他的生活的环境和他受的教育锻炼成的。他说的这句话，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可以说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是验之于古今而皆成的传世法宝。
依据楚庄王的这句话，令尹子重制定了四个政策，第一，先搞人口普查，看究竟可以动员多少人参战。这很重要，如果像秦二世那样征役于闾左，随便划一片区域，全部去当兵，就坏了。
第二，已责，就是国家不再追缴欠税、欠债，所欠税债全免。这就是惠恤人民。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时时实行这个政策，后代称除逋赋。当然政府可以免除的，主要是欠政府的税赋。这样可以推断，春秋时期，上战场的除去贵族外，还有就是有着自由身份的平民。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欠税欠债。奴隶身份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逮鳏，就是特别照看那些孤独的老人，让他们有幸福的晚年。为什么特别要有这一条？孤独的老人，就是没有子女和老伴的老人，这些人没有了生活的能力，但楚国政府会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上战场意味着什么？战死。年轻人战死了，其父母不是就成了鳏寡孤独之人了吗？子重的这个政策就是做给那些准备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看的。
第四，赦罪，就是赦免有罪人，相当于特赦。赦罪的目的，是让这些人上战场。这些罪人，与其失去自由，还不如上战场，如果不死，不但获得了自由，还有可能因为立功而有田产，后半生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
这样四个政策的执行，楚国的军队数量大增，士兵们斗志昂扬地上了战场。先是侵伐卫国，再是侵伐鲁国，鲁国一看不对，派孟献子带上财赂前往楚军和谈。谈判的结果是，鲁国送给楚国，木匠一百人，缝纫女工一百人，纺织女工一百人，让公子衡为人质于楚国，楚国与鲁国结盟。
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正确的政策，有了正确的政策，就会达到预想的效果。楚国令尹子重阳桥之战的胜利，关键是指导思想的正确，就是惠恤民而善用之。
阳桥之役，楚共王的戎车参战了，因为他的私属部队参战了，但楚共王没有参战。参战了的楚王戎车，御戎彭名，车左蔡景公，车右许灵公。蔡、许二国君因为年龄太小，当时还未行冠礼，为了让他们能立于楚共王的戎车上，楚国人强行为这二位少年国君行了冠礼。
楚国人太霸道，因为行冠礼应该是在祖庙，由父亲操办。蔡许二国君，即已为国君，则其父君已死。但为什么要在楚国行冠礼？因为马上要上战场了。是否会在楚国的祖庙行礼？没有人知道，但不是在蔡国祖庙和许国祖庙行礼是一定的。结果也是知道的，蔡许二国君的头发束了起来，加了首服。那就是成人了，所以就可以做成人的事情了，上战场。
但楚国人再不讲道理，再霸道，他也不敢做违背礼的事情。不是成年人，不能做成年人的事情。但行了冠礼就是成人，这是一般的常人行事的准则。常人实际的行事顺序是，这孩子年满二十了，应当行冠礼了。楚国人在蔡许二国国君的行冠礼上，却不是。他们的行事顺序是，我给蔡许二国君行冠礼了，他蔡许二国君就是成人了，不论他们是否二十岁了。但楚国的战士们看到蔡景公和许灵公却认为是成人了，因为他二人已有发冠了。
但蔡许二国君，没有自己的戎车，他们是立在楚共王的戎车上，一左一右，车左蔡景公手握弓箭，车右许灵公手持长戈，彭名驾车。
阳桥之役后，楚、鲁、蔡、许、秦、宋、卫、郑、齐、曹、邾、薛、曾诸侯国在蜀结盟。但在孔子修订的鲁国的史书春秋上，没有把蔡许二国记录进去，就好像他二国没有参加歃血，没有诵读盟辞似的。
孔子这样做的理由是，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一个国君，如果做了不是他国君应该做的事情，他就站错了位子，站到了不是国君的位子上去了。既然你站到了不是国君的位子上，那么你就不是国君了，我一个历史的撰写人，也就不把你当国君来写了。既然，你已经不是国君了，你也就不能代表蔡国和许国了，所以蔡国和许国就没有参加蜀之盟会。这个推理是成立的。
在春秋时代，礼还是指导着人们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主要规范。所以不依照礼去行动，必然是错误的。而一个社会之所以用礼来调节社会关系，乃是因为这个社会是等级制度社会。如果是一个平等社会就不是以礼来调节社会关系了，而是用契约，用法律。
诸侯国君不依礼行事是错误的，周天王不依礼行事也是错误的。但已如西落夕阳的周天王却绝不会犯这个错，否者还有谁会去在乎他周王王呢？
146、非礼也，勿籍
周天王的特别遵守礼的规范，其实也是一种人的心态的表现。此时的周天王已然没有了威权，诸侯不听周天王的，有不断出现的霸主主持调解裁决着各种诸侯间的纠纷，最多事情完了，向周天王报告一下，这已算是给周天王大面子了。
此时的周天王也就三流的小诸侯国，但周天王还是王，还是天子，从孔子说的位子看，他还是坐在周天下最高的那个位子。而恰是礼，可以充分显示出周王的地位来。实际的情况与表面的情况的不同一，没有关系，只要有一方面可以给人以安慰就可以了。所以，周天王的用礼特别的认真，不过是自我心理上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