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有三个姐姐，大姐和三姐都有一个很女性的名字：大云和三美，唯独二姐的名字最俗气：小丫。二姐说自己本来属于“命题作文”：母亲怀二姐的时候，身子出奇得懒，肚子特别大，盼孙子心切的祖母由此推断会生男孩，欣喜万分地提前起好了名字“二勇”。不料，生出来却是女孩，祖母一脸失望，发了句感慨说又多了个丫头片子，母亲问丫头片子也得有名啊？在一旁没精打采的父亲随口就说就叫小丫吧。
二姐的名字后来还是改了。有一天，一封挂号信邮到家里来，母亲一看收信人是王君，就嘟囔说会不会是寄错了，咱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二姐却把信接过去，一边拆信一边大声宣布自己改名字了，从今往后叫王君而非王小丫了。但无论二姐自己怎么改，在家里所有人都还是叫她王小丫。
“丫儿——去，帮我把这棵白菜洗洗。”
“我已经改名叫王君了，君子的君！不再叫王小丫了！”
“哦，叫王君了，君子的君！好的，好的，不叫丫儿了，不叫丫儿了！……——丫儿，白菜洗完没有啊？”
二姐气得把洗完的菜丢进了水盆里。
二姐改名是在上班以后。出于全家生计考虑，二姐和大姐一样，很早就去工作了。二姐的工作是在县电影院卖电影票。电影院一侧有一间房子，有一个小窗户，木质的小门，啪嗒打开，露出二姐略显稚嫩的笑脸：
“你要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哦，对不起，只有后排的了。你有单号还是双号？哦，对不起只有双号了。”
那时，二姐才刚刚17岁半。但很多人都认识她，说到电影的时候，都会说到她：
“那个卖票的女孩子真好脾气，我故意难为她，由单号换成双号，由后排换到前排，由买十五张换成买两张，折腾半天，她愣是没烦！真是好脾气的小姑娘。”
“这个姓王的小姑娘说话也好听，声音里带着甜味，不知道笑起来，是什么样儿？你见过没？”
“我见过，不过那次王姑娘没笑，她哭来着，听说算错钱了，清点票款的时候，少了四毛钱。”
“有一次，我没买到票，正好看到她卖完票走出来，就和她打招呼说认识她爸爸老王，想请她帮忙把我送进去，她就真的把我送进去了。其实，我哪认识他爸爸啊，就那么一说，就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这个人还没说完呢，就被人啐了一脸瓜子儿皮。大家一致声讨这个二流子，说他怎么可以利用王姑娘的善良和单纯对她进行欺骗呢？猪狗不如！赶紧去道歉，否则，见他一次骂他一次。
第二天，二姐就收到了一个陌生人递进来的一包赔礼道歉的五香瓜子。
二姐不但名字改做了王君，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外号“卖票西施”。人们见面聊天，聊到电影，往往这样说：
“今天谁卖票？”
“老尹。”
“谁？”
“就是那个头上没毛鼻孔净毛的。”
“哦，那就不去看了，要是‘西施’卖票，我就去买张票看看。”
二姐就这么大魅力！
其实，二姐最大的魅力来自她的文化修养。二姐的床头整齐的摆放着舒婷北岛顾城的诗集，摆着成摞的《青年文摘》《读者文摘》，还有霍桑的《红字》，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等，这些书都是她上班以后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闲来无事就蜗在自己的小房子看，看多了就写，写什么没人知道，写完了就去邮局邮走了，半月二十天后，一封来自某某杂志社的信就邮到家里来了，被二姐拿回房间看完烧掉了——后来，我知道那是退稿函。再读，再写，再邮寄，再收到退稿；来来回回，五六次，二姐就只读不写了。
虽然不写，但读过看过一定有所感有所发，二姐就说给我听。一边喝着棒子面稀粥或叮叮当当唰着锅碗瓢盆，一边给我讲风流倜傥的于连、善良美丽的埃斯梅拉达、苦命可怜的芳汀，讲舒婷的《致橡树》，讲“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讲得我云山雾罩，遐想非非，于是就搬来那些书，秉烛观阅。潜移默化地，二姐成为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由此也让我和二姐结为最牢固的战略“同盟”。
当时，家庭成员被我按“战略关系”划分：父母是“武王至尊派”，凡事一言堂，仗势欺人，对我实行“压迫”和“教化”，天天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祖母和三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派”或者是“狐假虎威”派，凡事没主张，随风倒不说，大多数无原则无立场地倒向“至尊派”，吹风造势，添油加醋，兴风作浪；二姐本来独创门户“古墓派”，冰清玉洁独立群芳的，情趣高雅，曲高和寡；我也是自成体系，但派别名称众说纷纭：三姐说我是“逍遥法外派”，凡事嚣张，遇事张狂，但遇难总会呈祥，因为我是老王家三代单传的宝贝老疙瘩，维系着繁衍后代延续香火的重大责任，所有家庭成员遇事都会让我三分；祖母说我是“惹是生非派”，有事没事捅篓子惹事端，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天天让别人给擦屁股；而我自己则认为属于“王大各色派”：处处标新立异，时时变革维新，凡事争强好胜，力取与众不同，我有我风采，同时还自认为是“孤立无援派”，目光远大，志向高远，怎奈生不逢时，时不我待；
我和二姐结盟后，队伍壮大，声势非凡，惹得三姐拉着祖母坚决地站到了父母一边，处处与我为敌。从此我们家分裂为两大阵营。两大阵营有史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战争就爆发在1987年。
战争起因是因为二姐和朱江明谈起了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