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八点，雪依然很大，孙若愚走在去天津市公安局的路上，却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方剑持经过考量，觉得副所长方若愚，和他的下属兼表弟方若拙，屁用没有，而两人是案发后被叫到车站的，并没有作案嫌疑，便决定安排两人当做跑腿。
他让两人分头行动，由方若愚拿着死者和那个下巴上长着痦子的嫌疑人画像去公安局见刘局长，请求上级配合调查两人身份。而孙若拙拿着李唐的介绍信，去交通局询问列车的情况。
大街上，原本被扫出的马路因为风雪，很快又封堵了。原本灯火通明、霓虹闪烁的海河两岸，一片漆黑，毫无声色，只有星星点点的火光。
孙若愚的脚快速在雪地里摩擦着，在寂静的夜晚，发出飒飒声响，他不时想起四年前同样大雪纷飞的一天，他右脚小指后面的那根胼指被人用枪打断，掉在雪里的声音。那之后，他好像终于摆脱了恶疾一般，成了全天津卫跑得最快的人之一，一个月内，从一个不起眼的乡下木匠，成为了天津东站派出所的副所长，而他的乡下堂弟孙若拙，也随他当了差，荣升二等警员，现在正跟在他身后。
那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孙若愚跟着他干木匠的二叔从保定到天津做活计，他二叔说不上手艺有多精湛，但却有个极受老板们赏识的天赋——他是个哑巴。老板们让做嘛，便做嘛，从来不问，听清了要求埋头就是干，手脚麻利些，做的东西大差不差，价要的又不高，很快就在天津卫闯出了些名堂。
某一日，他二叔用手比划着告诉孙若愚，他遇到贵人了，给他拢了位大客户，要去对方宅中五天五夜，连打出一百只木箱子，他做不过来，便专程从乡下唤侄子和自己同去，说包吃住、工钱高，唯一的要求，专心干活，万不可多问一句。
孙若愚自忖力气活儿干着倒不是问题，可他自小热心肠，话多，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多了，惹出祸事。他左右一琢磨，想到个注意：在自己舌头下面含了根钉子，每想开口说话时，钉子便往舌头上扎一下，疼的厉害，这样便能时刻提醒自己：你孙若愚从现在起和你二叔一样，是个哑巴。
两人到了天津，被人蒙着眼送上汽车，带到了一户人家。那是孙若愚第一次坐汽车，纵使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一想到嘴里的钉子味，硬是老老实实一路上没敢偷看，只觉得一会儿向东一会向西，路走不完似的。下了车，又是一阵晕头转向，最终被领进了个宽敞的地下室，这才摘下眼罩来。
地下室里除了木头什么也没有，两人开始没日没夜地在里面打箱子。足足打了五天箱子，两人也被好酒好菜招待了五天。里面没日没夜，只有每次有人来收箱子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到午夜了，该睡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第五天，却始终不见人送饭，叔侄俩等得饥肠辘辘，也不敢出去询问。直到约么着又过了一天，孙若愚实在饿的忍不住了，他见地下室的门只是扇普通的木门，便大着胆子，用锯条把锁子给锯开了。
门刚打开，一个死人就从楼梯上咕噜噜地滚了下来，一路滚到了地下室门边，借着上面透下来的光，孙若愚看清，死的正是每天来收箱子的人。
孙若愚感到大事不妙，拉着二叔便往外逃，可他一从地下室爬出来更惊呆了。两人头顶竟是一幢奢华的洋房别院，白墙红瓦，园中还置着一西洋小喷泉，本该精美，可眼下，满院子的雪，都被死人的血染红了，白墙上也溅满着血点，喷泉的冰柱上，不断滴落着血水。孙若愚当下一阵眩晕，差点倒下去，被他二叔给托住了。
两人还没搞清眼么前的情况，门外传来一阵枪声响，乱枪之中，几个人正押着个戴眼镜的瘦子往车里塞，后面跟着几个拉拉扯扯的女人，不知是夫人还是丫鬟，一旁几个仆人打扮的，在忙忙碌碌地往卡车上装着东西，孙若愚仔细一看，那往车上装的，不就是自个和二叔这几日打的大木箱子么，数目却远没有他们打的那般多，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反正凭他两个乡下木匠对眼前形势的判断，大概是土匪来这戴眼镜的瘦子家打劫，瘦子不从，对方干脆把人也给劫了，让这家人凑够了钱再去去赎。可放眼望去，院子里除了自己和二叔，哪还有活人呐。
孙若愚心想，那些“土匪”可千万别把自己和二叔也当做他家的人，一齐给害了。至于工钱——幸在这几日吃香喝辣也回了些本，多的就甭想了，保命要紧。
孙若愚听着枪声是从西头传来，东边倒是没什么动静，便招呼二叔一路小心翼翼，从东墙翻了出去。孙若愚右脚是个六指儿，虽说平时不疼不痒，但或许是心理作用，他走起路总觉得不利索，他手脚一慢，出了动静，就被那些“土匪”给发觉了。其中一个端起枪就朝两人开了一枪，孙若愚惊呼小命休矣，一屁股坐倒在地。等他反应过来，二叔已经死在他身上了，后背心中了一枪，血溅了他满脸。他二叔不会说话，护着他的时候，一丝声音也没发出来。
开枪的“土匪”大概是以为两人都死了，转身就走了。孙若愚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人死，还是自己二叔，悲从心来，一个颤抖，几乎就要哭出来，他刚一动嘴，意识到嘴里还含着根钉子。那时他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生出来一股勇猛——他突然脱掉鞋，握住钉子，猫着身子，往那个开枪的土匪身后走去。他踩在雪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直到了他身边，瞄准他的太阳穴，用尽毕生的力气，将那根钉子狠狠地往他脑子里扎了进去。那人一声大叫转过身来，竟一时没死，举枪就要往孙若愚身上射，孙若愚一把抓住了那人的双手，使劲向下一剪——砰地枪响，子弹射歪打在了下方了，恰正中孙若愚右脚的那根第六指上，而那“土匪”的脑浆子也终于顺着钉子眼流了出来。
孙若愚听着其他“土匪”陆续过来的脚步声，也不敢多留，抢过那人的枪，匆匆给他二叔合了眼，一瘸一拐地往远处跑。他开始还觉得脚疼，可不知是冻麻了还是怎的，没了那胼指，他竟越跑越快，跑得谁也追不上他了。
他一路从小道跑到正街，才发现自己适才竟在日租界内，而更麻烦的是，租界外此时也已经彻底乱了套，一群不知是土匪还是地痞的人，也从日租界跑了出来，在街上到处抢烧。公安局——彼时还叫天津警察局——的警察们在极力维持着秩序，他们衣着单薄，也没有枪，仅凭着一根警棍，被那些“土匪”们打得落花流水。孙若愚担心自己从日租界出来，也被当成是地痞，见个警察死在路边，便趁机拖到一边，扒下了他的警服穿在外面。
再后来的事，孙若愚也有点说不清楚了，总之是来了个警察大官，见他提着枪，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说不出来，只好继续装哑巴，那大官也没时间跟他墨迹，就让他跟在自己后面随队伍一起行进。后来他就跟着队伍一直走，不知走到了什么地方，也再没开枪，那些“土匪”就突然撤退了。等事件全部平息之后，孙若愚竟稀里糊涂跟着那大官的队伍回了警局，一起受了嘉奖。
没人知道孙若愚不是警察，而是个木匠。警局知道他是大官的人，也再没人追究他身世来历，安排他去了天津东站，开始做队长，后来因为大官升了职，他也升了副所长。再后来，那大官突然又不在警局任职，回东北去了。他走的那天，孙若愚才知道，他和他二叔去做木工的那地方，是大清皇帝溥仪临时在天津的落脚地。而他那天看到的那个戴眼镜的瘦子，便是溥仪本人了。那日之后，东北就成了伪满了。
他从来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毕竟他如今已经是派出所副所长，多少算个官儿了。而每次再想起那事时，他都会遗憾于两件事：一是当时没多看溥仪皇帝两眼，日后也好跟人吹嘘，自己也是沾过皇气的人；二是，没能给他二叔入殓，等他再去找时，所有尸体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他二叔和那些“土匪”——他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一起扔进海河里了。
他堂弟，那个二等警员孙若拙后来也到天津谋生，被他安排进了派出所，当了二等警士。他总问他，他爹是怎么死的，他总说，是打日本人的时候，光荣牺牲的。这让孙若拙伤心之外，勉强有了几分骄傲。
有次孙若拙又回忆起他爹，说他做木工活时有个习惯，喜欢把自个名字刻在个隐蔽的地方，算是自己一件作品，歹日后谁看到这活儿做的好，问起了，也有个证明。他说完当时便把孙若愚吓得一身冷汗，不知道他二叔有没有顺手把自己名字也刻上了。不过转念一想，自己的名字这么复杂，二叔没文化，大概不会写。二叔连自己的名字也总是写错，明明叫做孙瑜，却总爱把瑜字写成个“偷”字，不知道那些箱子上，有多少被他写上了“偷”，也不知道被那些日本人发现了没有。
想到这里，他感觉今天这雪中封车站的事，倒也算不上多么稀奇了。自有了那番见识经历之后，他知道天津的案子，没有真正的小事，指不定背后是皇上还是日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