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秘密基地”古井，出了无名山，四少年又跑到县里，在老街吃炸串，商场照大头贴，公园滑冰车，一整个下午闲逛，直到黄昏将至，才动身回镇。除了那次徒劳的沈阳之行，关匠、孙瑾、富伦三个小兄弟近乎整学期都在辰平镇，已四月有余，这是寒假头一天，李蕨是两天前回的家。
辰平古城，位于营滨市区东南，渤海湾东岸最东处，无名山南，大清河北。
若论生活质量，辰平镇远不及营滨市，可镇上人却没一个瞧得上市里人。“营滨”，不过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渤海湾的通商口岸，选在了牛庄的一个叫“没沟营”的小村，才得此称呼。而“辰平”二字，最早可溯至辽代建安城，已有千余年历史。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边防，创立“都司、卫、所”制度，统一管辖举国军力，辽东是该体系中最重要一环。《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曾言，“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于是，辽东都司驻辽阳城，下设二十五卫，一百一十二所，其中十二卫单独设城，辰平卫便为其一。
洪武九年，古城落成。其在原辽金夯土城基础上，留其南门于城正中，改建钟鼓楼，又向南新筑城池。《辰平县志》载，“周围五里八十八步，高三丈五尺。”按如今换算，城墙周长约三公里，高十米，规模不算大。可自古城辟建，其北防蒙元，南防倭寇，兼具海路御敌之重，明初为辽东第一贸易港口，清中叶为东北“财货通衢”，可谓盛极一时。
近代，殖民之乱突至；建国后，又遇经济滞涩，辰平古城渐如一颗遗世明珠，被岁月蹙浪掩于海滨，暮去朝来。而某种程度上，这却是幸事，也正因如此，古城才在浩劫中得以全部留存。城墙、街巷、寺庙、道观、民居甚至古树，如今都一如明清旧貌，恍如隔世，唯独日常生活却因愈加清贫而不便起来。
古城内不通车辆，罕有外人往来，百姓多半承袭祖上营生，大小铺行千余户，早存“前店后坊”形式，不过近年来，因买卖和居住功能变化，多了些自由改造。这其中，就包括关家的兴记斋糕点、李家的聚太仓杂货和富家的鸿仁商货。
南、北大街，是城内最重要的主街，约六米宽，青砖铺地，纵穿钟鼓楼门洞，以钟鼓楼为界，南称南大街，北称北大街，南大街南至广恩门，北大街北连北马道。北大街正中，又将一东西向街道分成东、西大街，分至顺清门、宁海门。此“十”字形态，是卫城骨架。
关、李、孙、富四家位于古城中心，钟鼓楼脚下，南大街最北端，四个一进四合院，均坐北朝南，关、李两家在街西，孙、富两家在街东，两两相对着。沿街侧，厢房为商铺，尺寸大了些，占据合院整个进深，向主街开放，关、李、富三家有橱窗和店招，唯孙家例外，不卖东西，用作小型书法展，兼具待外客之用，取名“申延卓纪念馆”。
大寒将至，傍晚六点不到，古城天色已然擦黑，四少年回到广恩门前。瓮城划定的半圆天空，一轮渐盈凸月高挂，月光下，成片鸦群昂然掠过，由西向东，静默有序，像密密麻麻的乌黑叶子，隐蔽在夜色里。东、南马道上，清晨市集残留的杂秽还未及清扫，在阴暗中沉寂；南大街两侧，店铺的霓虹都挨家亮起，将白日的繁闹递接。整道街中，唯有兴记斋糕点一团漆黑，门窗紧锁。
关匠暂别了伙伴，走了去，进了宅门，进了正房，进了东屋，关宏镫正坐在炕沿等候。
“回了？”关宏镫问。
“嗯。”关匠说。
“饭在锅里，自己盛，我去趟李家，一会就回。”
“行。”
关宏镫起身穿上棉袄，戴好帽子，来到堂屋北头，从冰箱上层冷冻间取出一扇排骨，下层保鲜间取出一袋酸菜，出了房门，来到西角院，掀开墙角堆立的塑料布，挑了四根葱，而后出了宅门。
炕边，悬灯下，三道菜摆在折叠餐桌中央，两热一冷，酸菜炖排骨、油炸黄花鱼、干豆腐卷大葱，还有一小碟豆瓣酱，和一副空碗筷。关匠只觉寡淡。
他思忖片刻，走到北墙角高低桌前，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一串号码，忙音响了两声半，对方接听，熟悉的声音。简短寒暄后，他再憋不住心中的澎湃浪潮，将最近半月发生的大事小情一股脑地涌出口来，这些早已在脑海中每日演练，又每日新添。兴记斋糕点关门了，李蕨腿上手术做好了，古城就要更新了，昨天辰平下雪了……直到最后，他故意说起，初三上学期结束，这次期末考试，他的成绩是班里倒数第一。他停下话，静静等待，一阵怔忡袭来，震得他双目晕眩，手也在不住颤抖。
让他忐忑的，是他的企盼。
他企盼对面的回复，依旧是熟悉的怒责；依旧是假期报了新补习班；依旧是曾重复得让他不厌其烦的那句，“你看看人李蕨，再看看你！”
“你好好学习，挂了吧。”片晌，那个熟悉的声音，说了句陌生的话。
顷刻间，他泪如雨下，在即将哽咽的刹那，挂断了电话，将那句在心头萦回不迭的问题咽下喉咙：
“你去哪了？”
五十二天前，星期三，那是个与平日无异的清晨，只是早饭丰盛了些，一份麦当劳巨无霸套餐，尽管汉堡和薯条都用蒸锅热过，软趴趴，黏糊糊，可对他来说，却也是一年到头都难得一见的肴馔。而关宏镫和王素平面前，依旧是清粥、花卷、煮鸡蛋和洋葱拌咸菜。家中长久的紧张关系，让他懒得问起麦当劳来由，只顾低头朵颐，三人都不作声，各吃各。吃完了，如往常一样，关宏镫回西厢房工作，王素平收拾餐桌，他穿好校服和旅游鞋，背起书包，正要出门。王素平见状，忙丢下刷了一半的碗筷，擦干手，一边披上外套，一边跟了去。她执意今天要送他，可态度依旧看似冷淡。辰平镇初级中学与小学合并一处，在古城东南隅，距关家不到一公里，自他上小学二年级起，便自己上下学，再未有人接送过。如果当时他能够知道，当他再次放学回来，这个家里关于王素平的一切都将消失，他是不会以那样忿忿的态度，拒绝这个寻常请求的。
窗外，宅门“吱嘎”一声响，思绪被猝然打断，应是关宏镫进了院，他忙用袖口擦干噙在眼角的泪水。
“还吃吗？”关宏镫进了屋，见桌上的菜纹丝未动，问。
“不饿。”关匠说。
“行，饿了再热吧。”
“行。”
“今晚你不用练木雕了，去小蕨家写作业，一会有人过来。”
“行。”
关宏镫将三道菜逐一端到堂屋灶台，用塑料菜罩罩好，又收了碗筷，折起餐桌，立在墙边，而后灌了一炊壶凉水，放到东屋中央的热炉盖上。
关匠神情恍惚，挪出东屋，穿过堂屋，来到西屋，拾起写字台下的书包，胡乱丢进去几本包着挂历书皮的课本，单背在肩，出了宅院，刚走到南大街，“咚……咚……咚……”沉闷的鼓声从头顶传来。他转过身，朝钟鼓楼凝望，不觉发起怔。
夜色里，钟鼓楼巍然耸立，这里是古城正中，也是全城最高处。
路灯下，券门横跨街上，券顶垒砖三纵三横，一并被框在凹进的方形线脚里，行人往来其下。城墙下半部，基座略宽，向上缓缓收窄，外包小青砖；而上半部，却已称不上“城墙”，因不见了曾经的雉堞和宇墙，变作了装饰性的镂空花墙，打破了厚重，增添了通透。一条灯带沿顶部边缘伸展开去，朦胧地亮着。灯带上方，三个颎光的亭子贸然冒出头来，从身后起伏而晦暗的殿宇群中脱离，均灰瓦铺顶，朱漆梁柱。中间那座稍大，叫观音阁，卷棚顶。在它两侧，两个攒尖顶小亭相对而立，如孪生兄弟，便是钟鼓亭，东挂铜钟，西挂大鼓，钟鼓楼因此得名。
辰平古城的一天，由钟声开始，至鼓声结束，至今依旧沿袭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的传统。
“晨钟暮鼓”，若论其最盛行之时，当属唐代。由于实行宵禁，大小城内正中均建设钟鼓楼，鼓响，城门关闭；钟鸣，城门开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李娃传》中曾提到，“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据史料记载，唐玄崇五弟李隆业，就曾因违反宵禁而受过责罚。明清以来，钟鼓楼功能在原有基础上又得以加强，除报时外，又兼具通报火警之用，形成“东三，西四，南五，北六，紧七，慢八”的原则，城内百姓据此就可大致判定火灾方位，予以救援。
历朝历代，关于“钟”与“鼓”的敲击方式各有不同，“晨钟暮鼓”、“晨鼓暮钟”、“钟鼓齐鸣”均有，敲击次数也大相径庭，而在辰平六百多年的报时历史中，却始终是击钟报晨，击鼓报暮。
洪武九年正月初一，辰时，古城钟鼓楼上，随着钟亭内铜钟首次由普济寺住持慧清禅师敲响，辰平古城宣告正式落成；当晚戌时，鼓亭又擂起大鼓，两者各十二下，辰平的“晨钟暮鼓”便由此开始。
民国时期，古城整饬，钟鼓楼上的几间僧舍被改作民众图书馆，因而每日敲钟擂鼓者，由曾经的僧人，换成了现在的守卫，敲击次数随之改为早晚各二十四下，象征意义也从一天内的十二时辰，变作了二十四小时。
现如今，每天清晨，当钟声响彻，古城苏醒，南北、东西两大主街便喧闹起来。药店、酒坊、食肆、粮站、布庄、杂货铺、音像社、照相馆、发廊……都如商量好般，一并开门营业。学校电铃也随之打响，早自习开始，那些仍未赶至校门的学生们听到敲钟，都会加快脚程，不成文的规定是，一旦钟声停止，他们便会因迟到受责。当夜幕降临，整日熙攘临近尾声，适逢鼓声鸣起，古城又渐次归于沉寂，大街小巷陆续关了门，行人也稀落下去，只剩千户灯明，被夜色湮没。
最后一声大鼓擂罢，余音尚未褪尽，孙沛民、富广财两人已同时出现在南大街，一道向关家走来，神色匆匆。关匠回过神，见到他们，问了声好，而后来到聚太仓杂货。
进了店，关匠见李蕨正端坐在玻璃柜台前折纸元宝。她戴着花布套袖，面前两个大号橙色塑料袋，已装满了一袋，柜台上摆着个“小太阳”，明黄的暖光照得她双颊红润。一旁窗前的小木桌上，电视机里正播着新闻联播，两根天线被拉得老长，指向不同方向，“交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受雪灾影响地区的各级交通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以确保春运、国家重点物资和节日生活物资的正常运输……”
他这会见到李蕨，猛然记起今天是个特殊日子，于是二话没说，也加入折起纸元宝来。两人相并无言，只是飞速地折，白炽灯下，“小太阳”前，伴着新闻联播中播报员的声音，一枚枚小巧的纸元宝在两人指间跳跃成型，黄澄澄，闪亮亮，不多时，剩余一袋填满。
“辰平有座无名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辰平有个钟鼓楼，半截伸到天里头……”
这时，一个手持藤拐的龙钟身影缓步走来，个子不高，衣着臃肿，像个颤巍巍的蝈蝈笼。他停立在橱窗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重复叨念着，而后趴到玻璃上朝里瞧。
关匠见状，忙上前掀起棉门帘，拧开门，出了去，搀他进屋，让出自己的折叠凳，扶他坐。
他是李清平，李蕨祖父，聚太仓杂货主人，也是钟鼓楼守卫。
一九六零年，李蕨父亲李忠勉出生，恰逢钟鼓楼第一任守卫去世，二十五岁的李清平主动请缨，成为第二任守卫，于是在后来的年月里，“晨钟暮鼓”都由他敲响。也是自那时起，他日夜与钟鼓楼相伴，一生再未出过古城。
在他六十一岁那年，一场变故发生。
那天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本应在营滨市区生活的李忠勉突然回到古城，有人见他先后在李家聚太仓杂货，和关家兴记斋糕点短暂逗留。
次日上午，一众身着制服的民警前来寻他，原来前一日，在回乡之前，他杀了人。
被害者是位古董摊老板，四十多岁，凶器为摊上的一把晚清蒙古短刀，真品，最终遗留在他胸口。他一共被刺了五刀，其中两刀是致命伤，一刀刺入喉咙，一刀刺入心脏。由于案发地是文玩市场，案发时间在傍晚十六点四十左右，现场人正多，他们两人争执了好一会才动的手，目击者不少，还有几人认出了李忠勉，不会错。
大队长与孙沛民交涉后，派人挨家走访，接下来三天，他们将古城及周边翻了个遍，可李忠勉竟凭空消失了。一月余后，此案毫无进展，只得暂且搁置，李忠勉暂以失踪告终。从头至尾，警方并未发现与他相关的半点线索，除了一件事。
就在他失踪当晚，李家正房罕见地通宵亮着灯。
拂晓十分，关宏镫率先到访，见到了不满三岁的李蕨，正躺在热炕上熟睡，她是他前夜留下的唯一“痕迹”。李清平则呆坐一旁，双眼通红，不知是流过泪，还是彻夜未眠。当关宏镫与他说话，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在一夜之间变得呆傻，口齿含混不清，回话驴唇不对马嘴，近乎将所有的人事忘却，亲戚、朋友、邻居、自己名字、自家住址……就连后来，民警同志将李忠勉照片摆在眼前，他也全然认不出这是谁，只将这四句俗谚不断重复。警方见此，没再深究，可事后，流言却在城内传开，有人说他受了刺激，真的傻了；也有人说他是装的，为了包庇儿子。
如今，十二年已过，这件原本城内人尽皆知的事，早已罕有人提及，李清平也年逾古稀，忘却的事情不仅再未想起半分，反而愈加增多。可唯独一件，他始终牢记，直至今日。
那就是每天清晨七点临近，傍晚十九点临近，唱着俗谚，爬上钟鼓楼，将“晨钟暮鼓”敲响，各二十四下，每两下间隔五秒，共一百一十五秒整，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