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病房门口，17床的丈夫正背着双手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里都透着焦虑，每一步都走得又急又重。
看见景砚过来，他立刻停下脚步，快步迎上去，眼神里满是急切，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景砚站定在他面前，没有多余的寒暄，连笑容都没有，直接开口，语速平稳得像在念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报告：“你爱人的子宫下段瘢痕厚度是2.1毫米，这个数值略低于临床认为的2.5毫米安全阈值。选择试产不是不可以，但你们必须清楚风险——试产过程中一旦发生子宫破裂，胎儿缺氧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三分钟，错过了，后果不堪设想；你爱人也可能面临大出血，甚至需要切除子宫，以后再想怀孕，难度会非常大。如果选剖宫产，虽然术后恢复慢，下次妊娠的间隔时间也需要更长，至少两年，但能最大程度避免子宫破裂的风险，对母婴都更安全。现在给你们五分钟，你们夫妻俩商量一下，想好了告诉我。”
男人的嘴唇瞬间没了血色，脸色苍白得像纸，他回头看向病房里，妻子正躺在床上，眼里含着泪，却还是轻轻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出声。
景砚没有再催促，只是站在原地等着，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身姿笔直——他给出的从不是“该选什么”的答案，而是一把精确到毫米的尺子，让他们自己去丈量风险与希望的重量，去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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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十五分，晨交班结束。景砚刚走出会议室，就听见护士长和护士在门口小声议论，声音压得很低，却还是飘进了他耳朵里。
“你有没有觉得，景主任一回来，整个病区的节奏都紧起来了？连走路都比平时快了半拍。”
“可不是嘛，他就像个人形计时器，连喝水的时间都掐得准，每一秒都被他切成标准块，跟他一起上班，总觉得自己慢半拍。”
这些话轻轻飘进景砚耳朵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反驳也没回应，只是顺手把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塞进白大褂口袋，又伸手关掉了走廊尽头那盏亮了一整晚的灯。
灯光熄灭的瞬间，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线条冷硬得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金属，没有一点温度，连睫毛在脸上投下的阴影，都带着股锋利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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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零三分，景砚终于坐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百叶窗被他拉到半合的位置，阳光透过缝隙被切成细细的长条，落在桌面上那盆几乎被遗忘的绿萝上——叶子上蒙着层薄灰，蔫蔫的，只有靠近窗边的几片还透着点绿，像在勉强维持着生机。
他摘下眼镜，指尖捏了捏酸胀的鼻梁，指腹上还沾着一点淡淡的碘伏味，那是早上手术时蹭到的，洗了好几遍都没完全洗掉，隐隐约约的，像在提醒他刚才的紧张。
电脑屏幕还停在NICU的远程监护界面，9号保温箱的氧饱和度曲线依旧像锯齿一样，忽高忽低，每一次跌落都像小锤子，轻轻敲在他的太阳穴上，让他原本就酸胀的头更疼了些。
韩皙宁昨天说的那句“冷血”，像一枚倒刺，悄无声息地嵌进了肉里，拔不出来，碰一下就疼，连呼吸都带着点隐秘的刺痛。
他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冷漠、理性、只看数据，可没人知道，这份理性背后，藏着多少不敢言说的过往。
景砚拉开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封口用旧式的白线缠了一圈又一圈，结打得很紧，像一道不愿被揭开的疤，孤零零地躺在抽屉角落里，周围没有其他东西，显得格外突兀。
他指尖捏着线结，顿了两秒才慢慢拆开，手指有些发僵，白线在指尖绕了好几圈才解开。
从里面抽出一张泛黄的纸——那是2018年的一张出院小结复印件，纸张边缘都有些卷边了，显然被人反复摸过。
纸上的字迹有些模糊，墨水都透着股陈旧的黄，却还能看清关键信息：患儿，男，胎龄26+5周，出生体重820g。
诊断栏里密密麻麻写着一串病症：Ⅲ级脑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每一个诊断都像一把重锤，压得人喘不过气。
最下面的出院情况栏里，有一行家属签字：“拒绝继续治疗，要求自动出院”，字迹潦草，却透着股绝望。
而在备注栏的最后，是他当年亲手写下的一行小字：“随访失访，电话为空号”，笔尖用力过重，纸面上都留下了浅浅的压痕。
景砚的指尖轻轻拂过那张纸，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珍宝，思绪瞬间回到了那个冬天。
那时他刚升为主治医师，意气风发，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就能留住所有生命。
为了救这个孩子，他连续72小时没合眼，一次次在抢救室里和死神拔河，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最后孩子确实活下来了，却留下了一堆后遗症——双目失明，无法自主吞咽，只能靠胃管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连哭声都比正常孩子微弱，像小猫在哼唧。
出院那天，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眼泪不停地掉，落在孩子的襁褓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却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却更多的是绝望。
出院后三个月，他按例打电话随访，却发现号码已经成了空号。
他不甘心，去孩子家里找过，邻居说他们搬回了老家，没人知道具体地址，只说走的时候，孩子的哭声很弱，母亲的眼睛肿得像核桃。
后来有人在科室里说，那孩子没撑过周岁，在一个雪夜里没了呼吸；也有人说，家属带着孩子去了别的城市，隐姓埋名，再也没回来。
没人知道真相，可每一种说法，都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
那天夜里，景砚在值班室坐了一整晚，窗外的雪下了又停，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白，他第一次开始怀疑：
自己拼尽全力把孩子救回来，到底是在延续生命，还是在制造另一种残忍？让孩子在痛苦中活着，让家属在煎熬中支撑，这样的“拯救”，真的有意义吗？
百叶窗缝隙里的光慢慢移动，落在景砚右手虎口处一道浅淡的疤痕上——那是当年孩子父亲失控时，抓着他的手留下的血痕。
当时孩子因为并发症反复住院，父亲终于绷不住，在办公室里发了疯，抓着他的手往墙上撞，嘴里喊着“你为什么要救他！为什么要让他这么痛苦！”，血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流，滴在地板上，像一朵朵暗红色的花。
当时的疼痛早已消失，可那道疤痕却像一道烙印，时时刻刻提醒着他：医学的终点从来不是监护仪上跳动的心跳曲线，不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就结束了，而是一个人漫长的一生，是他能不能有尊严地活着，能不能感受到世界的温度，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笑、一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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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被轻轻叩了两下，周叙白探进半个身子，手里晃着一张超声单，语气带着点随意：“又跟NICU的那位吵起来了？我听护士说，你俩今早差点在暖箱前吵起来，声音都传到走廊了。”
景砚把文件袋推回抽屉里，动作轻柔，像是怕碰疼了里面的回忆，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是陈述事实，分析风险，算不上吵架。”
“行吧，你总有你的道理。”
周叙白耸耸肩，走进来把超声单放在他桌上，指尖敲了敲纸面，“18周的孕妇，超声查出来是爱德华兹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孩子有严重的多发畸形，家属现在还没接受，情绪很激动，你要不要亲自去跟他们谈？毕竟这种事，你比我们有经验。”
“我去。”
景砚没有丝毫犹豫，拿起超声单看了一眼，上面的诊断结果清晰明了，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周叙白却没走，靠在门框上，语气带着点调侃，又藏着点关心：“我还听护士说，那位韩医生给你贴了‘冷血’的标签？说你眼里只有数据，没有人情，只知道谈风险，不知道谈希望。”
景砚抬起头，目光落在周叙白脸上，眼神冷得像冰刃划过玻璃，声音也带着股寒意：“把最坏的可能性提前摆在家属面前，让他们有选择的权利，让他们知道未来可能面临的所有苦难，比让他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最后在绝望里溺亡，要仁慈得多。希望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孩子未来的痛苦，我宁愿他们现在恨我冷血，也不想他们将来在无尽的煎熬里后悔。”
周叙白看着他眼底的冷意，知道他又想起了过去的事，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只是摆摆手，轻轻带上门，把办公室的安静还给了他。
屋里重新恢复寂静。
景砚望向窗外，产科楼下的马路上行人如蚁，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脸上带着或匆忙或疲惫的神情，阳光洒在他们身上，透着股烟火气。
他忽然想起早上在NICU里，韩皙宁隔着保温箱对孩子说话的神情——那种近乎固执的温柔，眼里闪烁着的希望，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照出了他身上缺失的部分。
他曾经也有过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坚信，可过往的经历，把那份温柔磨成了坚硬的理性，把那份坚信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谨慎。
但也仅仅是“看见”而已。他把那张2018年的出院小结重新塞回文件袋，仔细地用白线缠好封口，每一圈都缠得很紧，像在把回忆重新锁进心底，放回抽屉深处，“咔嗒”一声锁上，钥匙放在掌心，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
他始终记得，当年那位老主任跟他说过的话：“做医生的，不能只有同情心，还要有理性。同情心能让你有救人的热情，可理性才能让你走得更远，才能真正对患者负责。理性不是冷血，是把你的同情磨成一把足够锋利的刀，先割开自己的幻觉，承认医学有边界，承认有些病我们治不好，有些生命我们留不住，再切开世界的混沌，让家属看清真相，做出最适合他们的选择。”
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跳出一条提示，景砚点开——是伦理委员会的会议通知：
明早八点，讨论18周爱德华兹综合征病例，参会人员名单里，NICU韩皙宁的名字赫然在列，字体清晰，像一颗等待被碰撞的火星。
他关掉提示窗口，重新戴上眼镜，屏幕的反光落在他脸上，映出他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那不是笑意，没有丝毫温度，更像一个棋手看见对手落下关键一子时，眼里闪过的冷光——冷静，且带着一丝不容错辨的对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