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老太太一样，他也是真人。可与大部分的“真人”不一样的是，我尚且无法判断他还活着，或是死了。
若是按照网上的资料来看，他应该已经死了几十年，可方老太太说他还活着，否则谁给自己寄的帽子。
我很想再说帽子是我爷爷的，但针对于我当下所处的环境，还是不招惹更多是非的好。
几天相处下来，我也不怎么怕她了，来这里时间稍长些，我便确定了这位“明星老人”所被重视的程度，或许正好相反。
在这家，或者说所有养老院里，都存在着一条鄙视链：
最上层的是“自理区”那些七十多岁，家庭富足的老人。他们正值壮年的子女，多数还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多多少少会对养老院有些帮助。这些帮助公的公私的私，总之不会被护工们刁难，属于最“招人待见”的群体；他们以下的，便是那些后辈不怎么出挑的，或是从北方城市里过来的“候鸟”，这些面儿上自然也不会缺什么，只是子女不常来，表现了也是白表现。
这两种都比“失能区”要好，这也不是说折腾不动了便会受欺负。只是失能的老人能得到的不多，因为他们能接收的，也不多了。每日里只剩下吃喝拉撒睡这些常规流程，上午下午各推着晒晒太阳，也就没别的需要忙活了。多数的时间，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这个床上眯着，根据自身的状况，自己寻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最底端的，便是那些没有后代，自己选择住进来的老人，当他们进入了失能区的范畴。
若是脾气还不好，那便更怨不得别人了。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方荷，这间单间可能是给这位“明星”最后的体面了。我甚至一度怀疑并不是有意给她安排，而是没人愿意睡另一个床位。
我现在躺着的这个床位。
在几次沟通都不欢而散后，这个房间里时常静的可以听见楼下的喧闹声。
喧闹声分为两部分，一种是那个神秘的“走调歌手”，他的声音由于有麦克风的加持，所以比他人穿透力强的多。唱的多是说新不新，说老不老的流行歌曲。他应该是没有这种天赋，时不时便跟不上节拍了，然后就追着念出一大嘟噜词儿。
另一种声音是来自阳光好时间的诗朗诵，这是自理区和失能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其中自理区是自愿报名的。
他们会选在阳光好的时候，然后躲在那个可以遮挡太阳的凉亭里面。七八个个老人的轮椅围了一圈，在其中心，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护工高高地扬起胳膊：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说到此处，女护工停顿下来，转身拍了拍身边一个老头儿的肩膀，重复道：“夏日——之花——”说着她将手抬起来，老头儿似如梦初醒，赶忙也卖力的将胳膊抬起，脑袋为了使劲而越来越垂，才终于将手举到了与视线齐平的位置。
女护工回到中心，继续扭动腰身比划着：
“不凋不败，妖治如火。
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
我将余光从窗口收回来，清了清嗓子，扭头问道：“您之前去么？这诗朗诵，是不是也叫我给耽误了。”
片刻后，那边传来一声：“嗯？”
我赶忙将身子凑得离缝隙近了些，稍微大声道：
“我说楼下这个诗朗诵啊。”
她此刻正百无聊赖的玩儿着药丸的游戏，时不时从桌上的一个褐色小药瓶里将三个不同颜色的光滑药丸倒出来，而后再用手指捏着，一个一个的装回去。
“不去的，没什么意思。”
装完一轮，她幽幽的说：“你听起来，也不像这里的人。”
“哦，”难得她主动打开话题，我习惯性的答到：“哦，我从北京回来的，”而后又更习惯的补充上：“十七八就去了。”
她嘴里将“北京”两个字又念叨了两遍。而后抬起头，目光直直的投过来：
“那你——去过吉祥园么？或者——哈尔飞？”
听得纳闷，我摇摇头，冲她礼貌的笑笑。
“那是什么，餐馆？”
“戏园啊，最好的戏园。也是，”她轻叹一声，用手指仔细的捏起床上的药丸，丢进褐色的瓶子里，而后有些失望的低下眉。“现在谁还看戏啊——吉祥都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去看过，已经没了，那里是商场了。哈尔飞怕是也没了吧。”
“不知道，”我扭过头，“我不大看戏的。”
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回答，手停在半空，瞄准了之后才将一枚白绿色的胶囊松开，瓶子里发出叮当的声音。“许是又改名字了吧，就在长安的对面的，也难怪，这名字太绕嘴。鸣秋当年总在那里唱戏的，我还记得有一次，下面有个小青年跟女友说，这哈尔飞就是英文的‘happy’。我当时就不乐意了，纠正他说，哈尔飞是‘heartfeel’，懂不懂啊。小青年当时便不乐意了，拽着女孩儿就走了。”
“呵，”我还是头一次见惜字如金的她这般滔滔不绝，一时有些发愣，“您英文还挺好。”
嘴又跑到了脑子前面，说完才回想起人家是华侨。
她顿了一会儿，眼神分不清是在检索记忆，还是在搜寻床头的药粒。半晌才又说到：“我是，从斐济来的，斐济，澳洲东边的一个岛，所以我会说英文。”说完她应该是自己也觉出不对劲，抬头看着我：“你知道的，对吧，小伙子。”
“嗯嗯，”我老实应道：“那个——我确实不大懂戏。”
听见这话，她似乎有些落寞。我心知这匣子又要闭上，有些不忍，赶忙有补了一句：“不过我爷爷很爱听的。”
她微微低头放空了眼神，没有搭茬，而是又问道：“那你看电影么？”
没想到老太太还懂电影，我赶忙点头，“看的，看过一些的。”
她眼中的希望似又明了些：“那有没有看过野猪林？”
“呃——”我努力的在脑中检索，还是一无所获。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为难，也低头笑了笑，补充到：“那是鸣秋演的。”
“哦——哦，”我恍然大悟，兜兜转转，原来还是扯这个。现在来看，这陈鸣秋是确有其人，不但有，还是个明星。
“你还小，”她继续着手上的活计，“当年好多人看过的，这里也有几个，我和他们一说我和鸣秋的关系，他们都要惊掉下巴的。”
“关系，”我咂摸着这两个字的意味，“他是您的——”
“他是我男人。”
她说完竟害羞了，脸红的似一只风干的富士苹果。这个称谓让我有点儿诧异，入耳了竟也觉得羞臊。
“没想到呢，您，爱人，是演电影的啊？”
她摇摇头：“他是个唱戏的，唱了一辈子戏，拍了一部电影。”
跟这老太太聊天我好想就没蒙对过，无所谓了，我顺口“哦，哦”的搭着音，一边用手机将“陈鸣秋”填进了搜索引擎。
她继续说着：“要我说，他就是电影拍晚了。我早跟他说过，可不能死守着这戏台。你别看这哈尔飞，这吉祥，楼上楼下三四百个座位。没有用的，你在这唱一日，是三四百人，唱两日，还是这三四百人，主顾自是那些主顾，戏也总逃不脱这些戏。现在有机会贯电影，你还唱你的戏，电影却长了腿，出去满中国的演。到时候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字，那才叫角，才叫轴儿，才是我眼里那个不可一世的陈鸣秋。”
我见她竟突然说得起劲儿，只能不置可否的陪着笑。检索之中皆是些古风小说的男主，和同名的县级干部，于是又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野猪林”。顺着浏览器一溜下滑，总算找到了一张黑白照片。
一张温和而不失棱角的脸，鼻梁高直，嘴唇紧绷。修长的眉毛在额角散开，一对内双的凤眼，细窄的卧蚕勾勒的有些阴郁。不得不承认，虽早生了将近一个世纪，可即便放在现在鱼龙混杂的演艺圈，也算的上出挑，难掩锋芒。
“他还跟我犟，说唱戏的身上有魂儿，与那帮演电影的不一样。我说，你的魂儿在哪，你是不是没见过？秋哥啊，你的魂儿在我身上呢，有我把着，它哪儿也去不了。真的，我在北京见过好多人，但我从见他第一面便知道，只能是他，若不是他，若不能把他抓在手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快乐了。”
她眼睛痴痴的望向天花板，嘴角微微上扬，沉浸于幸福之中。
我点开那个图片所在的链接，是个跳着牙套广告的野鸡网站，不知怎么收录出了个“京剧名家二百讲”。在这二百人中，方老太太口中这位“不可一世”的陈鸣秋，排在第一百九十七。
黑白照片下面只有一段简短的介绍：
“陈鸣秋（不详——1967）：武丑/武生。籍吉林桦甸。无师承，表演风格融合了莲花落等民间流派，风格另类诙谐，善念白，重表演。未能并入主流班舍，无弟子。代表作：电影《野猪林》（1962）版。”
从这段文字来看，老太太未免有些夸张了。武丑还是武生都没个评断，能是多大的角儿。翻回照片，真是可惜了这么张粉妆玉砌的脸。我又扭头看看她，这样一个苍老入丑态的女人，竟也有过这么深情的一段。
当然，她也年轻过、美丽过吧，那时的她，该是什么样子呢。
她此刻还在叨叨念着：“我当时就告诉他，将来的戏院，都要改电影的。再说，你不去，他们也会去的，到时谁还认你个茶馆里的王子。有影儿，就会有人记得你，有人记得你，什么便都会好的。”
我将手机递过去，放到她面前，“您说的是他么？这个，陈鸣秋？”
没用怎么辨认，她便说到：“是他啊，化成灰我也认得，你看，他多好看。这身西装还是我给他挑的。我跟你说小伙子，”她神色欢欣的望着我，“人靠衣装，神靠金装，我记得我刚去学校那两天，特意穿的那条从斐济带来的半身裙子。她们都馋的不行，说我迟早要冻死自己还有那女生说，”她突然捏起嗓子，“哎呀——她这个样子，就是要给别人看的。你说，酸不酸？”
“呵，”我顺嘴搭音。
她用力的咽了口吐沫，“我才不管呢，他们越这么说，我越是大大方方的穿的好。我向来就是这样，那好看的东西，不就是给人看的？哪怕是去看戏，也一定要坐到包厢里。”
我听的有些出神，“包厢？”
“对，”她的笑容里有些得意，“你不懂，越是要人看到，越要坐到包厢。坐池座，坐一楼，黑压压的，谁能看见谁。但要是坐包厢就不一样了，只要台上停着，谁都要看看舍得坐包厢的是什么人，越看不到，越想看，越看得仔细。”
“呵。”我眯着眼睛看着她，仔细寻找着那个“侨商家大小姐”的影子。
凝神间，一个大胆的点子涌上我的脑袋：
别着红花奔跑的少女，戏台后拭去妆容的男人，一栋苍老的戏院，一台不停转着的摄影机。
“方阿姨，”我将一杯水放置在她的床头，“再给我讲讲吧，比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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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冬天很冷，云彩总是飘得很高。街上时常会落很多灰白色的鸽子，有穿着小军装的淘气孩子跑过去，它们便成片的飞起，发出嘤嘤的声音，又齐齐的飞到楼宇后面去。
长安街上有两个红白色的油漆的交通亭，人站在里面站岗。每当有浅蓝色挂着“使”字标的车经过，里面的人赶忙用手比划出方向，然后便没有事儿做了。自行车倒是很多，青年们会骑，都是墨绿色的样式，叮铃铃的响。
我和泰通常在下午时去南城闲逛，当然，父亲是不知道的，他只以为我们去了图书馆。那里好玩的很多，有地摊，有露天照相馆，他们把手画的景片放在后面，前面放上条凳和香几，有的还要搭几根孔雀翎。当时我听见有孩子问他们是不是在拍电影，我轻蔑的冲泰通笑笑，他知道我在笑什么的，笑这里孩子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记得第一次看戏，是在天桥那里一家叫做瑞云茶社的。我们钻人群挤过去，里面四个穿黄色靠子的男人把着门口，抱着手，也不说话，每个人背后都插着四把旗子，也是黄色。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只是人肉幌子，还以为这便是要唱了。
他们中间是一张单色的海报，上面画着三个人，中间的女人两手一高一低的举着，怒冲冲的指向前面伏在地上的黑衣男人。她身后则站着一个男人，比女人还长的头发扎成个大马尾，垂在一侧，满脸的落魄与惊恐，似在寻求女人的庇护。海报的把脚上，写着三个字“游西湖”。
人们挤叉叉的瞧着热闹，有的抱着手，有的拿着茶碗。我与泰通挤了进去，看中间还有空座，便坐了上去。台上的女人拔着高腔，唱的慢悠悠的，不时用手绢沾着眼角。那个长头发的男人跟在她后面，以袖拂面，一遍遍的叹气：
“蕙娘啊，蕙娘。”
说着他干脆拉住女人的胳膊，两个人在台上如同拉锯一般来回晃来晃去。
“蕙娘啊，你救我出去吧——”
我看的好不痛快，一个男人怎么软塌塌的，不像样子。正这时，一个撸着袖管男孩儿走到茶座之中，一遍遍的喊着：
“费心——”
前面一桌穿蓝布棉袄的老头微微抬头，酝酿半天，咳了一口浓痰到地上，而后从兜里摸出两张绿色的票子，抻胳膊抖了抖，放进男孩儿的帽子里。那男孩儿深鞠一躬，余光稍一抬，便盯上了我们。
“费心——”
那帽子塞到了泰通面前，他不知所谓，还是将一条腿架在条凳上，继续盯着台上的晃来晃去。
小伙计也不恼，可能是看着泰通像外国人，不敢声张，回头看了一眼，似与台上的哪个角儿换了下眼神，又绕过来，将帽子递到我跟前。
“您瞧瞧我们这好玩意儿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后台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那帽子随着他没大有底气的声音一抖一抖，把汗酸味儿抖的我身前全是。我看向台上的几个角儿，几个角儿竟也看向我。没办法了，我只好从兜里摸出一张印着大桥的五十元，装了进去。
“诶——”台上的女人像是才想通一样，喜笑颜开，拉住了男人的手，转起了圈子。胡琴也重新响了起来：
“既如此，我便带你去——”
那小伙计也不走，像傻了一样，拿起我放在帽子里的钱，仔细的抬头在昏暗的光线里认着。
“呵，”一声粗陈的喘息声飘了过来，是前面蓝褂的那个老头儿转回头，眯缝着瞅了我们一眼。
“有钱？有钱去肉市街啊，”他说着扭回脸，自言自语般嘟囔道：“他妈小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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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讨厌那座城市。”方老太太转回头看向我。我也扭头看向她，在这句话中，我们偶然出现了一些惺惺相惜。
“我不喜欢那里的人，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帽子里的跳蚤跳来跳去，墙根肆意的方便，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
想了想，我不喜欢那个城市的原因也不过如此吧，从来认真的伪装着自己的一切，却从没被那里接受过。
“可还是留下了？”
“还是留下了。”
“因为一个男人？”
“因为那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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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关于时间的诅咒像一根藤蔓，拉住了我身体里的每一寸骨骼和经络。我太想长大了，我讨厌人们从高高的地方看下来，把我当成一个孩子。我将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找出来，铺在床上，翻来找去，将那些透着稚气的百褶裙子扯了个稀巴烂，边哭边撕。
我知道我一定会散发出一个成熟女人的美，但是我要等，可凭什么要等呢，为什么要等呢。这时间竟然不能如我所想，这欺人太甚。
我感觉自己被绕住了，挣扎不脱。我将所有看起来更艳丽些的衣服全套在身上，把两件衬衫团成球塞到胸前的位置，踮着脚跑进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像个拙劣的丑角。
我将它们扯下，它们足够可笑了。我盯着自己能看见肋骨条的胸，用手从肚子上一点点缕上来，从侧面看看，还是没有鼓一点。而屁股也是一样，那像是鸡叉骨一般的可怜的东西，连三角形的内裤都填不满。
第二天的清晨，泰通有些愧疚的来找我，他没有听懂昨天的老头儿说得是什么，但他能看出我离开茶楼时的愠怒。
他来问我今天下午去哪里，他进来时，我正在盯着自己拔了一半腿毛的腿。
我从窗台上跳下来，将裙摆捋顺好。
“我们去肉市街。”
到吉祥园的时候，还没开戏。旁边的东丰包子门前倒是人头攒动，一群老老少少的爷们儿一人端着个盘子，盘子上的包子冒着热气，眼中却始终盯着那吉祥园外贴的大幅广告画。那是一张巨大的人脸，眉毛高挑着，双眼瞪的浑圆。
“夜奔。”我念着广告画上的两个字。
买完票，不多时，泰通就端着四个包子回来了，我们坐在戏院对面的电线杆子下面，一口一口的分着吃。路过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看着我们这两个小洋人，但我已无所谓了，我想好了，看看这所谓的“高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玩儿法，而后不屑一顾的留下一句冷哼，回斐济去。
门口穿灰褂子的伙计拿着个大锣走出来，“噹——”的狠敲一声，喊道：
“开戏喽，陈鸣秋老板上新戏夜奔喽——”
男人们赶忙将手里剩的包子人参果般塞进嘴里，摩肩接踵，鱼贯而入。泰通也起身，等着我迈步。
我却没挪窝，眼睛被一件怪事儿吸住了：自吉祥园门口往肉市街外，每隔五六十米，便有一个穿灰褂的伙计垂手站着。一声锣响之后，离门口最近的一个，便跑向第二个，言语一声便又跑回来。而后从第二个到第三个，第三个到第四个，如同击鼓传花一般的递着话。
不多时，门口的一撮已全都挤了进去。当然，也不时还有人力车急匆匆的在门口停下，落客，然后将车横到一边，等着，三五个聊着天。
园子里的鼓声响起，传到外面，门口的伙计又跑动起来，一个向另一个，一个再向另一个。
“我们进去么？”泰通看着手里的两张票，有些心急，“天快黑了。”
“再等等，”我在电线杆下的石墩子上坐下，“你看他们。”
直到门前已不再有人进出，其内幽深的拥挤处，胡琴尖利的响起。一个满脸汗的小伙计快步跑出，冲着门口的灰褂伙计大声喊道：
“三通！开戏！请老板——”
门口的伙计如得圣旨，扭身一个趔趄便向第二个跑去，还不等挨到，嘴里便嚷嚷着：
“三通！开戏！请老板——”
我拉着泰通，快步跟上那些伙计远去的步伐，连穿过两条刚刚昏暗的街巷。也许是我们太过惹眼，周围的几个三五岁的孩子，很快也跟着跑了起来。
那些伙计如路标一般，七八次传递后，最远处的一个，跑进了一栋老二层宅子里，片刻又退了出来，垂手低头等着。
终于，那扇门开了。
廊桥的阴影中，走出了一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