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人世间最初的记忆就是父母工作的矿区，望出去空旷寂寥，那些黑灰色的沙砾，只有下雪时才有一点颜色。
那个年代煤城的煤矿数量惊人，大大小小的矿场成百上千，连周边省市的人都想过来淘淘金，攒个十来万就能成个小矿主。这大大小小的矿区也支撑了一个个渺小的家庭，虽然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危险重重，也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找过来，想要关在笼子里下到那漆黑的井里去。
我的父亲就是那些黑色的，没有名字的矿工之一，我妈妈在食堂给他们做饭，我从出生就住在矿场的宿舍里，因为是夫妻带孩子，矿场还算照顾我们家，单独给了我们一间，但也只是板房中间隔出的一个小方块，放着上下铺，妈妈带着我睡下面，爸爸睡上面。冬天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是围着炉子生活，连桌子都用不上。
工期紧的时候，爸爸连这里也不回，就住在井外临时搭的小屋里，过些日子回来整个人都是黑的，浑身臭气，咳嗽不停。我只是隐约记得，我不喜欢跟爸爸亲近。
只是那时候周围没有和我同龄的孩子，我也没有任何可以玩的东西，妈妈看我很紧，不让我跑出去，怕我被人拐走，或是掉在哪个坑里。而她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与我说什么。
我在荒芜中长大，很晚才开口说话，也很晚才对活着有明确的感知。我没有好奇心，也不太懂快乐，唯一期盼就是去上学，想着或许上了学会有什么不一样。
但还没有等来上学，就在我六岁生日前夕，爸爸下去的那口井坍塌了，四个人被困。我只记得听到消息之后妈妈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第一次没有顾及我。
我站在宿舍的门口，四周仍旧风平浪静，连点骚动都听不到。几个人消失了，在这里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时我太小，很多东西看不懂，不明白，以至于回忆起来总也不知真假。矿场把四个人的家属关在一间屋子里，一人五万，让他们签放弃救援，且不会对外声张这件事的协议。其他三家都签了，只有妈妈死活不肯签，坚持让他们救。
他们当着妈妈的面就把那五万块给其他三家分了，事情就算定了，没人再在意井下那四个人的死活，妈妈哭着去抓那个负责人的胳膊，被狠狠甩在地上。我茫茫然地去扶她，她反手给了我一个嘴巴。
我一直都不知道她那时为什么打我，我甚至都忘了哭，长大之后细想想也只能觉得那时候她心里太苦，又只能发泄在不会还手的我身上。
妈妈执意要讨个说法，即便那个时候已经确定爸爸回不来了。她能想到的说法也无非是报警，她带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我的鞋子早就小了，走路就顶脚趾，磨出好几个泡，才终于到了警局。
然而警察到了矿场，事情也并没有改变什么。这起事故做了通报，结论是工人违规操作，死去的人负全责，矿场出于人道主义给点补偿，不追究责任已经算不错了。
之后我们一家人全部家当被从宿舍丢了出来，散落在雪和泥沙里，其实也包括爸爸的衣服鞋子，其实有一双是全新的，放了几年，他一直没舍得穿。
妈妈跪在雪地里，用手去抹那双鞋上的泥水，捂在胸口嚎啕大哭。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喊，叫魂一样地喊，四周空荡荡的，好像一个巨大的坟。背后很多人倚在门框上看着我们，麻木的，毫无表情。
我在干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只是觉得那一夜妈妈的哭声像一个标记，文在了我的生命里，永远都洗不干净，那之后我整个人生的底色就是煤矿的灰，死亡的灰。
那之后妈妈还奔波过一阵，为了要回那五万赔偿，但她是个势单力薄的女人，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人反倒来吓唬我们。后来妈妈终于死心了，也明白是鸡蛋碰石头，她怕我会出事，于是带着我离开了那里，去投奔在隔壁西市的舅舅。
舅舅从来没进过厂，一直在社会上折腾，后来开了个小饭馆，在当时算是有钱人。但他并不喜欢我，大概也不喜欢我妈这个妹妹，不然也不会很多年没有联系，更别提接济。不过那个时候他终究还是接纳了我们，因为家里地方也很小，舅妈更是不同意，我和妈妈就住在饭馆里面自带的小屋里，里面只有一张弹簧床。舅舅给我们买了个床垫，铺在地上，妈妈睡床垫，我睡床。
我在那间跟厕所隔间差不多大，没有窗子的小屋里住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