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的一场暴雨，差点淹没了三万亩麦田。
但在神武军留守副将杨朴，参将王辅臣，关武，张扬等人的率领下，三万将士经过两天抢收，三万亩麦田的麦子颗粒归仓。
加上今年冬麦长势良好，亩产达到二百三十斤一亩。
根据知县吴永孚的统计，他在沛县任知县三年来，今年的冬麦是收成最好的一年。
前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的时候，全县亩产平均收成，是一百九十八斤一亩，去年崇祯十七年的亩产，平均降到一百八十二斤。
今年收成提高到了二百三十斤，几乎提高了三成收入。
这样的平均年产，甚至达到二十年来历史最高。
吴永孚翻看过县衙记录，亩产达到二百斤以上，自万历二十年的记录，亩产二百零五斤，其余年份都只有一百九十斤上下。
深耕地，多施肥，勤驱虫这九字秘诀，果然有增产效果。
吴永孚看着手中的统计数据，激动的说道：“大将军真乃神人也。”
原来这九字种地秘诀，是韩烈总结出来的，并以总督手令，传达到各州府州县。
如今几乎每个村落，土墙之上都有这九个字。
深耕地就是在犁地的时候，把土地翻深一些，让土壤更加松软。
多施肥不单单是施肥，更重要的是如何沤肥，要知道古代可没有化肥，那怎么多施肥呢？
自然是要采取沤肥和烧草木灰，把六畜的粪便存储起来，进行沤肥，从增加土地的肥料。
勤驱虫不难理解，就是多去田间驱赶虫害，配以一些草药水毒死虫子，亦或者在田间地头焚烧草木，驱赶和烧死虫子。
开春以来，吴永孚这个知县，每少往田间地头跑。
他是个耿直的人，不会那么多弯弯绕绕，知府衙门怎么指示，他就怎么落实到位。
也正是他的勤劳付出，才让今年的收成，大幅度的提高。
“恭喜县尊，今年的政绩评价，必然是优等，来年再保持中等，四年任期一到，下一步县尊定然可以高胜。”
师爷见吴永孚高兴，赶忙拍了一个马屁。
“升官不升官，本县到无所谓，只要能够让城中百姓吃饱穿暖，本县也就无愧于心了。”
吴永孚十年寒窗苦读，在翰林院待了一年，便下放到沛县做知县。
三年下来他切身的体会就是百姓疾苦，吴永孚家属于小地主出身，早年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还真不了解民间的疾苦，直到来到沛县做知县，切身实际走入民间，他才发现大明的百姓，竟然已经贫困到了，几乎要易子而食的惨况。
沛县有三万七千在册人口，这是今年的统计数据。
但崇祯十六年，他初来沛县担任知县时，县衙黄册人口数量，仅有一万七千口，户籍五千二百户。
崇祯十七年初春，随着北方人口涌入，人口增加到两万三千余口。
但是，到十七年十一月，新任徐州知府黄锡衮，派出徐州守备营一个大队的官兵进驻沛县清查人口后。
全县人口突然就暴涨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人，人口一下子多出一万四千多人。
上好的田地也多出了一万三千亩，现在沛县的水田，共有三万二千亩，旱浇地五万七千亩。
比崇祯十六年，多出了一半土地数量。
为什么一个县，半年时间，会多出三分之一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土地。
原因很简单，县里大大小小的豪绅，地主都隐瞒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隐瞒人口和土地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偷税漏税，大明的税赋征收，主要是人丁税，田亩税两类，其它的还有商业关税，以及各种杂税。
人丁税和田亩税虽然收的不高，但挡不住人多地多，就按人丁税来收，每年一个男丁收一百文铜钱，也就是一斗粮食价格。
一亩地的征收赋税，也就是一斗粮。
加上一些杂税，一个人一年交五斗粮食就够了。
即便是加了三饷之后，一个老百姓，一年交纳的粮食，也不会超过一石粮食价格。
按照一亩地收成一百八十斤粮食收成，那就是一石八斗。
一家三口只要身体健康，种植五亩到十亩地，小日子一般就过得下去。
甚至每年还会有些剩余。
然而，老百姓苦就苦在没有土地。
没错，就是没有耕种的土地。
沛县土地超过十万亩，在册人口两年前不足两万，平均分配的话，一人足有五亩土地。
可事实却是，城中主要的土地，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上。
去年十一月份，清丈土地的守备营大队人马，一夜间屠杀了沛县最大的地主刘仁福。
从他家清缴出来的地契，多达两万五千亩，隐匿在他名下的人口，多达三千五百多口。
刘仁福的祖上据说是汉高祖的后代，刘家在大明立国后，先后出过三个进士，十几个举人，累积的财富比沛县一百年赋税总和还多。
刘家一脉三百多口，被杀五十六人，女眷一百二十余人冲入教坊司，一百多多人流放戍边。
小小的一个县城，一个大地主掌握了五分之一的土地。
每年索要交纳的赋税，只有三百口人丁税，三千亩土地税，总计下来仅有家产的百分之一。
而沛县百姓，手中的土地，平均下来人均不到一亩。
大明的灭亡，在与党争，在与贪官污吏，在与天灾人祸，更在于土地兼并。
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为什么很难有三百年的王朝？
强大的元朝不过百余年国祚，明清两朝，分别二百七十多年和二百八十年。
最大的原因是土地兼并的顶峰就是三百年。
封建王朝最大的生产力就是土地。
当一个王朝，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在怎么努力也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所以说大明王朝灭亡，最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问题。
一个大地主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吃喝都花费不完钱粮。
而一个农民日夜劳作，却吃不饱肚子，这样的王朝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沛县的现象只是大明朝的一个缩影。
知县吴永孚虽然不是一个干吏，但他能够不贪污，不压榨百姓，在这个时代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好官。
不过，随着韩烈主政江淮，山东开始，官场已经焕然一新。
韩烈虽然没有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
但却一直在打击豪强，从崇祯十五年开始，他亲手杀了了房可壮，张四知，抄没了谢升等原大明大学士重臣开始。
地方上那些恶贯满盈的豪强，就成为了他重要的打击对象。
而且是雷霆打击，一旦发现问题，各地守备营直接派出军队，以勾结匪徒，欺压百姓为名，直接灭族。
收缴的无主的田地，由官府均分给当地无地的百姓。
打击土豪劣绅，韩烈也不是一棍子全打死，他的做法是严惩主犯，恐吓小地主交出土地，释放隐匿人口。
如此一来，既起到成效，也不至于让那些小地主活不下去，从而聚众造反。
韩烈这些一系列手段，行之有效的让山东，以及现在的江淮地区，政治面貌为之一新。
不但清缴出上数百万亩土地，更让各地多出了一百五十多万人口。
现如今山东，江淮两地的人口，由崇祯十五年的八百万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五十五万人口。
不减反增，这并不是韩烈有撒豆成兵的本事。
而是各地释放出的隐匿人口结果。
户曹参军吴伯裔，在三月份的时候，向韩烈汇报江淮各府州，以及山东一月收入不过三十万两。
但在四月份和五月份两个月，月入就翻了一倍。
税赋收入高达六十万两银子，之所以增加了这么多，主要来源于漕运和榷盐税收归巡盐御史衙门，从而减少了走私，加大了税收。
这是史可法在淮安府两个月的功劳。
五月十日，韩烈收到徐州知府黄锡衮，送来的沛县知县吴永孚递来的喜报和感谢书信。
黄锡衮看到喜报和感谢信，连忙连忙来到大将军府，向韩烈报喜。
“这个吴知县，倒是一个干实事的人。”韩烈看到吴永孚的喜报，说今年的亩产，达到二百三十斤，全县增收提高了四成，也是颇为高兴。
而他代表沛县百姓，感谢神武军抢收一事，韩烈也认为这是一项值得大力宣传，军民鱼水情的关系文章。
“袁参军，你是礼曹参军，沛县这件事，值得大力宣传，你要安排刊发。”
“为了今后的更好宣传，我们可以应该创办一个类似塘报的刊物，我看就叫江淮日报。”
“平均五天发一期，报纸内容主版可以刊登一些大事记，副刊可以发表一些名人文章，亦或者小说之类的杂记。”
“报纸内容由礼曹主审，刊发时由参军府三个参军交叉审阅进行刊发。”
“同时山东，淮扬，凤阳行省巡抚，以及所辖府，州，县衙门，必须订阅，地方平民购买，一文钱一份即可。”
袁赋诚是山东巡抚袁枢的儿子，也是明末名臣前登莱巡抚，兵部尚书袁可立的嫡长孙。
此人家学渊博，文采斐然，更继承了祖父和父亲遗风，是明末有数的忠孝节义之人。
“请主公放心，卑职一定把江淮日报的创刊工作做好。”
时年还不到三十岁的袁赋诚，笔杆子肯定没有问题，他在担任礼曹参军期间，书写过大量礼仪文章，颇得韩烈赞赏。
如今大将军府的参军府，徐作肃，吴伯胤和长史黄毓祺都在南都任职。
贾开宗以吏曹参军，兼任了长史一职，李之芳去了神武军，刘楗接任了参军主薄。
黄基接任了刑曹参军，杨遇吉接任了工曹参军。
黄基和杨遇吉都是山东即墨人，黄基是黄宗昌之子，杨遇吉则是黄宗昌的学生。
黄宗昌是天启二年的进士，曾担任过北直隶雄县知县，后升任都察院侍御史，如今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他，现在彭城书院担任教授。
到五月中旬，江淮和山东地界的夏收基本结束。
正当韩烈沉浸在各地汇报的丰收喜报之中时，新任巡盐御史曹玑，淮扬巡抚越其杰先后送来一封公文。
“提督盐运使高起潜？一个阉人也敢来染指本候的盐税？”
看到曹玑和越其杰送来的公文，都是请示如何应对提督盐运使高起潜之事。
韩烈不屑的冷冷一笑，扬声看向贾开宗问道。
“我记得卢公（卢象升）之弟，卢象观现在在海州担任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