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公历1941年11月8日。距离太平洋战争开始暨上海公共租界沦陷整整一个月，恰逢立冬之日。
在全球变暖尚未来临的年代，寒气在此时已有些蠢蠢欲动。
下午四五点的光景，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一个新式里弄热闹非凡。未到上学年纪的孩子们坐在摇摇椅上前后摇摆，到了年纪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去上那些则在一旁嬉笑着来回踢毽子、踢皮球，弄堂口的老刘师傅正将一辆破旧的兰令牌自行车大卸八块，弄堂中间些的自来水管旁，体态丰盈的周太太正与另外几位太太搓洗着衣物，其间聊着近来的米价变化，周太太不经意间一抬头，看到刚从外面回来的、穿金戴银的房东王太太，立马挤出一张笑脸，“呀，王太太回来啦！”
“对的呀，买了些大米回来的，周太太今天洗衣服呀！”
“这不是冬天就快来了，今天天气还算好，拾掇拾掇。”
“啧啧，还是你们湖南人勤快的呀！”
另一位太太一听，抬起头笑着说：“王太太你什么意思啦，我们安徽人也在这里洗衣服，你怎么不说我们勤快啦！”
“对呀，”另一位接上话茬，“还有我们江西人呢呀！”
“王太太你这个人很偏心的哦！”
“果然是上海人的哦！”
……
大家七嘴八舌，纷纷笑着调侃王太太，气氛热络起来。
王太太斗了几句后，见身单力薄，难以抗衡，赶忙加快脚步，撇撇嘴，撂下一句：“喔唷，你听听你们一个个说话的口音，哪里还是些个外地人啦！”
“这不全都跟你王太太学出来的啦。”周太太道。
“得呀得呀，今遭吾们都是桑嘿宁。”另一太太模仿起正宗上海吴语，惹得王太太咯咯笑，摆着手说：“桑嘿宁覅要欺负桑嘿宁啦！” 这下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继续纷纷学起上海话……
王太太笑着转过身去，刚走两步就没了笑，心想还桑嘿宁，桑嘿宁哪是你们这些臭外地人想做就做的，但再一抬头，笑容立马又挂在脸上，还是颇为端庄礼貌的那种，“应校长，下午好呀！”
朝她走来的那位是看着约莫五十五岁的先生，175左右的个头，温柔敦厚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圆框眼镜，身着旧式灰色长袍衫，脚踩黑色布鞋，挺直了腰板，轻捧着袖子，步子不快但却矫健。
他点点头，语气温和地回道：“你也好，你也好。”
其他太太听到声音，纷纷扭过头来，叽叽喳喳地打起招呼。
“应校长好！”
“应校长出门呀！”
“应校长今日看起来很高兴的呀！”
应校长频频点点，依旧礼貌又温和地笑着回应，你也好你也好，哎哎对，出门出门，他的脸上透露着令太太们感到安定的祥和。
他叫应弦之。
25年后的一个冬夜，当他半驼着背，孤零零地站在黄浦江畔时，身上穿着的也是这身衣服。那时，昏黄的路灯照亮他的身体，黑漆漆的对岸只有零星的夜光，除却江水拍打岸边的声响，世界悄无声息，仿佛濒临世界末日。他站在岸边，如同一尊守望江水的雕塑。
良久之后，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还伴随着隐约的叫喊。应弦之缓缓回过头来，脸上已是横七竖八的沟壑，他那从容的目光中，七八个年轻人正手捧棍棒，身着绿色军装，如泥石流似的从不远处朝他奔涌而来。他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他缓缓地扭过头去，将双手撑在防护栏上，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将双腿抬起，奋力爬了上去，站在了防护栏立柱之上。挺了挺身子，只听腰背发出阵阵“嘎吱”声响，他的身体前所未有地高大。
他又把手背过去，像从前教书时那样。
“他在那！他要自杀！”
“快上去拦住他！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学生们的叫嚣逐渐清晰，脚步也愈来愈快。
棍棒在奔跑中敲打在一起，“砰砰”作响。
应弦之身子往前一倾，一头扎进了江水。
黑漆漆的江面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时的他是小有名气的作曲家，是上海寥寥几家音乐学校之一的校长，也是一个心中始终装着中国音乐之未来的中国人。
他还尚未开始他主旋律创作的生涯，也尚未将学校改建为难童收养院，亦尚未成为那个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抗日志士。
他身后的学校亦是如此。
它还尚未拥有那个共和国风味的名字，而是被称作：上海育音馆。不过更准确地来说是：私立上海育音馆。自从迁址租界后，为防日军与日伪政府的种种麻烦，“国立上海育音专科学校”的名字就不再用了。而且即便如此，至今已愈四年，他也未敢在校门口挂上牌子。
不过位置和后来是一样的，就在他身后的这座法式建筑上。
但与后来也有些不同，此刻只是在它的三层租了七八间屋子。
屋子的前租客，是一家经营对外贸易的货运公司。
四年多以前，战火尚未烧到上海时，那个来自福建的商人赌上自己辛劳半生的心血，自法国买了半个小货船的西洋药品。
货船自马赛港口出发之日，正赶上那个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警戒线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被击毙。还未等货船经过苏伊士运河，上海便彻底开打。华界炮声每日震耳欲聋，租界像身处漂泊大雨中的一把大伞，雨滴虽未直接落下来，但雨水早已末过脚踝。
老板被炸弹吓得提心吊胆外，更忧虑自己的货船，每天都要在妈祖面前跪拜数小时，嘴上却喊着阿弥陀佛。即便如此，等货船抵达新加坡时，国军的海陆空军便只剩陆军依旧坚挺，东海早已日旗飘飘。
他本可以让船停在新加坡，从长计议，可依旧不死心，想着战时的药品堪比黄金。于是暗中联络了一位日本商人，那商人拍着胸口，说海军陆战队第二大队队长是自己情同手足的哥哥，这点小事不在话下，等事成之后，只要两成利润，他一成，他哥哥一成。这福建人虽心有疑虑，但在赌性使然下，命货船继续北上，结果船只快到东海时，他的忧虑终究发生，那商人不见了踪影，过了几日，货船也并未抵达港口。究竟是被日本海军扣押了，还是被那商人私吞，他不得而知。
船上的商品，有些是被下线的药行付过些许预付款的。到了交货之日，老板却不见踪影，小商贩们赶忙登门查看，奋力敲门半天，无人应答，情急之下破门而入，办公室内只剩一座孤零零的妈祖。
赶忙向邻居打探，听说这该死的商人已逃回闽南老家。
“妈的！真是个大奸商！”小商贩们叫骂道。
房子位置不错，品相也好，关键是在租界，头顶有把大伞。
那时从华界逃往租界的人们成千上万，苏州河的那些桥梁上，即便是三更半夜，也少不了拖家带口的身影，吓得工部局的外籍桥梁工程师克拉克二十四小时守在一旁，口袋里擦汗的手巾就没干过。
少许有钱人直接移居自己在租界的寓邸，大多数人则要去抢为数不多的难民收容所的床铺，抢不到的大多先露宿街头，但也有些口袋里有钱的，就去竞价租越来越贵的房子。为这几间屋子出高价者不在少数，不过多是想着投机倒把的二房东。
但最后，却是应弦之租了下来，价格也还算公道。
这是因房东的儿子是学校里一位学生，更因从前在杨树浦的校址，或许是被轰炸的诸多学校中最惨的一个。战前两年，在应弦之的央求下，教育部好不容易拨了笔建校址的经费，还借此买了大量乐器与书籍。结果，一颗炸弹正中刚建好不久的教学楼，心血霎时灰飞烟灭。
轰炸发生时，应弦之正带着学生们赶往学校，想着趁战火似乎暂停之时，去把乐器与书籍搬出来，能挽救一些是一些。后来学生们哭得稀里哗啦，应弦之倒暗自庆幸，好在那时自己与学生们尚未赶到。
那房东听闻后，心疼不已。
学校正式搬来时，持续三月之久的上海保卫战临近尾声，蒋委员长已宣布国军撤出上海，国民政府迁往西南，里弄居民们因而个个儿每日惶惶不安，垂头丧气，不知上海租界的未来又将如何。
一位上海爷叔听闻新租户是音乐学校，顿时惊慌失色，心想这还了得，国都将不国，还有心学音乐！？现今商女可都晓得亡国恨呢！况且有音乐学校在，以后弄堂怕是不得安宁，当即跑到楼上房东门口，“砰砰”一阵敲门。
房东打开门，是位健硕的、身体赶上这爷叔两个大的男人。
但爷叔毫无惧色，翘着小拇指，不由分说地唠叨道：“侬怎么把房子租给音乐学校啦呀，以后阿拉弄堂是要成鸟窝了呀！”
房东盯着爷叔，面不改色，无动于衷。
民国二十年的初冬，少将张学良率军撤出锦州的那日，他站在老家的祖宅前，身披一件自己上山亲手杀死的东北虎做成的虎皮大衣，亲眼目睹成群结队的日军从他面前走过。他挺了挺腰板，咬牙切齿。
周遭的中国人们亦是如此，满腔愤慨，却无可奈何。
军队的末尾，站在坦克之上的军官来回观望，嘴角略过一丝笑意，知晓这些中国人心有不服，见这穿着虎皮大衣的男人似乎格外不服，心生教训他的念头，路过他身边时，命坦克停下，但未等彻底停下，他便跳下坦克，稳稳站住，接着缓缓向房东走去，站到他面前。
军官睁大眼睛盯着他，那张脸快要贴到房东脸上。
房东桀骜不逊，头颅微微一抬，喘着粗气。
俩人僵持着，像擂台开赛前的斗士。
数秒后，军官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房东的脸，转身扬长而去。房东站在原地，胸膛大起大落。
其实不疼，但辱没了人格。
他祖上是闯关东的山东汉子，可受不了这口气。他当时心想，真他娘的想干你两巴掌，让你他娘的尝尝我们东北爷们儿的拳头。
但是，妻儿父母均在一旁，他忍住了。
次日，他带着全家老小一路南下，从此远离了故土。
六年后，他在上海开了数家米店，还买下不少房产，日子依旧滋润。可那一巴掌的气，仍然咽不下去，而且越攒越多。
每天吃饭时，他总惦记着东北黑土地的大米。起初几年，他也时常托人买，但不知是大米一路颠簸太久，还是这些米兴许是践踏土地的日本人种出来的，无论如何都吃不出从前的味道。不过自开战前一年年底，张学良那家伙骨头终于硬起来，通过在西安扣押蒋委员长，愣是逼着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他的米终于香起来了。
他这才发觉，从前不是米变了味，而是吃什么都索然无味。
这些年，他一直想着抗日救国，发誓绝不做无良奸商，别人囤米是为炒价，他囤米是为平价。把房子便宜租给学校，也算杜绝了二房东高价转租赚差价。并且，他知道应弦之这人心里也装着中国，虽然和他是不同的方式，但根子上也算是爱国。
因而面对爷叔的质问，他站在门口，一言不发，懒得与他这号人讲道理，只是将手撑在门框，微微昂了昂头，利用气势压倒他，但爷叔依旧毫不示弱，继续叽叽喳喳着，他自己倒像只小鸟。
房东很快失去耐心，轻轻地撸了撸袖子，露出里面的纹身，胸脯也挺了挺，即便穿着外衣，也能令人领略到健硕的肌肉。
这下房东焉了下去，眼神失去攻击性，语气也轻柔不少，“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哦！东北人都不讲道理的哦！”说着说着，便往后退起来，说着说着，又逐步彻底走开，但手上依旧指指点点。
他善不罢休，扭头便去了位于霞飞路的法租界公董局。
“蒙私呵（Monsieur），我要举报有学校偷偷搬来租界哦！”
“什么？”接待他的这位，恰好是华人教育处处长格罗布阿，笑着反问他：“是在辣斐德路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格罗布阿扭过头去，笑着用法语跟大家分享这消息，大家一听，纷纷嘻嘻哈哈。
学校要搬来租界，应弦之一早便跟他打了招呼，也办好了注册手续，不光学校名字换了，就连他自己的名字在官方记录上也换了一个。格罗布阿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爷叔愣在一旁，见这帮人嘟嘟囔囔，嘴里像嚼着槟榔，知道没逑用，摇着头嘟囔了句，“娘希匹！”转身骑上自行车，灰溜溜地离开了。
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学校也顺利开办。
但搬来不久，爷叔就发觉，这哪里是个鸟窝，分明是个不花钱的音乐厅！闲暇时刻，他总躺在墙根儿下的躺椅上，优哉游哉。
那房东路过，笑着问他：“又搁这儿蹭音乐会呢？”
“喔唷，”他指着蔫儿了的太阳，“这不是晒太阳呢嘛！”
这时他还不好意思承认。但次年开春时，学校就成他嘴里的“阿拉弄堂的一点点小特色”了。其他居民也都早已习惯。
又过了数月，武汉开战了，参战人数竟比上海还多，每天报纸上刊登着战况，虽然看起来是“好消息”，但依旧使得人心惶惶。
这时，楼上传来一阵民乐的声响，慷慨激昂，顿时让大家的气喘得舒服了不少。自这之后，学校便彻底成了弄堂的一部分。若有朝一日要搬走，怕是所有人都要站出来拦着不让走。好在有那位爱国的房东在，学校不像其余一些学校，在租界里隔三差五地便要挪屁股。
时间长了，应弦之成了弄堂里首屈一指的人物。逢年过节，不免一些居民登门拜访。有些人是单纯拜访，但也有人另有目的。
前些日子，中秋节过后，他在办公室作曲。
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打开门，是那位周太太，她挎着两个篮子，里面装着些月饼。
一通闲聊客套后，她终于坦白自己的目的。
“应校长啊，你看能不能让我家孩子到你学校读书呀。”
应弦之刚吃进去一口月饼，差点呛出来。
“呃……周太太的孩子不是前去重庆了吗？”
“我是说小的那个。”
“他不是才……”
“嗯嗯，等过完年就十岁了。”
“呃……”
学校名字虽自国立改成了私立，但背地里，其实依旧拿着国民政府的经费，是经地下钱庄才给到的。虽然少了许多，但拿了钱，依旧算公办中。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入学要经过好几轮考核与淘汰。
他不得不婉言拒绝。
即便是他开个后门，答应下来，学校里的学生们也不会答应。不过，若有人单纯出于兴致，想旁听几节课，了解些基础的音乐知识，他敞开了大门。毕竟开学校、搞教育，最后为的就是个普及音乐。
每年开学之际，对新生们的发言结束后，他总坐在办公室里发呆，脑中设想着，若是人人都会点音乐和舞蹈，那这世界该有多好。
可惜，在这战火纷飞的年头，青年人要么想着学些养家糊口的本事，要么想着如何前往前线抗敌救国，少有人对音乐感兴趣。学校的学生，家中多是非富即贵，才想着让他们走这条路。
不过，街坊邻居虽大多无意让孩子学，但心中都装着对它的敬意，因而应弦之出门时，大家都如此客气地跟他打招呼。
他笑盈盈地走到弄堂口，朝停在对面法餐厅门口的一辆黄包车招了招手，车夫立马拎起车架，悠悠跑来。
应弦之弓着腰，轻捧着袍子上车时，车夫看到他嘴角现出一丝笑意，擦汗间问道：“应先生，什么好事让您这么高兴？”
应弦之上了车，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
车夫笑笑，自觉身份卑微，不便多问，扭过头去，拎起车架。
“您去哪？”
“虹口。”
车夫心中一惊。
许是因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存在，早在打仗前许多年，虹口便已是默认的“日租界”，住在那里的多半都是日本人，开战后更是如此，从法租界去往那里要走的外白渡桥，甚至被日军设下了闸口，若想通过还需他们颁发的通行证。车夫心中嘀咕着，好在自己有通行证，可平日里少有中国人去那里，应先生今日去那里是做什么？
应弦之像听到了似的，继续道：“去佐伊藤餐厅。”
车夫豁然开朗，这餐厅他虽未吃过，但时不时载着顾客去，据其他车夫讲，这是上海最好的日本餐厅。去如此高档的餐厅，定是发生了好事。他扭过头去，又嘿嘿笑道：“您还说没好事？”
应弦之笑了笑，未置可否。
确实发生了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
黄包车一起身，弄堂里便传来一阵悠悠的钢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