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傍晚，上海的弄堂里弥漫着煤炉的烟气和水汽。
初春的上海，空气里还带着一丝残留的寒意。一个穿着碎花棉袄、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挎着一个旧帆布包，跟在一个瘦高个男人身后，从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她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不甘和失落，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微微泛红。
那正是刚满十七岁的张蔷。
“蔷蔷，不着急，咱们再想办法。”瘦高个男人——她的制作人老林——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焦虑，“这家不行，咱们换下一家……”
“下一家？”张蔷停下脚步，抬头看着他，声音里带着一丝抑制不住的颤抖，“老林，这已经是咱们问过的第四家出版社了。每一家都说‘风格太前卫’、‘市场上从没听过这种唱法’、‘小姑娘别异想天开了’——还能换到哪儿去？”
老林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他知道张蔷说的是实情。
他们从北京带着几盘磁带小样南下，跑了上海的四家音像出版社，每家都听过，每家都说“有特点”，可每家到最后都摇了摇头——要么嫌她的嗓音太“嫩”，要么嫌她的风格太“洋气”，要么干脆说“这小姑娘的唱法，国内听众接受不了”。
一个下午，四家出版社，四盆冷水。
张蔷抱着帆布包，站在上海灰蒙蒙的天色里，第一次对自己心里那条路产生了动摇。
此刻，她的脑海中还翻涌着那些被拒绝的画面——
第一家是上海的音像出版社。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编辑把他们领进一间堆满了磁带和文件夹的办公室，让张蔷把磁带放进录音机里。那首《东京之夜》的旋律从扬声器里流淌出来时，老林紧张地搓着手，张蔷则攥紧了帆布包的背带，心跳得像擂鼓。
一曲放完。
编辑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揉了揉鼻梁，沉默了几秒钟，才慢吞吞地开口：“小姑娘年纪不大，嗓音倒是挺特别的。这个……嗯，怎么说呢，很有冲击力。”
“那……”老林往前探了探身子，脸上堆着期待的笑，“您看能不能……”
“不过啊……”编辑直接打断了他，把磁带从录音机里退出来，放在桌面上轻轻推了回来，“这种风格，我们这边暂时没有先例。太洋气了。咱们国内的听众，听惯了抒情民歌和美声，一下子接受不了这种……这种迪斯科舞曲。”
他把“迪斯科”三个字说得很轻，仿佛那是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您再听听另外几首，”老林急了，连忙从包里翻出另外两盘磁带，“这里头也有慢歌——《相思河畔》就都是大家熟悉的调子，只是蔷蔷用她自己的方式唱的，您听听就知道，其实很好听……”
编辑摆了摆手，脸上的表情已经带上了一丝不耐烦：“老林同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出版社今年的发行指标，主要是围绕电影配乐和民歌选曲来定的。你说的这东西不是我们不想发，是真的没有市场。你还是带着这姑娘，去别家问问吧。”
第一扇门，就这样在身后关上了。
第二家是上海有声读物公司。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的中年人。他倒是很客气，给他们倒了两杯茶，认认真真地把三盘磁带都听完了。听完之后，他沉吟了好一会儿。
“这个小姑娘，嗓音条件确实很突出。”他先肯定了一句，然后又摇了摇头，“但是——太嫩了。”
“太嫩了？”老林愣了愣。
“对，太嫩了。”西装中年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着，“你们想想，现在市面上最火的是什么？是蒋大为那种高亢洪亮的民歌嗓，是李谷一那种缠绵细腻的情歌嗓，再不济也得是苏小明那种借着《军港之夜》起来的抒情路子。你这小姑娘——嗓子太细、太脆、太尖，跟咱们主流的审美，完全是两码事。”
他说到这里，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墙上贴的一张发行海报——是某个男歌唱家的专辑封面，烫金的字体写着“神州颂歌”——“你看看，这才叫正规路子。你们的歌，我承认是好听的，但不适合我们发。”
随后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要不你们去曲艺团碰碰运气？那边说不定有路子。”
第三家是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
这家门槛最高，老林托了好几层关系才约到一个选题编辑。那人五十来岁，头发花白，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听歌的时候一言不发，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打拍子，又像是在审视一件还不成型的物件。
等张蔷唱完，他放下手里的茶杯，目光在张蔷脸上停留了片刻，露出一种“你是个好苗子但可惜生不逢时”的表情。
“小张蔷，我实话实说——你唱得确实有自己的味道，这种慵懒中带着一点俏皮、电力十足的风格，在国内我还没听过第二个。但是……”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小姑娘，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东西，录出来，谁来买？”
老林赶紧抢话：“这个我们做过调查的！现在上海、北京那些年轻人，尤其是工厂里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私底下都在偷偷听邓X君、听刘文正——他们对这种带点港台味道的曲风，是有需求的！”
那编辑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过来人的善意和无奈：“老林，你说的这些，我知道。但问题是——咱们的发行渠道，现在主要还是面向县一级的供销社和国营百货商店的音像柜台。那些地方的采购员，认的是谁？是关牧村、是蒋大为。你给他们推荐一个几岁的小姑娘，唱什么《东京之夜》《月光Disco》，人家采购员连听都不会听，直接就划掉了。”
他的话很难听，但确实是实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哪家出版社会为了一个没有
第四家——也就是刚刚走出来这家——连磁带都没听完。一个年轻干事听了不到三十秒，就按下了暂停键，皱着眉头说：“不好意思，我们总编说了，这种风格不在今年的选题计划内，恕难从命。”
……
张蔷站在上海灰蒙蒙的天空下，晚风吹乱了她的刘海，也吹凉了她心里最后那一丝热望。
她想起自己在北京那间狭小的排练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对着镜子练习发声，把嗓子唱哑了也不肯停下来；想起那些录音棚里熬过的通宵，老林为了给她编曲，攒了大半年的工资才凑够棚时费；想起她第一次在卡带里听到自己录出来的声音时，那种惊喜得几乎要跳起来的感觉。
她从没怀疑过自己唱的歌是好听的。
可此时此刻，四家出版社的拒绝像四堵墙，从四面八方向她压过来，把她团团围住，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老林……”她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眶里的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要不……咱们回去吧。也许他们说得对，国内根本没人会喜欢我这种唱法……”
老林没有说话。
他沉默地走在前面，步子又快又沉，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张蔷跟在后面，低着头，挎着那只旧帆布包，一步一步地走回了他们落脚的那家小招待所。
推开房门，老林把公文包往床上一扔，转身想去给张蔷倒杯热水。可房间里的暖壶是空的。他拎起暖壶晃了晃，又重重地搁回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
“蔷蔷——”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带着一种不甘的倔强，“你别听那些人放屁。你的歌一定是最好的！”
张蔷坐在床边，没有抬头。
老林深吸一口气，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圈，像是要把那些拒绝的话从脑子里甩出去，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在整理最后的力气：“咱们……再想想，还有人。北京那边，我还认识几个搞发行的人脉，虽然隔了好几层，但未必不能……”
他正说着，房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笃笃笃——”
老林抬起头：“谁？”
“同志，是我，招待所服务台的。”门外传来一个女声，“刚才你们不在的时候，有个电话打到前台来找您的，说是有急事。我记了个号码，您看看要不要回过去？”
老林连忙起身开门，接过那张写着号码的纸条，目光扫过上面的数字，皱起了眉头。
号码很陌生。
他拿着纸条走回房间，犹豫了几秒，还是走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前，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了起来——老林听着听筒里的声音，原本黯淡的目光忽然闪烁了一下，嘴里“嗯嗯”地应着，语气从最初的敷衍渐渐变成了惊讶，又变成了带点犹豫的思索。
张蔷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
几分钟后，老林挂了电话走回来。张蔷立刻迎上去，眼眶还是红的，语气却带着一种近乎缴械般的疲惫和自责：“老林……是不是工作室那边打来的？他们是不是催你回去了？我知道，是我能力不够，让大家都跟着白忙活……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再想想办法，或者……咱们干脆就算了……”
“不是。”老林摆了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困惑，又像是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光，“打电话来的不是工作室那边的人——是从北京打来的，一个姓郑的导演。”
“姓郑的导演？”张蔷愣住了，“咱们什么时候认识北京的什么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