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团队在张家栋的支持和孙立军的带领下，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不到两个月时间，销售网络就像一张不断伸展的蛛网，从山东出发，迅速覆盖了周边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四个省份。
周建平被派去了河南，带着两个新人，以郑州为据点，逐家逐户地拜访当地的运输公司和厂矿车队；赵志强则去了江苏，从徐州开始，一路沿着长江向下游延伸，把样品摆到了南京、镇江、无锡的客户面前。
孙立军坐镇石家庄，一边巩固河北的市场，一边向北探路，开始把触角伸向天津和辽宁。
叶子灵则留在厂里，带着几个新人负责电话接单和客户维护，把后方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切都按着赵振邦当初嘱咐的方向在走——他们没有去碰桑塔纳的配套市场，没有急着把那双曲率玻璃推向高端客户，而是专攻老车型的替换玻璃。老东风、老解放、黄河、斯太尔——这些在公路上奔波了十几年的老家伙们，挡风玻璃碎了就是天大的难题，现在终于有了稳定可靠的供应来源。
这个市场，国际巨头看不上——利润薄，车型杂，需求量虽然总盘大，但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家一家去跑的成本太高。国内大厂也顾不上——他们的生产线都在忙建筑玻璃的大订单，哪有功夫去为一辆老卡车单独开模做几块玻璃？
正是这个夹缝，让平县玻璃厂如鱼得水。
而正因为他们的市场定位如此低调，那些真正值得警惕的目光，暂时还没有投射到他们的市场。
就在张家栋他们的团队大张旗鼓地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大洋彼岸，美国匹兹堡。
PPG工业公司总部的战略会议上，威廉·卡特正在听取亚太区的最新汇报。
投影仪在幕布上打出一张张图表——中国市场的数据分析、竞争对手的布局、潜在合作伙伴的评估。
“日本旭硝子和板硝子在上海周边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他们依托桑塔纳项目的配套权，在安亭和昆山分别建立了技术服务点和仓储中心。”亚太区的负责人一边翻着报告一边向ppg的高层们汇报着，“按目前的进度，到明年年中，他们就能实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常用车型玻璃的本地化仓储供应。”
卡特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他翻着手中的资料，目光在一行不起眼的备注上扫了一眼——“山东省平县，有一家县办玻璃厂，近期在老车型替换玻璃市场表现活跃，但规模极小，目前对主流市场不构成任何影响。”
他很快就略过了这一行，完全没有在意。
“北京吉普那边的合作进展呢？”卡特问道。
“很顺利。”亚太区负责人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我们派出的技术团队已经和北京吉普的工程师完成了两轮技术对接。他们对我们在安全玻璃领域的标准和工艺非常认可，初步意向已经达成。卡特先生，如果您能亲自带队去一趟中国，进行一次正式的考察和交流，合作框架基本就能敲定了。”
卡特沉吟了片刻，放下手中的资料，目光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好，安排行程。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个市场——看看那些日本人到底把根扎得有多深，也看看我们PPG能在这片土地上能占有多大的市场。”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另外，联系罗伯特，让他跟我一起去。他在中国的那些关系，该派上用场了。”
果然，两周后一架从芝加哥起飞的大型客机，穿过厚厚的云层，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
威廉·卡特身着深灰色西装，走下舷梯，身后跟着他的私人法律顾问罗伯特·米勒和一支由六名技术专家和市场分析师组成的考察团队。
十二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干燥而清冽的空气里，夹杂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煤炭燃烧的气味——那是这座城市在入冬之后特有的味道，从千家万户的取暖炉和供暖锅炉的烟囱里飘散出来，弥漫在整座城市的上空。
威廉·卡特站在舷梯下，深深吸了一口这陌生的空气，微微皱了皱鼻子，转头对身旁的罗伯特·米勒说道：
“罗伯特，你闻到没有？空气里有一股……煤炭的味道。”
罗伯特也吸了吸鼻子，点了点头：“闻到了。这个季节，整个城市都在烧煤取暖。我在资料上看到过——中国北方城市的冬季供暖，主要依靠燃煤锅炉。北京有几百万人，家家户户、每个单位都要取暖，这股味道恐怕要持续整个冬天。”
卡特没有说话，目光扫过停机坪四周——远处的候机楼是一栋方方正正的建筑，外墙是朴素的灰白色，没有太多装饰，显得灰蒙蒙的。
停机坪上停着几架苏制和图波列夫系列的客机，机身上涂着中国民航的标识，蓝白相间，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地勤人员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皮帽子，在寒风中来回穿梭，动作利索而有序。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卡特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我原以为这个城市会更破旧一些。”
罗伯特站在他身旁，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也扫视着四周的景象，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不惊的从容：“威廉，你要知道——这里是首都机场，是他们国家的国门。他们一定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外国客人看。真正的中国，在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卡特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你好像对这个国家很了解？”
“谈不上了解。”罗伯特微微一笑，“只是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积累了一些认知。中国很大，也很复杂。北京和上海是一副面孔，内陆的县城和农村又是另一副面孔。我们这次要去的北京吉普项目，是在北京——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一面了。”
卡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重新望向远处——城市的天际线在冬日的薄雾中若隐若现，一些正在建设中的高楼轮廓隐约可见，塔吊的臂膀高高地伸向天空。
“走吧，”卡特收回目光，拢了拢西装外套的领子，迈开步子朝候机楼走去，“应该有人在等着我们了。合作伙伴——或者说——”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潜在的合作伙伴。”
罗伯特跟在他身后，脚步不紧不慢。他听出了卡特话里那种志在必得的意味——这位PPG亚洲战略的掌舵人，显然已经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了这片正在苏醒的土地上。
一行人走出机场出口，迎面便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接机牌，上面用英文工整地写着：“欢迎PPG工业公司威廉·卡特先生一行”。
举牌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接机人群中显得有些拘谨，一看到卡特一行人走出通道，立刻挺直了腰板，朝身后的人低语了一句。
他身后站着两个人——
一个四十来岁、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是中方工厂的管理人员；另一个则是一位穿着深色夹克、身形高大的外国人，约莫五十岁出头，正是北京吉普项目美方派出的驻厂代表，名叫詹姆斯·霍顿。
年轻人快步迎上前去，用带着明显口音、但还算流利的英语开口道：“卡特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吉普项目办公室的小刘，负责此次接待工作。这位是我们北京吉普的中方副总经理周建国同志，这位是美方代表詹姆斯·霍顿先生。我们代表北京吉普合资公司，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话音刚落，周建国便上前一步，主动伸出手来：“卡特先生，欢迎您来到北京！一路辛苦了！我们厂里从上到下，对您这次考察都非常重视。您的团队在技术对接中展示出的专业水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您能亲自来，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他的手厚实有力，握得很稳。
卡特也笑着伸出手与周建国握了握，语气客气而从容：“周先生，感谢您的热情迎接。我对北京吉普项目一直非常关注，这次能亲自来看一看，也是盼望已久的事情。”
接着，他又转向詹姆斯·霍顿，两人用英语简短地寒暄了几句——霍顿是AMC派来的老将，在中国已经呆了将近一年，对这边的环境和节奏早已熟悉。他低声对卡特说了一句：“天气比匹兹堡**，就是空气里的煤烟味儿得适应几天。”
卡特笑了笑，没有多言。
周建国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卡特先生，我们已经在北京饭店为您和您的团队安排好了房间。现在外面风大，咱们先上车，回市区安顿下来。稍作休息后，如果您和各位不觉得太累，下午我们再安排车来接您们到厂区看一看——路程不远，大约四十分钟车程。您看这样安排是否合适？”
卡特看了看手表——从芝加哥出发，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此刻北京时间已是上午十点半。他沉吟了一瞬，点了点头：“很好，周先生。那就先安顿下来，下午去厂里看看。时间宝贵，我们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小时。”
“好的！那咱们这就出发！”周建国笑着应道，引着卡特一行人朝停车场走去。
停车场里停着两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和一辆草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在北京冬日的阳光下，引擎盖上泛着一层薄薄的霜气。
周建国亲自为卡特拉开了第一辆上海牌轿车的后座车门：“卡特先生，您和米勒先生坐这辆。霍顿先生和我们坐后面那辆。小刘会坐在副驾驶，路上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跟他说。”
卡特点了点头，弯腰坐进车内。座椅是米色人造革的，坐上去比美式轿车硬朗不少，但支撑性很好。车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皮革和汽油混合的气味，仪表盘上的镀铬装饰擦得锃亮。
罗伯特从另一侧坐进后座，随手关上车门。车门关闭的声音厚重而踏实，没有那种廉价金属的脆响。
“这车还不错。”罗伯特用英语低声说道，手指轻轻拂过车门内侧的织物装饰，“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卡特没有立刻接话。他的目光透过车窗，注视着窗外缓缓掠过的景象——
车子驶出机场，沿着一条宽阔的公路向市区方向开去。公路两旁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叶子已经落尽，光秃秃的枝丫在冬日的天空下像一幅墨色的素描。白杨树后面是大片灰褐色的田野，田埂上零星散落着一些低矮的农舍，屋顶上竖着烟囱，正冒着袅袅的青烟。
路上来往的车辆并不多。偶尔有一辆蓝色的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地驶过，车厢里装满了一袋袋的货物，用粗麻绳捆扎得结结实实。
也有几辆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车身上沾着泥点，在路面上颠簸着飞驰而过。
最多的，还是自行车——那些黑色的、半旧的永久或飞鸽，裹着厚棉袄的男人们弓着腰蹬着车，车后座上有时绑着个搪瓷盆，有时驮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女人们围着厚厚的头巾，前车筐里放着用网兜装着的萝卜和白菜，在冬日的寒风中稳稳地骑着。
“罗伯特，你看那些自行车。”卡特忽然开口，目光追随着路边一辆飞驰而过的自行车，“这么多自行车——我在美国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自行车同时出现在一条街上。”
罗伯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微微点了点头：“我听说中国的自行车保有量是世界第一。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在中国，判断一个城市的规模，就看上下班高峰期自行车的流量。北京是首都，这个规模，是任何西方城市都无法想象的。”
卡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
车子驶过一座横跨河道的石桥，桥下的河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桥头站着一个穿着绿色棉大衣的交警，站在一个木质的指挥台上，用夸张而标准的手势指挥着过往的车辆。他的帽檐上结了一层白霜，但动作依然利索而有力。
“这些交警，手势标准，一丝不苟。”卡特低声说，“这让我想起战后初期的德国人。”
罗伯特挑了挑眉：“您是说纪律性？”
“不，”卡特摇了摇头，目光深邃，“是一种对秩序的渴望，经历过长期的混乱，人们会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秩序。你看这些行人、这些自行车、这些卡车——没有人在闯红灯，没有人在抢道。他们自觉地遵守着规则，像是在用这种自觉来证明什么。”他顿了顿，“或者说，像是在告诉自己和全世界——我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罗伯特没有接话。他看着窗外那些裹着厚棉袄、缩着脖子却依然挺直腰板走路的中国人，心里泛起一种复杂而说不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