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和郑导上了车，小马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离工人体育场。
车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郑导才终于忍不住开口：“家栋啊，你刚才那些话——说得可太大胆了。”
他靠在座椅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语气里带着一种事后回味的后怕：“你想想，黄导为了今年的春晚，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筹备，光是这个四面台的方案，前前后后开了不下十几次会。场地从演播室改成工人体育场，光是场馆租赁、舞台搭建、设备采购——这笔投入，少说也得好几百万。这是多大的手笔？多大胆的创意？”
他转过头，看着张家栋，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你好不容易才跟黄导搭上线，人家对咱们夏朵也支持、也信任——结果你一见面，就把人家最得意的大手笔给全盘否定了。我怕……我怕黄导会觉得咱们越权，觉得咱们一个县合作社的厂长，凭什么对春晚的总导演指手画脚？”
张家栋没有立刻回答。
他靠在座椅上，目光望着车窗外渐行渐远的工人体育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老郑，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刚才我在跟黄导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郑导微微一怔：“观察什么？”
“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是最好的回答。”张家栋转过头，看向郑导，“黄导是什么人？他是春晚总导演，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如果他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完全是外行瞎说、不值一驳，他会当场笑一笑敷衍过去——他不会向这样选择沉默。”
他思索了一下，才继续说道：“可他沉默了好几秒。那几秒钟里，他脸上的表情，不是生气，也不是不耐烦——是在思考。他嘴上没有说，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至少把我那番话，听进去了几分。”
张家栋的目光在车窗外的风景上停留了片刻，又补了一句：“即便他没有完全听进去，经我这么一提醒，他在后续的筹备中，至少也会多考虑一些那些风险。哪怕他最后依然决定按原计划走——但心里有了这根弦，真到出了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郑导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释然：“你说得也有道理。黄导这人，虽然主意正，但也不是听不进意见的人。去年《吃面条》终审的时候，要不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现场表演打动了他，再加上陈光耀老爷子的面子——咱们那个节目还真不一定能过。说明他不是那种一根筋走到黑的人……”
张家栋点了点头，目光里带着一种对前辈艺术家的敬重：“我认可黄导的为人。能在那个位置上坐稳的人，不可能是个听不进意见的莽汉。他只是心气儿高，想在今年的春晚上搞个大突破——这种心情，咱们也能理解。但正因为他是个有经验、有阅历的老导演，他更不可能不考虑演出可能面临的风险。”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种沉稳的笃定：“他这会儿嘴上没表态，但我相信，他那脑子里一定已经开始转起来了——工人体育场那么大，冬天又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万一赶上刮风下雪，演员在台上冻得说不出话，设备出故障……这些事儿，他心里不可能没数。只是他作为总导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能轻易松这个口。咱们把话递到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权衡了。”
郑导听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车子沿着东二环缓缓驶出，窗外的天色却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
张家栋抬眼望去，只见天际线上不知何时堆积起一层层厚厚的灰云，像一床沉重的棉被，缓缓压向北京城的上空。
风也渐渐大了，卷起地面上的枯叶和尘土，打着旋儿从车窗外掠过。路上的行人都裹紧了棉袄，缩着脖子加快了脚步。空气中隐隐透出一股湿润而清冷的气息——那是雪的味道。
“怕是要下雪了。”郑导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这要是真下起来了，工体那边露天施工，可就更难了。”
张家栋收回目光，沉默了片刻，然后坐直了身子：“老郑，等下回去，我让办事处往青岛挂个电话——让厂里安排发一车羽绒服到工体的工地来。”
郑导闻言一愣，转过头看着他：“羽绒服？给谁的？”
“给工地上那些施工的工人们。”张家栋靠在座椅上，语气很平静，“还有灯光、音响、摄像那些技术人员。他们在室外一站就是一天，天寒地冻的，要是再赶上一场大雪，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咱们夏朵本来就是做防寒服的，送一车过去，也算是对黄导工作的支持。”
郑导听完，目光在张家栋脸上停留了片刻，随即点了点头……
往后的几天里，张家栋几乎每天都和陈佩斯、朱时茂一起扎在北影厂的排练室里打磨节目。
排练室不大，约莫二十来平米，四面白墙，地上铺着老旧的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
墙角立着一面落满灰尘的穿衣镜，窗台上搁着几个搪瓷茶缸和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香烟。
屋里没有暖气，只在墙角生了一个铸铁煤炉子，橘红色的火苗从炉门的缝隙里透出来，把周围一圈地面烤得暖烘烘的，可离炉子远一点的地方，冷风就从窗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跺脚。
陈佩斯和朱时茂在这么艰苦的排练条件下，却浑然不觉。
两人一个穿着那件单薄的夏衫，一个裹着军大衣，在排练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走着戏——
“导演！您这儿招演员不？我啥都能演！”
“我们这儿要拍一场夏天的戏，不能穿棉袄。你能行吗？”
“行！怎么不行！我从小就不怕冷！”
“开始！”
……
朱时茂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喊着“开始”，陈佩斯便咬着牙在屋里来回走动，冻得嘴唇发紫，却还要硬撑着做出热得不行的表情。
张家栋坐在一旁，手里攥着一支铅笔，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不时喊一声“停”，然后走上前去，比划着调整陈佩斯的动作或台词。
“佩斯老师，您刚才那个抖——抖得太早了。观众还没反应过来，您就先抖上了，那后面的反差就出不来了。您得先硬撑着走几步，让观众觉得‘嘿，这小子还真扛得住’，然后再开始抖，那个笑果才足。”
“有道理有道理——再来一遍！”
就这样，三个人窝在那间小小的排练室里，从早到晚，一遍遍地磨、一遍遍地改。
中午饭通常是陈强老师用饭盒送来的——有时候是热腾腾的饺子，有时候是红烧肉配米饭，有时候是一大碗热汤面，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三人就坐在排练室的木地板上，就着煤炉子的热气，狼吞虎咽地吃完，抹抹嘴，又接着练。
冬日的阳光一天比一天短，窗外的天色一天比一天阴沉。气温骤降，北风裹着干冷的寒意，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报纸哗哗作响。到了第五天，排练室里即便生着炉子，也冷得坐不住了。陈佩斯穿着那件单薄的夏衫排练时，嘴唇冻得发青，呼出的气都凝成了白雾。
“佩斯老师，要不今天先到这儿？”张家栋看了看窗**沉的天色，有些担心地提议道。
“别！”陈佩斯搓了搓冻僵的手，跺了跺脚，“越是这个天儿，越得练！你想想，到了春晚那天，工体比这儿还冷——我要是不练出点抗冻的本事，到时候在台上真冻得说不出话，那可就砸了！”
朱时茂也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老搭档特有的默契：“对，现在就当是提前适应环境了。咱们多练几遍，到了台上心里才有底。”
张家栋看着两人脸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没有再劝，只是默默地把煤炉子捅得更旺了一些。
一周的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排练中一晃而过。
而工人体育场那边，随着气温骤降，施工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天下午，黄导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眼前的施工场景，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舞台的钢架结构虽然已经基本成型，但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完成——灯光设备和音响设备的安装因为天气太冷，工人的手脚冻得不灵便，进度比预期慢了一大截；看台上的座椅也只安装了一半，剩下的还堆在过道两侧，盖着防雨布；几个摄像师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冻得直跺脚，手里的设备因为低温，电池续航也出了问题。
“黄导，这天儿实在太冷了，”一个戴着安全帽的施工负责人搓着手，走到黄导面前，语气里带着一股子无奈，“兄弟们从早上干到下午，手冻得连螺丝都拧不紧。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伙儿挤在临时工棚里喝热水，暖半天才缓过来。这么下去，工期怕是要往后拖……”
黄导没有说话，他抬起头，看了看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落下一场大雪。又看了看四周那些冻得缩手缩脚、依然在寒风中咬牙坚持工作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心里那股子火气和焦虑交织在一起，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当然知道天气冷，可他更知道春晚的日子是定死的，一天也拖不得。
就在他站在寒风中，望着那片尚未完工的舞台，心里盘算着该怎么调整施工计划的时候，体育场的东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
黄导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只见一辆深蓝色的解放牌卡车，正缓缓驶入体育场的东门。车厢上盖着一块深绿色的苫布，用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在寒风中微微鼓动着。驾驶室的车门上，贴着一个醒目的白色商标——“夏朵”两个大字，在冬日的阴云下格外醒目。
卡车稳稳地停在了舞台一侧的空地上。
副驾驶的门推开，一个穿着深灰色羽绒服的年轻人跳了下来——正是张家栋本人。
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先朝黄导的方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到车厢后面，利落地解开了捆着苫布的麻绳。
“哗啦”一声，苫布被掀开——
车厢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崭新的羽绒服。深蓝色的、藏青色的、浅灰色的——足足有几百件之多，在灰暗的天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
工地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那些冻得缩手缩脚的工人，那些站在高台上搓着手跺着脚的技术人员，那些正抱着器材瑟瑟发抖的摄像师——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满满一车厢的羽绒服吸引了过去。
张家栋则是站在车厢旁，拍了拍手上沾的灰，朝黄导笑了笑，声音不高，却在这空旷的体育场里格外清晰：
“黄导——天冷了，我给大伙儿送衣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