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罐里的蝴蝶不知已死去多久。翅膀上的那对圆斑像一对死不瞑目的眼睛。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玻璃罐里倒出来。放置标本的器具已经备好了，是从杂物堆里翻找出的旧磁带盒，洗净擦干，变成极为和衬的容器。
我把蝴蝶的身体展平，轻柔地平放进磁带盒里，调整好对称和角度，然后盖上盖子，两个固定盘心轮的凸起刚好落在那对圆斑上。举起标本对着窗户，我微微眯起眼睛，阳光穿透了蝴蝶的羽翼，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色彩。
造物者的神迹会被这样笨拙地保留下来吗？
第二天的生物课，老师巡视了我们所有人的作品，出乎意料地，他对我的存放方法给予肯定和赞赏，并且告诉我，这是一只并不常见的眼蝶。
我的座位因而在下课后围满了人，他们传看着我的蝴蝶。下个礼拜会在走廊里布置一个小展览，把大家的作品都放上去。他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问我是在哪里捉到的这只蝴蝶，他们也想去捉。
传看中，标本不知从谁的手上跌落，盒子清脆地碎裂开，蝴蝶翻着肚皮摔在水泥地上。拿着拖布做值日的听听正好经过，脚不偏不倚地踩了上去。
班里霎时安静了几秒钟。等到听听的脚再次抬起，蝴蝶的一只翅膀已被踩断。
听听转过头来，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她毁坏了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他们以为我会像被抢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愤怒、惊叫。
我俯身捡起蝴蝶的残骸，出了教室，丢进了对面的垃圾道里。
那天放学以后，我在走廊楼梯上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听听站在上一层的楼梯边探出身子。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跟我讲过话了。不光如此，她在有意躲着我。
“那个……蝴蝶标本，我会赔给你的。”
是因为蝴蝶标本才不得不跟我讲话的吗？
“不用了……”我回答着，或许我从未在乎过那个标本。
“后天中午十二点，在河边等我。”听听说完就跑了上去。
我度过了惴惴不安的两天，像囚徒等待宣判。第三天的中午，一下课，听听就不见了，我顾不上吃午饭，便匆匆往河边赶。学校离河边很远，需要乘公交车坐上几站，再步行才能到达。
我反复想着听听这个约定的用意。她选定我们的据点，不会只是为了把标本交给我。
那是个大晴天，正午的日光没遮没拦地曝晒着河滩，河水泛起一股微微的腥味，纺织娘在草丛里鸣叫着。入秋以后，天气倒热得反常，热气顺着鞋底攀上来，没多久，脸上的汗珠已经开始滴落。
十二点过了一刻钟了，空荡的河滩上四处都没有听听的身影。我焦躁不安地踱着步。也许出了什么状况。
十二点半，听听还是没有来。再待下去，会错过下午的考试。她会来的。我不断地暗示自己。
快一点钟了，现在赶回去已经迟了。
我离开河滩，去旁边的小超市买了一支冰棍，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吃完那根冰棍，我终于接受，听听不会来了。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来。我和听听之间，已经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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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天错过了考试，没有成绩的我只能坐在班里最后一排。同桌是个高个子的男生，每天在桌子下面摆弄他的篮球，他衣服上总有股难闻的味道，那是湿衣服在不通风的空间里沤着产生的酸朽味。
我问他，“你知道安城的二手市场在哪儿吗？”
他在习题册的扉页给我画了一张歪歪斜斜的地图，上面标着几个五角星，那是二手市场的所在。他把扉页撕下来递给我，随即兴奋地跟我讲起，他每个月都要和他爸去市场扫货，“你想买什么？你要是不懂行的话，一个人去会被骗的。”
我还惦记着把听听丢掉的那辆自行车，我答应过会帮她找回来，尽管我很清楚那已经于事无补。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二手市场徘徊，眼神盯紧卖自行车的摊位，像一只渴食腐肉的秃鹫。起初我一无所获，我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但也许它早就被出手了，我能够在马路上点查安城的所有自行车吗？我泄了气。或者可以存钱另买一辆，但那对我来说是一笔过于庞大的数字。
直到自行车被偷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寻找。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放了学我背着从校图书馆借的几本沉甸甸的书，闲逛到步行街上。服装店、杂货店、音像店、饰品店……我一家家走过去，只是为了打发晚饭前的时间。
我在一家卖自行车的店门口停下了。店里是明码标价擦得锃亮的新车，但门口却停着几辆旧车，黑板上暧昧不明地写着“进店询价”。我一眼就认出了听听的那辆车，在最靠边的位置，和其他车锁在一起。
我走进店里，老板正守着一部小彩电看足球赛。我提出要买外面那辆车，老板头也没抬，问我是哪一辆，我指给他看。
一记射门偏了，擦着立柱飞出，他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没好气地扫了我一眼，好像是我的到来引发了前锋的脚法失灵。
“八十，一口价。”
不用去掏口袋，我也知道，我没有八十块钱。我退回门外，在路对面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思索着怎么能把这辆车搞到手。我想到家里存放零钱的抽屉，如果每天在里面偷偷拿一点，该不会有人发现吧？
我正准备起身，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在那辆车前驻足，他打量了许久，像是在做决定。接着他走进店里，我凑到近处，听到他在跟老板讨价还价，这辆车买给他老婆正合适。
老板走出来，手里攥着一串叮咚作响的钥匙。他打开拴着自行车的链锁，热情地请男人试骑。
男人确认好车的性能，把车停在墙边，跟老板进屋付账，成交价是五十五块。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想都没想就冲过去，跨上那辆车，奋力地蹬起来，朝着步行街的出口骑去。很快，我听到身后的叫喊声，“我的车！”“小偷！”但我只是把车铃按得更响。
不知道那一天，是谁损失了那五十五块钱，老板，还是中年男人？
星期六吃完早饭，我骑车到了听听家楼下，但我不确定她住哪一栋、哪个单元。我在楼群间踱着步。
这时候，我看到对面五楼的露台上，走出来一个穿着吊带睡裙的女人。女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张素净的脸，瘦削、苍白，她正慵懒地吃着一只多汁的水蜜桃，汁水顺着鲜红色的指甲流下来，流到小臂。是阿美。
阿美似乎也看到了我，她眯起眼睛——那双脆弱又多情的眼睛。
没多久，听听下了楼。她迟疑地走向我，看着我旁边的自行车，露出诧异的神色。
“我说过的，会帮你找回来。”我把钥匙递给听听，她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
“……你怎么找到的？”听听问道。但我知道，她对此并不在意。
我摇摇头，“不重要。”
她的目光一瞬间软了下来，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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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越来越沉重。还有那双已不再合脚的鞋，每跑一步，脚尖都被顶得生疼。入冬以来，我的身体突然开始疯长，一个月间，我就长高了两厘米，膝盖上留下了难看的生长纹。夜里躺在床上，我甚至能听见骨头拔节的细微响动。
我从小没什么耐力，长跑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折磨。我微微弓着身子，脖子伸长着，嘴一开一合，像濒死的鱼。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跑过体育老师的身边，她手里捏着秒表，中气十足地给我鼓劲。
终于，在距离终点的最后一个弯道，我用力过猛，右脚的鞋子甩了出去，我也失去平衡，摔在地上。
旁边响起了一阵哄笑声。接着是飘来的目光和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能准确地猜到他们嘴里的每一个字词。
又来了。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但有些事情，就算经历再多次，也好像总是难以习惯。
我狼狈地站起身，走向操场边的合欢树，坐下，慢慢平复着呼吸。
哄笑的余波尚在，听听却朝我走了过来，手里拎着我那只被穿得破烂的球鞋。
听听把鞋放在我脚边，她看了看鞋，又看了看我，起初像是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勉强联系在一起，接着又好像窥破了他们之间的某种隐秘的关联。
听听的嘴微张着，让我想起广场上的雕塑——神秘又慈悲。
那晚我值完日，锁上教室的门，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我往楼梯走去，刚下了一层，就看到有人坐在那儿。走廊的电子钟发出微微的红光，映在她身上。
听听听到脚步声回了头。她是在等我吗？
“走吧，夜市差不多开始了。”听听站起身，把搁在一旁的书包背上。
我不明所以。听听的目光再次落在我的脚上。
“夜市卖的鞋子比较便宜。”听听伸手去掏口袋，摸出一点零钱，“我只有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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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和听听重归于好，甚至比从前更加亲密。放学后，我们常常像过去一样在外面乱逛，或者去河边待着。直到外面的温度已经渐渐不适合久处。
有天回家前，听听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她喜欢上了住在她家楼上的年轻男人。
“我上楼的时候常常跟他遇见，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好闻的味道，好像是洗衣粉的味道。”听听眼睛眯起来，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采。
“你跟他说过话吗？”我问道。
听听摇摇头，“但我知道他在哪儿上班。”
“在哪儿？”
“就在步行街，有一家卖衣服的小店。”
几天以后，听听拉着我去他的店里。男人理着利落的寸头，侧脸线条分明。
听听装模作样地拿起架子上的帽子试戴，从镜子里能看到柜台后面的他。
他走过来，挑了一顶适合听听的帽子递给她，看不出他是否认出了听听。听听慌张地接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几乎还是孩童的身量，一瞬间有些失落。
男人话不多，不介绍也不评价，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听听。他的目光让听听的脸烧灼起来。她匆匆把帽子放回架子上，拉着我离开。
我们在步行街入口的摊位上喝汽水。听听仔细回想着刚刚他身上的一切细节，要把它们牢牢印在脑海里，变为随时可取用的记忆。
“他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男生。脸上从来没有胡茬，我观察过，指甲也修得很整齐。”听听汽水喝得太猛，冰得太阳穴发痛。
“他比你大至少七岁。”我试探着问。
“我爸也比我妈大很多。”
“你打算告诉他吗？”
“我没想好，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我。”听听的目光垂下来，看着手里的汽水。“也许我应该给他写封信。
“每天晚上九点钟，他总会打开音响听歌，有时候还会跳舞，他的房间正对着我的房间，我猜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响动从天花板传来，我感觉我们离得好近。
“我猜阿美也许认识他。对了，阿美最近很少说梦话了，还变得很爱笑。那天我回家，看到她刚好从楼上下来，脸上裹着一层汗，她说她去帮邻居的忙，楼上买了一只活鸡却不会杀。
“阿美进浴室洗澡，哼着一支很好听的歌。等她出来我问她那首歌叫什么，她说她也不记得了。我希望阿美一直开心下去，她一开心起来，就不再像吸血鬼了。”
那段时间，我总是陪着听听在步行街徘徊。她找着一切机会去接近那个男人，像是从事一项探险活动。她已经摸清楚除了每周一休息之外，他每天都会来步行街上班，上午十一点开店，晚上九点钟关门。店似乎不是他的，她见过他的老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化着浓艳的妆。他喜欢吃对面那家麻辣烫，固定去隔壁的理发店，常在街口的音像店租碟片。
那个周末的午后，冷得出奇，步行街没什么人。男人从店里出来，裹着外套，手里捏着一张碟片。听听拉着我，偷偷跟在他身后。他进音像店还了碟，片刻，又另外拿了几张出来。
我和听听赶紧闪进了音像店。
“老板，我要刚刚那个人还回来的那张。”
听听笃信，看他看过的电影可以跟他离得更近。
老板用两只指头把手里的烟屁股掐灭，疑惑地抬眼，目光在我们身上上下扫过，“确定？”
听听坚定地点点头。
老板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起身走到架子前，找出了那张盘。“租金两块，押金十块。”
听听掏出钱放在柜台上，领走了那张盘，顾不得细看，塞进包里。
出门的时候，老板叫住了我们，“丫头，看好了回来找我，我这里还有更多好片子。”
直到我们把那张又脏又旧的碟片放到面前细看，才一瞬间明白了老板笑容的真正含义。碟片背面故事介绍的背景里，那个半裸着的女人皮肤白得晃眼，她的脸上是一种介于痛苦与享受之间的神情。就算我们关于此的知识再贫瘠，也隐约明白这是什么。
听听眼睛里的光灭了下来，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厌恶。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把碟片扔进了垃圾桶，与之一起被丢弃的，还有她曾经甜蜜的暗恋。想象是最甜蜜的，她幻想他是一个干净的人，和这污浊晦暗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区隔，这样的人怎么能看这种东西呢，于是不小心窥见真相的一刻就必然伴随着幻灭。
那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成人的世界尚未来得及展开，便已濒临崩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