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叶邦华的合伙人何善蘅名下的大昌贸易行早就开启了“国际化”，从二战结束后至1950年，大昌贸易行先后在东京、巴黎、西贡、曼谷等海外城市建立了分行，近年来更是逐渐成为自暹罗大米转运至香江、东京的主要贸易商之一，甚至叶邦华从麦士维副处长那里得知港英当局似乎正在拟定一份名单——香江地区首批进口米商及储粮仓库！
凭借着何善蘅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以及四平八稳的处事原则，港英当局大概率是要把大昌贸易行纳入香江地区首批进口米商及储粮仓库的名单当中，这就意味着大昌贸易行今后是“持牌走私大米生意”，即便是美利坚为首的联合国也不能以“政策名义”来封锁大昌贸易行的船只，如此一来，也难怪大昌贸易行今后会成为港股市场里被争相抢夺的“蓝筹股”。
从客观层面来看，其实【通运物流】跟大昌贸易行属于竞争关系，然而，何善蘅对此只是笑了笑，并未在意大昌贸易行总经理梁銶居的忧虑……如果他“何伯”当初认定叶邦华是一个忘恩负义、心狠手辣的奸邪之人，恐怕也就不会同意利国炜引入叶家兄弟当合伙人了。
无论是进口米商还是储粮仓库——船只跟仓库就是关键——像叶邦华通过【通运物流】间接掌控了西贡市码头周围80平方公里的土地产权的行径——简直是让其他华商惊恐！
在香江诸多华商的刻板印象里，除非是实力雄厚的英资洋行，比如太古、怡和等老牌财团才有这等能耐拿下面积为80平方公里的地权，况且，港英当局是怎么同意这门生意的？
这里面的门道，其他华商搞不懂，但是嘛，他们只知道【通运物流】俨然是一头凶狠的“鳄鱼”，肆无忌惮地闯入了他们的“领地”，更是要跟他们抢“吃的”，这就是深仇大恨了！
不光是华商们感到“压力山大”，就算是英资洋行也同样察觉到【通运物流】的威胁。
1947年，太古船坞首期重建工程完成，1950年9月，战后第一艘载重6000吨的大型远洋轮船建成下水，太古船坞业务再度恢复。太古糖厂的重建亦于1950年完成，同年9月第一袋原糖被加工生产。与此同时，沪上的国光油漆厂恢复生产，1948年它被转移到香江与永光油漆厂合并。战后，太古轮船公司的庞大船队立即重返华夏，不过，这时华夏当局已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太古船队的航运业务，主要是运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太古企图以载运救济物资之名，自行恢复在华夏沿海及长江水域的航运，遭到华夏航运界的强烈抗议。1947年，太古洋行鉴于争取恢复华夏沿海及长江航运贸易失败，转而着手筹建太古仓埠公司，经营太古沿海及内河各埠码头、货仓，然而业务并不理想。
面对时局的急剧演变，重返华夏的企望顿成泡影，英资财团遂纷纷部署撤退。1953年，太古集团与华夏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在华夏的全部业务。自此，太古以香港为其远东总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汇丰银行亦陆续关闭了它在内地的绝大部分分行，剩余沪上、京城、津门及汕头分行。1954年，汇丰再关闭京城、津门及汕头分行。1955年4月，汇丰与华夏方面达成协议，将汇丰在华夏的全部财产，包括沪上外滩华丽的汇丰大厦全部交给华夏政府，撤离内地。沪上分行则另觅行址继续营业，以作为汇丰与华夏联系的一个象征。
按照叶邦华跟南光行的协议，这些从内地撤离的英资洋行的资产会以一个“合适的价钱”转售给【通运物流】，但是嘛，叶邦华也不能“一口吃撑大胖子”，只是按照市价从南光行那里得到了部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英资洋行留在内地的部分船舶、机器与建材。
为了营建一体化智能仓储系统，叶邦华先后征用了西贡市码头10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已建成5个仓储库，分别是1号粮食仓房、2号钢材仓房、3号杂货仓房、4号砂石仓房、5号机械仓房，其中1号仓房储存着产自暹罗的1000吨大米（精米300吨），2号钢材仓房储存着从废旧军舰拆卸下来的3507吨优质钢材，2到4号仓房都是流动仓，需要统计每日进出数量、单价，而5号仓房里存放的机械包括汽车发动机、小型柴油机、锯木机等。
随着西贡市码头的建设进入正规化发展，叶邦华也不再满足“窝”在西贡市码头这边低调发育，转而将视线投放在港岛中环、九龙半岛的老旧仓房……这些仓房大多数设施完善、工人齐全，不过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濒临倒塌，为此，叶邦华早就盘算着该如何拿下了。
凭借叶邦华自身的关系，自然是很难拿下那些被掌控在英资洋行手里的沿海仓房，所以他需要找几位实力尚可的华商联合起来跟那些英资洋行谈判，首选自然是何善蘅这位合伙人，其次是利国炜——不是利氏家族，而是利国炜本人，比较不幸的是，叶邦华目前跟利氏家族之间产生了些许小矛盾，起因是某位利氏家族的亲戚走私烟土被他当场抓住了，而且恰好那时挚友查宜官也在场，又为这位利氏亲戚拍了“人赃并获”的现场照，迅速登上了香江《大公报》的头条新闻板块，进而成为了香江上流社会的一大“笑话”，连带利氏也丢脸了。
除了何善蘅、利国炜这两个合伙人之外，叶邦华还打算找上上司伍德·鲁滨逊……
说起跟英籍商人打交道，终究是英籍官员更为熟练，且叶邦华也不想去忍受那些白眼。
根据叶邦华掌握的一些情况，未来几年内铜锣湾渣甸仓旧址兴建的一幢面积约1200方尺5层高新楼，由于租金不受管制，月租底层900元，二楼380元，三楼360元，四楼320元，五楼300元，合共年租金收入约2.7万元；而该幢新楼对面的一排4层高旧楼，面积亦约1200方尺，受到租金管制，每年租金收入仅4800元。
换言之，投资者只需花上数万元拆卸重建，每年收益就增加4倍以上。
目前来说，叶邦华暂时没有大规模收地皮来兴建房产，但是，为了提前“占个坑”，他还是安排霍官泰代替自己出面收购那些旧楼、旧厂房，主要涉及了尖沙咀、旺角、大角咀、青山道、红砌、管箕湾、深水地等地区，前后花费了308万港元，收购了15栋老旧唐楼和仓库，累计面积达到1.738万平方米，而对于这一批物业，叶邦华一股脑扔给了霍官泰去整顿——为此，更是专门成立了一家叫作【明信片】的地产公司，由霍官泰出任副总经理。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物业，叶邦华之所以把【明信片地产公司】交给霍官泰，是因为他打算锻炼一下霍官泰在管理方面的能力，反正技多不压身嘛，如果霍官泰想要成为“人上人”，那么，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才能从中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可不是叶某人偷懒！
在众多英资洋行名下的旧仓房里，叶邦华一眼就相中了【渣甸仓】！
【渣甸仓】位于铜锣湾的【渣甸坊】，占地面积或许超过了1000平方米，每平方米市价105～112港元，这是联排的仓房，原先在羊城的【渣甸仓】是6个库房，基本是用来存放大豆、小麦、大米等粮食，搬迁到铜锣湾后也仍旧是储备粮食为主，同时存放一些废旧钢材。
香江开埠初期，英商可说在房地产业中占尽优势。首次官地拍卖所售出的34幅土地，全部被英商或作为英商伙伴的巴斯人所购得。当时，怡和洋行投得铜锣湾东角地段，林赛洋行投得湾仔春园地段，而宝顺洋行、丹拿洋行等则投得中环沿海地段。
怡和洋行投得的东角地段，面积共57150平方尺，包括今日铜锣湾的东角道、怡和街、渣甸坊一带，怡和洋行将它称为“麦地逊角”。东角对出海面，即今铜锣湾游艇会一带，是理想的轮船停泊地点。怡和取得东角后，即大兴土木，建筑起第一批砖石结构的房屋、货仓，货仓设在楼下，洋行大班则在楼上办公。由于当时岛上瘟疫流行，气候潮湿，怡和又在今日利园山修建了名为“第一号”的大班避暑别墅。怡和又在东角建造了第一个深水码头，以供该行装卸货物之用。东角在怡和的经营下，日渐繁荣，不但商店林立，而且出现了西式工厂。
二战结束以来，怡和洋行在东角地段的投资大幅减少，更是陆续出售这一地段的地权来换取现金，进而投资到中环的维多利亚港与对岸的九龙半岛，这就是有了卖方市场。
英资商人也不全是那等“民族主义分子”，叶邦华倒是不介意跟怡和洋行“过过招”，如果叶邦华的情报没出错，那么，他记得怡和洋行内部仍旧采取旧时的合股人制，也就是说，前世主宰怡和洋行的凯瑟克家族尚未完全掌控怡和洋行，这倒是一个能加以利用的契机。
谁说华人不能成为英资洋行的股东、甚至是主宰者呢？
商场可是千变万化的啊！
伸了伸懒腰，叶邦华将桌面上签了字的档案交给“班房（办公室）”外的小助理送到三楼的警司伍德·鲁滨逊的办公室终审签字归档，到食堂简单对付一口就回到班房给正在湾仔轩尼诗道8号、即英美烟囱公司旧址、今明信片地产公司总部的霍官泰打了一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