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利丰因应时局的变化，将业务的重心逐步从羊城转移到英帝国管治下的香江，奠定百年基业，而利丰的掌舵人也逐步从冯氏第一代转移到第二代。冯柏燎的次子冯汉柱在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商业天赋，成为香江利丰的核心人物。
香江位于华夏东南沿海，珠江口东岸，距羊城约200公里，濒临南华夏海和西太平洋，是华夏南方的重要门户。它位居亚洲太平洋要冲，处于䒤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航运要道上。最具商业和战略价值的是，香江岛和九龙半岛环抱的维多利亚海港，港阔水深，海港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最宽处近10公里，最窄处1.6公里，水深9～16米，港内可同时停泊150艘远洋轮船，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自由进出。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静，是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开埠后的100多年间，从对华鸦片走私基地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运输枢纽和转口港。
1834年，英帝国上议院议员兼海军高级军官律劳卑（W··J·Napier）来华出任英帝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他一到华夏就看出了香江的重要战略和商业价值，并提出占领香江的建议。当时，怡和洋行创办人渣甸亦曾表示：如果认为“我们必须占有一个岛屿或是占有一个临近羊城的海港”的话，那么香江最为适宜，因为“香江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事实上，1839年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羊城禁烟期间，原停泊在伶仃洋面的大部分鸦片趸船均已转移到香江区域海面。
1840年6月，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1841年1月25日，英帝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英军强行占领香江岛，次日由英帝国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Commodore Bremer）率部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登陆地点就是香江岛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一个海角。6月7日，义律代表殖民当局宣布将香江辟为自由港，允许船只自由出入，香江正式开埠。在英军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广州、澳门一批与鸦片走私密切相关的英资洋行纷纷涌入香江，抢先在香江岛北岸从铜锣湾到中环地段建立据点。14日，义律代表香江殖民当局首次拍卖港岛沿海土地，中标者包括25家外资洋行，大部分是英资洋行。其中，怡和洋行投得铜锣湾东角地段，林赛洋行投得湾仔春园地段，宝顺洋行投得中环皇后大道中地段（今置地广场附近）。怡和洋行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最具实力的英资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地逊公司（Jardine Matheson &Co.）。1844年，怡和将公司总部从澳门迁至香江铜锣湾东角。为了解决香江与广州的交通问题，怡和联同香江9家洋行组成一支快艇队，定期往来于省港之间，运送邮件、旅客。
1843年，香江首任总督璞鼎查（H·Pottinger）抵达香江，取代义律主持香江的殖民开发。香江开埠初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后，上海得长江之利、腹地广阔，跃居为全国最大的商港，香江的商业地位一度受到影响。
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有两个重要事件对香江经济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首先是1847年和1851年美利坚的加利福尼亚和澳洲先后发现金矿，掀起淘金热潮，大批华夏劳工经香江远赴美、澳当苦力，极大地刺激了香江苦力贸易的兴起；其次是1851年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华夏，上海及长江流域的商业活动备受影响，一批资金和劳动力也从动荡地区流入香江，香江对华贸易商港的地位再次凸显。
19世纪70年代，香江经济初步繁荣，外资洋行的数量增加到200多家。著名洋行有英资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太平洋行、沙宣洋行、太古洋行等。香江早期的外资洋行，主要业务是经营大宗货品的远洋转口贸易，包括鸦片、棉纺织品、洋货、茶叶、丝绸和华夏的土特产品等，其中以鸦片贸易最为重要。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英商还将投资的触角伸向当时香江经济两个最重要的行业——航运、仓储码头、船坞业和金融业。这一时期，经营仓储码头的香江九龙码头及仓库有限公司、经营船舶修建的香江黄埔船坞和太古船坞相继创办，配合了香江航运业的发展。香江逐渐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体系。
19世纪下半叶，由华商经营的贸易商行也得到迅速发展，最瞩目的就是南北行、金山庄的冒起。南北行的业务早在香江开埠前一百多年已相当活跃，主要由粤省潮汕地区的商人经营。这些商行所经营的业务，将北线津门、沪上、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的豆类、食油、杂粮、药材和各类土特产品经香江转销到南洋各埠，又将南洋暹罗、新嘉坡、馬來亞、緬甸、安南、印尼、菲律賓等地的大米、树胶、锡矿、椰油、沙藤、海产等货品经香江贩卖到华夏沿海各埠，形成一个以香江为枢纽的国际性贸易网络。南北行商号发展很快，到19世纪70年代已达到30多家，著名的有元发行、干泰隆等。金山庄的崛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美利坚西海岸和澳洲的悉尼相继发现金矿。大量华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增加了这些地区华人社会对华夏货品的需求。由于切合海外各埠华人社会的需要，金山庄、南洋庄等在短时间内迅速冒起，到19世纪末已达到100余家。与南北行不同，金山庄主要沟通东西方向的贸易，而且主要由粤省籍商人经营。
据估计，到20世纪初，以南北行、金山庄为代表的华商，大约掌握了当时香江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成为推动香江转口贸易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利丰与香江的联系，早在公司创办初期已经建立。当时，利丰以羊城为总部，通过其国内的采购网络，将货品通过香江转运到海外。据现存资料，利丰最早在香江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约在1917年。1937年出版的《香江华人名人史略》写道：“1917年，彼（冯柏燎）为扩张海外营业起见，乃分设支号于香岛。”
不过，香江一份英文杂志Hong Kong Trader在1979年2月期刊登的一篇专门介绍利丰的文章中这样描述：“1929年，（利丰）公司在香江建立了它的第一家代表处（representation），以拓展它的贸易运作，并投资（香江的）地产。然而，由于当时香江的工业仍然处于它的幼年期，香江的制造业厂商总体上仍然无法与大陆的同行竞争，（香江）最重要的角色还是作为中国贸易的转口港，因此，利丰在香江代表处的运作仍然是相当有限度的。”
一般估计，20世纪20年代，利丰已进入香江。据1933年出版的《香江、沪上、羊城商业人名录》的记载，1932年利丰已在香江开设分行，地点就设在中环昭隆街10号（10,Chiu Loong Street），属出入口庄，司理为冯柏燎。1936年出版的《香江华南商务行名录》也有这一记录，地点仍设在中环昭隆街10号（10,Chiu Lung Street）。当时，利丰在港岛昭隆街10号购有一幢三层楼的物业，主要作为办事处及货仓之用。
利丰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香江并不是偶然的。研究香江的历史学家，不少将1898年作为香江最终确立远东贸易转口港地位以及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开端。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香江的地位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一件是香江地域扩展到新界。1898年6月9日，英帝国强迫清王朝签订《拓展香江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即后来被称为“新界”（New Territory）的地区。当时新界拥有971.1平方公里土地及约10万居民，占领新界使香江的土地面积增加了11倍，人口增加三分之一，达到30万人。第二件是兴建贯通香江与广州的铁路动脉——九广铁路。九广铁路于1911年10月全线通车，使香江与以羊城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更加便利。
1898年，进出香江的贸易船只总吨位数为1325万吨，到1913年上升至2294万吨，增幅接近一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香江的转口贸易一度陷于停滞。不过，战后，香江商人利用欧洲各国经济疲弱无暇东顾的时机，积极开拓远东市场，经济发展再度出现繁荣。1924年，进出口贸易船只总吨位数达到3547万吨，比战前最高纪录增加50％以上。1930年，香江首次出现官方外贸统计数字，当年全港出口贸易总额为3.57亿港元，进口贸易总额为4.55亿港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转口贸易推动了航运业、金融业的发展，而人口的急速增长，亦刺激了地产、酒店、零售百货以及其他各业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