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长的黑树枝叉满天空，挡住后面高低错落的新旧楼房。路口叠放着自行车与电瓶车，地面泛着一缕青色的光，是结了冰。夜风轨迹清晰，胜似坟地里的鬼嚎，刮得我的皮肤发痛。
我站在北京的大街上，第一次真正触摸到这个城市，安静，陌生，鲜活。我因这从未见过的严冬感到不安，就像在冬眠时被强行抓出来的动物。
我怎么也没想到老林叫我的会是我，半天才慢吞吞起来，直到他咂巴了一下嘴，我才加快速度，不想叫他等。我用手指分开芦苇一样的头发，把垂吊着毛线球的灰帽子套在头上，笼上黑色加绒裤袜，拉上长筒靴和格子裙的拉链，穿上粉色的修身开衫毛衣，晃眼走过镜子时，忽然生起一种毛毛躁躁的感觉，很奇怪。老林的这些新衣服很像剃毛推子，剃掉了动物身上所有多余的毛发，将我身体最真实的线条过分凸显出来。我开始焦躁，想换一件衣服，却没了时间。
“她要去哪？别去，表演要开始了。”
何妙然大胆地说着。老林没理她，反锁了门，门关上的一刻，我恍惚听见房间里传来了演唱会的歌声。
十几次日夜轮转后，我离开了那个高耸的房间。老林递给我一件又长又厚的黑色羽绒服，我把它穿上时旋转一圈，偷偷将四周看了个遍。狭窄的长廊，顶灯发着紫白光线，蓝灰色墙，水泥地面凹凸不平，前后再没有别的门。整一层里，原来只有我们这一间房。难怪谁也听不到，我们是黑水里的破烂小岛，就算百步以外就是城市中心，路过的人也会因为观看浪花和飞鸟，永远忽略我们的存在。
我跟着老林走过紫色的长廊，下了几级台阶，转过弯，再下，周而复始。起码下了四五层，电梯才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老林摁亮停在一楼的电梯，电梯毫无阻碍地上爬，直到27楼才在我们面前打开了门。原来我们住在27楼，准确来说，我们住在27楼又上面的夹层走廊。
下到无人的停车场，门一开，北方的冬风贸然闯进电梯里，我忍不住哇了一声，跟着老林钻上了一辆黑得发亮的方正小轿车。
刚上车，老林就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汉堡，薯条，还有可乐。
“麦当劳，吃过吗？”
我慢慢吃起来，仔细品尝着汉堡凉凉的滋味，以及薯条软糯糯的口感，我当然没有吃过，但我不想承认。车子叫嚣着发动了，空调对着我的脸吹出暖风，我们驶出停车场的瞬间，嘈杂的音乐声骤然穿透过茶黑色的车窗，传进我的耳朵里。
“啊，开始了。”公园湖畔旁的表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小声嘀咕道。
声音很快消失了，我们越开越远，偶尔有几个在夜色中行走的人被甩在车后面，他们前后左右地走，穿得差不多，却绝对算不上彼此认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基调。四处要么是几十层高的玻璃大厦，要么是整齐的六楼红白房，交叉在一起，彼此不相让。我由至高处坠落回城市的底部，带着惊讶地看着外面的一切，不知道哪里会是升旗的地方。车里的热气吹得我的脸颊发干，可我的十根脚趾还是冻得生疼，看来在这个地方，不能只穿一双袜子过冬。
老林自在地开着车，脸部皱纹彻底松弛了，他好像很高兴能带我走这一趟，一边拨弄着皮质方向盘，一边伸出右手轻飘飘地点来点去。那是电视台大厦，叫大裤衩，那个是报社，那是小公园，那是个什么坛。他根本不怕让我知道北京的一切，好像我早晚会知道。他想传递出一种感觉，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可以亲自了解这座城市了，并且，他是我的指路人。
见我不出声，他反而平和地问道：
“你想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
我看着他，等他说。不回应就是他一直要我做的事，我现在也做得很好。
老林继续讲道：
“去工作。”
工作。
带着这个从未预料到的答案，车子拐过四条道并行的路口，转入一个停车场，然后他扭转钥匙拉上手刹，要带我走进一个入口。
“去哪里？”不知道是不是冷，我下车时腿已经僵住了。他见我见不动，轻轻推着我的背，耐心十足。
“工作啊。”我们进入电梯。
“什么工作？”
“好工作。”
电梯门开了，没有走廊，只是一个庞大的客厅，比我住的大五倍。客厅里有能做二三十个人的转角沙发，大电视，半人高的音箱，摆满酒的整墙玻璃酒柜，卡拉ok的点歌台，可以转动的大餐桌，墙上悬挂着看不懂的的毛笔字牌匾，落地窗将城市一览无遗，空中花园。
老林一直放在我背脊的手突然抽走了。我像踩空了一样，忽然感到无助得要命，回头双手一抱，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掌。
“你去哪，你要走吗？”我的语气里是焦急又愤怒的。“你别走好不好？我不要留在这里。”
“由不得你。”老林挣脱我的手时，拍了拍我的手背，温柔地安抚着我。
离开时，他张嘴说了最后一句话。就在那句话迸出的一刻，我如同聋了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耳朵里只有窗外公园里最后一丝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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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什么？”
“别怕。”
十六岁的陈歌坐在电动车后座上，双手懒洋洋地环抱着前面的周少琢。北京忽然刮风了，风吹得周少琢很干，又吹得她像流过泪一样发红，她眯起眼睛，逐渐看不清眼前这个原本无比熟悉的城市。
“那是他们第一次叫你工作？”说到工作之前，周少琢卡住了半秒，因为她想替换掉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太过丑恶了。
“不是，那不算是工作，应该是工作前的第一次培训。”
陈歌扎起的马尾也被风沙吹乱了，她侧着脸靠在周少琢同样单薄的背脊上，那一张脸，与几年前的夜晚并无太大差异，现在的她和当时的她，都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其实那天晚上发生什么，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姐姐，我好像有一种能力，决心要忘的事，好像就真的忘得掉。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想起那个晚上，我就立马想到那公园里搭起来的表演台子，想起上面要唱歌跳舞的人，还有在房间里面和我一起看节目的何妙然。我会分神地想，何妙然那一晚上怎么过的呢？”
她后来听说，在那个夜晚，何妙然独自盘坐在房间的地毯上，她枯瘦、有力，死死望着远处公园的表演，安静地等陈歌回来。
“老林马上就走啦，然后有个男从客厅最里面的门走出来，他戴一个无框的眼镜，很普通的短头发，大概有一百七十斤，软软糯糯的，穿一件白色短袖，拿着很粗的那种烟，叫雪茄，一会点烟，一会咳嗽，一会又擤鼻涕，鼻头红红的，站在酒柜后面打量着我，没什么表情。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开口说第一句话，只是叫我先去洗漱。”
何妙然打开厕所的门，试图打开厕所的窗户，可是没有用。这里上着锁，四处都封了窗，隔音很好，可她相信，窗外的公园里面肯定有很多种乐器在同时演奏，唱歌跳舞的人肯定在咿咿呀呀，咿咿呀呀，特别卖力。她很想听见外面究竟是什么声音，陈歌肯定也会问，可不管去向哪个位置，居然就是听不到。
“我像僵尸一样直着脚走路，寻找浴室，刷了牙之后才发现，我用成了他的牙刷。我不敢讲，静悄悄地放回杯子里面。”
何妙然突然生起气来，愤懑地抄起那把与她一般大的铁艺扶手椅，用可怜兮兮的瘦手维持着平衡，七拐八晃地冲向床边，拼命地砸向窗户。
“他问我，来月经没有？我不讲话，结果他只是得意地笑着说，那就是没有。然后他说了什么我就忘了，我只记得他在床上也还在咳嗽，还在擤鼻涕，鼻头红红的，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觉得好恶心，特别怕他滴在我的脸上，我怎么会用成他的牙刷，我怎么会用错呢？他会说出要我干嘛，比如让我叫，如果我不叫，或者没做其他他说的事，他就会用很厚的手掌打我。一巴掌下来，差点要把我打晕。我当时想，打何妙然的说不定也是他。”
何妙然扔出的椅子根本没多大力量，最后只是无力地击中窗户，窗户纹丝不动。这些沉重的家具，哪里会听这个小破孩的使唤。
“我起先一直惊恐地看着他，后来就不了，因为他取下眼镜叫唤的样子真的太好笑了，很像发癫的动物，你就是很难觉得怕，真的。你只是会很惊讶，因为很少能看见这么难看的动物。后来我侧头看着床边，才发现那里架着一个巴掌大的DV机，他竟然正在录像，然后我就开始耳鸣。”
何妙然喘着气，无声地看着窗户。慢慢地，被何妙然砸中的玻璃真的起了变化。
它由一个圆点，慢慢延展开，扩散成为了一个十厘米范围的裂痕，就像蛛网一样。
“我的耳鸣一直持续到最后，他光屁股起来的时候瞟我一眼，说，还可以。然后他从床头柜倒了杯酒喝，用剪刀剪断了雪茄的烟头，又点燃了一次，特别认真地告诉我，现在你完成你的第一次培训了。然后我的耳鸣就好了，姐姐，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一件事情。”
说到这里，陈歌一向平静的语气终于起了一丝波澜，她的下嘴唇不听使唤地颤抖了片刻，但只是片刻，她立马咬住了。
“我那天晚上听到的，绝对不是公园里的歌声。”
蛛网一般破裂的窗户外，那公园湖畔旁遥远的声音终于传进了何妙然所在的房间里。原来，没有乐器，没有歌声，也不是惨叫，不是呼唤，不是笑，不是哭，那根本不是人类的声音。
窗外传进来的，仍然是玻璃的再次碎裂声，原本隔绝外部世界的玻璃被何妙然砸碎了，声音穿透过来，却还是碎掉的声音，就像一个无限地循环。
“那个晚上我一直听见的，都是我身体里碎掉的声音。”
四年前，那个男人夹着雪茄，推着陈歌的后背将她抽出大门。于是，那个外表完整、内在破裂的少女隐约浮出世界的水面，她出现在真实世界难以捕捉的地带，永远地停留在周少琢午夜时分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