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从整体来说，其特点是“有权有势，极富极贵”，但具体到每一家，则稍有不同。书中介绍薛家时，指出其为“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也就是说，贾、史、王三家基本上属于官宦之家，而薛家则为商贾之家，只不过是，薛家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家世显赫的皇商。薛家在“四大家族”中社会地位最低，但以姻亲为纽带而联络在一起的“四大家族”，“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因而薛家虽无爵位，但依仗亲戚的权势，能量仍然不可小觑。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对于“四大家族”的描写并非等量齐观、平分笔墨，而是在将贾家作为主要对象、对其作正面描写的同时，也把薛家的人和事纳入了进来，让薛家成为红楼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史家、王家作为次要对象，仅作一些侧面表现而已。红楼故事主要发生在贾家宁荣两府，但由于薛家寄居在贾家，因而读者也时常会随着作者的笔触，深入到薛家居住的院落，将薛家的故事也看了个够。
一、薛家人为何会长期寓居在贾家？
估计大多数读者读到薛家的故事时，多少都会有些纳闷，薛家是贾家的亲戚，偶然走走亲戚乃人之常情，为何却能长期住在贾家，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而且到红楼故事结束时，还没有看到要离开的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关薛家人到贾家寄居的情节，最早出现在小说的第四回。说到薛家举家来贾府的起因，作者这样写道：
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他便带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薛蟠带一家人去都中，直接原因有三条：一是送妹妹宝钗待选；二是去走亲戚；三是亲自到内务府办理业务。以上三条原因，究竟是不是薛家长期寄居贾家的理由呢？我们不妨逐条分析一下。
先来分析第一条理由：送宝钗去待选，也就是等候皇宫选秀女。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秀女，秀女每三年在八旗内部挑选一次，其目的在于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被选中入宫的秀女，在30岁之前，如果未被皇帝看中，可以放出宫去；若被皇帝看中，那么一直到死，都不能离开紫禁城半步。被皇帝临幸的秀女，均可获得一定的封号，个别幸运者还会被册封为皇后。薛家送宝钗来待选，一方面为当时皇家制度使然，不得不来参加；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攀高枝的考虑，说明薛家在寻找可依仗的更大的背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理由在当时也属正常，因而无可非议。但令人奇怪的是，所谓待选只是在到都中之前提了一下，住进贾府后一直到红楼故事结束，再也没有过关于待选的任何消息。这样便给读者以及研究者一个印象，薛家到都中根本不是来参加选秀的，那只不过是为了住进贾府的一个幌子而已，由于薛宝钗根本就没有参加选秀，当然后面书中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对于书中后来没有再提及选秀之事，刘心武先生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中提出过一种观点，他认为是因为宝钗朝中无人，在选秀中摸不着后门，没有被录取，因而书中便不再提起了。刘先生认为，宝钗为此受到了刺激，在第三十回中，接连对着宝玉和丫头靛儿发脾气，还讽刺宝玉说：“我倒像杨妃，只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表现了薛宝钗落选后的烦躁心情。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一是明明元春就是贾家在皇宫最大的关系，怎么能说宝钗朝中无人呢？如果选秀真要靠关系才能选上，那元妃这样的关系还不过硬吗？二是宝钗是否真对选秀那么热心和向往，书上可是一个字都没写啊，第三十回中宝钗情绪上的表现，怎么看都无法与选秀挂起钩来。因而刘心武先生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属于主观臆断，很难令人信服。
再来分析第二条理由：去都中探望亲戚。前文已有交代，薛家在都中是有两家亲戚的，一是薛蟠的姨妈家，即贾府王夫人家；另一是薛蟠的舅舅家，即王子腾家。从薛家的角度来看，与王子腾家的关系，比跟贾家的关系更亲，因而薛姨妈首先应该去探望王家的亲戚，之后再去贾家探望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那日已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工夫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他母亲道：“你舅舅家虽升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收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来。
从上文我们看到，薛家确实是打算首先去探望王家的亲戚的，然而就在即将到达都中的时候，却听到“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了，这样便不好再去王府探望，而只能朝贾家奔来，况且薛姨妈和姐姐王夫人叙旧心切，因而薛家人到贾家来也算顺理成章。从薛蟠和薛姨妈对话中还可以看出，薛家本来在都中也是有房子的，这次来也是打算住一段时间的，因而薛蟠便提出打扫一下以备居住。但薛姨妈认为，不必忙着住进自家的房子，应该先到亲戚家去住，这样便于和姐姐“厮守几日”。当然，薛蟠不想到亲戚家居住，是担心自己受舅舅姨爹的管束；薛姨妈想到亲戚家居住，除方便骨肉团聚外，也有让大人们管束一下儿子的用意。听薛姨妈的口气，薛家本来打算先去贾家住一段时间，等自己的房子收拾好了后再搬过去，并没有打算长期住下去的意思。
正如薛姨妈所料想的那样，去贾家的结果是，还未等王夫人开口挽留，贾政和贾母就首先力主让薛家住下来。对此书中这样写道：
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子，若另住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祸，遂忙道谢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亦从其愿。从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
贾家亲戚热情好客，挽留薛家人住在家中，应该也是人之常情。薛姨妈从约束薛蟠的角度考虑住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探访亲戚住一段时间，应该是常有的事，但像薛家一住下就生了根，竟然能持续住好几年，这样的事就不大合乎常情。难道薛家人就如此不懂人情世故吗？而且，似乎为了能住得长久和安心，也为不在贾家内部引起什么闲话，或者给亲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薛姨妈还主动向王夫人提出：“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
薛蟠原来担心住在贾家，姨爹会管束他，谁知很快地他就发现，姨爹根本就顾不上管这些闲事，不仅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而且这里倒是有一批狐朋狗友可供交往，“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
无论怎么说，探望亲戚住一段时间是正常的，但住下来不走就很不正常，更没有一住就是数年的理。因而这第二条理由，显而易见不能成为薛家长期寄居贾家的原因。
最后看第三条理由：薛蟠要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薛家是皇商，因而薛蟠亲自到内府办理新旧业务，顺便与管事的人联络一下感情，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薛蟠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办事能力呢？从第四回介绍薛蟠的那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薛蟠对于经商基本上是外行，而且还容易被生意伙伴或伙计们哄骗，估计“薛大傻子”的外号，就是这样得来的。没有做生意的本事，如果虚心学学也不错，但薛蟠哪里会是这块料，一心只想“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因而这次上都中，表面上说是去内府办业务，然而他如何会有办业务的能力？“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如此看来，这第三条原因，更不是长住贾家的充分的理由，不过同前两条一样，都是堂而皇之的幌子罢了。
既然能够拿到桌面上来说的三条原因，都不是薛家长期寄居贾府的充足的理由，那真正的理由究竟会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从全书内容的有机安排上来考察，同时从薛家人一心维护薛家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薛家能够长期寄居贾家的真正的理由，也就不难找到了。
其实，如果我们从薛家人一心维护薛家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薛家能够长期寄居贾家的真正的理由，也就不难找到了。
红楼故事开始的时候，薛家的掌门人，也就是宝钗的父亲早已去世，留下寡妻薛姨妈，带着薛蟠、宝钗一对儿女，在一帮老家人的伺候下生活。薛家是在内务府挂名的皇商，然而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妇女出门去经办业务，因而薛姨妈只能做一名家庭妇女。薛家的长子薛蟠虽已成人，却在做生意这样的正经事上一窍不通，眼看着是难以接父亲的班。薛姨妈对于家中的生意无能为力，对于薛蟠这样的儿子又管教无方，薛家在金陵似乎也没有别的依靠，而最能给予帮衬的亲戚王家、贾家又在都中。于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薛家才以走亲戚为名，举家来到都中投亲靠友。
薛家在贾府最初居住的地方名为“梨香院”。据红学家们指出，“梨香院”的谐音就是“离乡怨”，暗示薛姨妈拖家带口，从金陵千里迢迢赶到都中来，其中存在着一种背井离乡的意味。这恰好从侧面证明了薛家人寄居贾家，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其乐融融，而是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丝离愁别绪，实属无奈之举。然而，无奈中有幸运，忧伤中有希望，由于薛姨妈与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姨妈又十分善于维护与贾母等高层的关系，宝钗加上后面来的宝琴，也都十分讨贾府上下的喜欢。因而，薛家寄居在贾家，感觉与在自己家中没有什么两样，彼此没有任何芥蒂，比荣府与宁府之间更显得热络，除祭拜宗祠外，长年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在一起。薛姨妈一家人在贾府安定后，宝钗的堂弟妹薛蝌、宝琴也来了，薛家家族的人，全部聚拢到了贾家。
随着宝钗与宝玉、薛蝌与岫烟两对婚姻的形成，薛家与贾家的关系比以往更为紧密，在外人眼中快到了分不清谁是谁的程度。尤其是宝钗作为贾家少奶奶，不仅要实际管理贾家的事务，同时还要兼管薛家的事务，薛姨妈一有什么事自己决策或处理不了，就会打发下人赶紧去找宝钗过来料理，薛家几乎与贾家融为一体。
再从全书内容的有机安排上来考察便会发现，作者安排薛家人长期寄居在贾府，其实也是艺术构思的需要。假使薛家不是来到都中，与贾家一起进入红楼故事的主场景，而仍然住在金陵原籍，作者叙述时就不太方便，视角就得在贾家与薛家之间不停地转换，不利于故事情节的集中安排和有机组合。因而，从内容的安排、情节的推进与叙述的方便等方面来考虑，只有让薛家的人与贾家的人在同一环境中活动，双方在日常生活中有十分便利的交集，整部书从结构上才能浑然一体，也才能在集中反映贾府生活的同时，自然地将薛家的故事也表现出来。
同时，薛宝钗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人物中的女二号，是与女一号林黛玉几乎处于同等地位的重要人物，也是最后成为红楼故事中男一号贾宝玉的正牌妻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这样一位处于故事核心的关键人物，如果不来都中而一直住在金陵原籍，与宝玉很少见面，就很难与他产生那么多的纠葛，而作为《红楼梦》主线之一的宝玉的爱情、婚姻故事，其复杂度、精彩度与悲剧性等等都会大打折扣。宝钗与黛玉是同等重要的人物，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将她们俩放到一起去写，她们才能在与宝玉的关系中形成竞争的态势，故事才会更加一波三折而扣人心弦。需要注意的是，宝钗几乎是在紧随黛玉之后来到贾府的，而且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过，凡有黛玉的场合，几乎都有宝钗的戏份。与宝钗必须来到贾府的道理一样，作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人物之一的妙玉，在书中也与宝玉有一些情感交集，因而她到贾家的家庙来修行，同样是作者为叙述的需要而作的巧妙安排。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男女婚姻，绝大多数都不是建立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的，而是严格尊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却具有先进的爱情观、婚姻观，他之所以能将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安排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使其在长期的生活中发生感情纠葛，显然表明他是赞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至于宝玉最终与黛玉失之交臂，而与宝钗形成事实上的婚姻，那不是《红楼梦》作者的过错，而是贾府主子们所做的现实选择。从宝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悲剧，但从贾府长远的利益来考虑，我们无法否定其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暂且不说在封建社会，即使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很难说每一对婚姻关系，都完全是建立在纯粹的感情基础之上的。比如当今的年轻人谈婚论嫁时，常常要考虑是否有房有车，这说明婚姻不仅仅是婚姻，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婚姻之外的东西。
另外，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发生的爱情、婚姻故事，一开始就存在着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之争，竞争的结果，是贾府主子们从家族的长远利益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有利于整个家族的“金玉姻缘”。既然存在着“金玉姻缘”与“木石前盟”之争，就需要将竞争的双方一同置于贾府主子们的眼皮底下，让他们从双方实际表现中发现最合适的人选，以便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判断与选择。假使宝钗不来到贾府，贾府的人们就不会清楚地了解她的个性和品质，她也就没有机会被王夫人点将，让其协助李纨临时管理荣府内务，贾府上下自然也就无从领略她管理方面的才能。正是由于宝钗各方面出色的表现，才使她在贾府上下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也才使她最终从与黛玉的竞争中胜出。宝钗虽然在感情上输给了黛玉，但在婚姻上却完胜了黛玉，在当时男女婚姻仍然要由双方父母定夺的情况下，宝钗没有赢得宝玉的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赢得了贾府当权者的首肯，这与她数年如一日地在贾府默默经营不无关系。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薛家之所以长期寄居在贾家不走，最初所宣示的那三条原因只是表面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却是依附贾家、与其建立更为紧密的姻亲关系的需要，这样的需要对于维护薛家的长远利益，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为了表现薛家这个隐性的目的，就必须运用艺术匠心，将薛家人安排到贾家来居住，唯有如此，才可以将薛家与贾家一起放到聚光灯下，以便更集中地反映他们之间盘根交错的关系，为突出小说的主题而服务。
二、薛蟠的官司
红楼故事开始的时候，薛家的掌门人应该已经辞世十多年，留下了幼子幼女以及中年的妻子。薛蟠作为薛家的儿子，按说应该肩负起继承祖宗基业的重任，成为薛姨妈的主心骨，然而他在书中，却是以一个典型的恶少面目出现的。作者在第四回这样介绍他：“薛蟠因幼年丧父，寡母又纵容溺爱，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可见，薛蟠从小就已经不走正路了，因而长大后总是为非作歹，以“呆霸王”的形象著称于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贾家年轻一代中的男人，虽然大多也是骄奢淫逸，但并没有害人性命的罪恶，因而应该说对社会没有直接的危害。而薛蟠却于荒淫无耻之外，又多了好狠斗勇、欺男霸女的特点，他视别人的生命为儿戏，以至于官司缠身，可以说两次人命案，成为他在书中的“主要事迹”。
薛蟠作为薛家的顶梁柱，在红楼故事演绎的这些年里，应该说没有给薛家带来多少正能量，而几乎带来的全是负资产。熟读《红楼梦》的人都会记得，薛蟠作为书中的人物还未出场的时候，有关他的人命案子首先就出现了。原来贾雨村补授应天府之后，所审的第一件案子，就是薛蟠为争夺被人拐卖的香菱，唆使仆人打死冯渊的人命案子。人命案子在哪个朝代都属于重案，“打死人偿命”，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即使不偿命，至少也不该“白白的走了”。然而贾雨村接手此案时，案子已经发了一年了，死者家属“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原因何在？还不是因为薛蟠“倚财仗势”，无法无天。看看吧，薛蟠人还没出场，作为“金陵一霸”的名声，却早已在外了。作者这样匠心独运地安排人物的出场和故事的发展，实在有多管齐下、一石三鸟之妙，既十分自然地引出对深化小说主题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护官符”，进而从容地介绍“四大家族”之间盘根交错、荣损与共的复杂关系，又一针见血地点明贾雨村与薛蟠这两位重要人物各自的特点，给人以非常震撼而深刻的印象。而对于薛蟠这个人物来说，人还没有正式出场，但其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的“事迹”，却首先映入了读者的脑海，从而取得先声夺人、直击人心的艺术效果。
贾雨村上任了，应天府不过是换了一位新官而已，薛蟠的人命案子结果依旧。由于机灵世故的“门子”的提醒与教导，本来似乎还想有一番作为的贾雨村，在类同官场潜规则的“护官符”面前，不得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且看书中是如何写的：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
看看吧，贾雨村对案子的审理，不仅与他的前任毫无二致，还趁机与贾家、王家加深了交情，进而加固了自己的位子。薛蟠的人命案又一次被轻轻发落，自然既是薛家仗势倚情的结果，同时也是贾雨村徇情枉法的结果。但我们又能说，它仅仅是薛蟠与贾雨村俩人的过错吗？最根本的原因是，红楼故事发生的时代，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代，一切是非标准都被颠倒了，决定官司输赢的并非法律或有理，而是权势与钱财。薛家虽然无人做官，但是有钱，并且与贾家、王家这些官宦世家是姻亲，等于是间接获得了权势。因而，薛蟠的人命案子，表面上看起来对薛蟠极为不利，但实际上在金钱、权势的运作下，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被胡乱判决，实在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一般的歹徒打死了人，由于畏罪都是要躲一躲的；薛蟠却若无其事，“他便将家中事务一一的嘱托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人，他便带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之所以有这样的从容和自信，就是因为薛蟠太明白钱和权的关系与作用了。
薛蟠摊上人命官司，毕竟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至少社会舆论不会有多好。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打死人，是仆人所为并且也有人替他顶缸，官司没有损他一根毫毛，他作为主要当事人，也应该有一些自责或者反省才对，然而他一点都没有。薛蟠没有对其行为作出检讨也就罢了，因为他毕竟是“金陵一霸”，坏名声早已遐迩闻名，因而他没有罪恶感也不让人奇怪。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薛家的其他主要成员，作为母亲的薛姨妈素来以“慈善”著称，作为妹妹的薛宝钗也教养深厚，为什么却也对于薛蟠的暴行置若罔闻，看不到有一丝一毫的责备和痛惜呢？难道薛蟠的人命官司，给薛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或者说，薛家没有谁认为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吗？其实对于薛蟠时常惹是生非，不走正道，薛家人确实也曾规劝过，但对于打死冯渊一事，读者确实没有看到薛姨妈和薛宝钗应有的态度。
不仅薛姨妈、宝钗对此态度暧昧，就是薛家来到了贾府，作为贾府主子的贾政、王夫人等等，也是对于这位亲戚的恶行不置一词，反而通过走贾雨村的路子，不遗余力地为其遮掩和抹平。“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维持了结，才放了心。”
薛蟠闹出了这样大的事，不仅他本人毫无懊悔之心，即使家人以及亲戚，对其都是若无其事，认为不过是花几两银子的事情。薛蟠不从根本上去认识自己的问题，亲属们对薛蟠不加管教以至纵容的结果，自然导致了他一直胆大妄为，有恃无恐，闯祸不断，直至又一次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人命案。这次人命官司，终于将薛蟠送进了大牢，而且也不再像打死冯渊那样容易了结了。
薛蟠的第二场人命官司，发生在第八十五回。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薛蟠打算去南边置货，到城南去找一位朋友同行，不料路遇优伶蒋玉菡，好“男风”的薛蟠一直对这位名角有些意思，于是邀他去饭馆里吃饭喝酒。吃饭时，也许是蒋玉菡的相貌比较引人瞩目，因而饭馆的伙计多看了蒋玉菡几眼，薛蟠便为此吃醋了。第二天，薛蟠与先前要找的那位朋友，到同一个饭馆去喝酒，想起先一天伙计多看了蒋玉菡几眼的事，便故意给那位伙计找茬。谁知那伙计也不是省油的灯，俩人在对骂、斗殴过程中，薛蟠便将那伙计给打死了。
如果说，薛蟠的第一场人命案，是由于抢买香菱为妾，这在当时多少还算是一件“正事”，那么，与酒店伙计因吃醋而闹出人命案，则完全是一件十分无聊且荒唐的闲事，由此看出薛蟠究竟胡作非为到了何种程度。第二场人命案距离第一场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如今“四大家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对红楼人物影响最为直接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贾家已经明显地在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经济危机，已到了爆发的前夜。而在众多的危机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次事变，是贾元春作为贾家政治上最大的一根支柱，紧接着在下一回颓然倾倒了。因而，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状况下，薛蟠随心所欲地惹出第二场人命案，实在是凶多吉少。果然，当薛姨妈托王夫人转求贾政时，“贾政问了前后，也只好含糊应了，只说等薛蝌递了呈子，看他本县怎么批了再作道理。”贾政之所以“含糊应了”，想来也是考虑到，人命官司非同小可，如今要将大事化小，肯定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碍于薛姨妈的情面，他也不能不答应。
薛家应对官司的办法，大概永远只有这两条：一是认为钱能通神，拿银子把原告的嘴一堵，天大的事自然也就变小了；二是求贾府或王府向审案子的官老爷说情行贿，也就逢凶化吉、太平无事了。但这次显然不像第一次那样，能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了。上次案子发生在应天府的地面上，审案子的官老爷是贾雨村，贾雨村自然是要巴结贾府，因而还没有等到贾政打招呼时，贾雨村就自觉把案子给摆平了。这次薛蟠可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他面对的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因而他当即被县衙投进监中，等待他的将会是重刑以至死刑的判决。这个从来没有把夺人性命当回事的薛大公子，这次看来肯定是要吃一些苦头了。
从薛蟠出事的第八十五回算起，一直到红楼故事结束时薛蟠遇大赦回家，薛蟠的案子都如同一个巨大的梦魇，一直萦绕在薛家人的心头。薛蟠被平安县衙门抓捕后，薛蝌连夜赶到二百里之外的出事点，“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许他些银子”，为薛蟠翻供拟好辩词；同时为了打点衙门上下的关系，让薛蟠少受点皮肉之苦，薛蝌另外还花了五百两银子。为了让知县从轻认定案子，薛姨妈“又到贾府与王夫人说明原故，恳求贾政”向知县说情，“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薛蝌那里也便弄通了。”知县收受了贿赂，按薛家的意愿将斗杀改判为误杀，谁料“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薛家又不得不“托人求道爷去”。“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才定了误杀具题。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备银赎罪。不想刑部驳审，又托人花了好些钱，总不中用，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尽管有贾政在背后不停地托人说情，并且薛家的银子像流水一般地花个没停，然而薛家救出薛蟠的目的却仍然没有达到，应该说一直过着养尊处优日子的薛家人，这次也算是尝到了人世间的艰辛。当然，薛家人能够体验到的这点痛苦，比起死者亲人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应该说还是轻得多了，但老天爷这次总算是睁开了三分眼，给了薛家以及薛蟠一个十分严厉的教训。
虽然薛蟠最终因大赦而捡回了一条命，但这场人命官司给薛家造成的灾难却是深重的。在第一〇〇回中，薛姨妈向宝钗哭诉道：
“你还不知道，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帐，料着京里的帐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若是这么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
上面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薛蟠的官司，给薛家带来的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一是由于薛蟠的案子事关重大，“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也就是说，薛家的皇商身份被取消，如同贾赦被革去爵位贬为庶民一样，薛家的红顶子从此没有了。二是由于打官司，薛家前后花费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说明薛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三是薛家赖以赚钱的当铺，由于打官司受到影响而经营不善，不仅造成亏空，连管事的人都逃走了，说明官司撼动了薛家赖以生存的根基。总之，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不仅耗尽了薛家的人力、心力，也几乎耗尽了薛家的财产，事实上已经让薛家破产，薛家与贾家一起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可见，薛蟠的第二次人命官司，实际上是薛家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薛家的人命官司，不光让薛家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同时也让一直为其托人说情的贾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拖累。这不光是因为薛姨妈与王夫人是姊妹，也因为宝玉最终娶了宝钗，贾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都很难对薛家的这场官司坐视不管，因而被裹挟其中也是身不由己。因而我们看到，在后数十回里，贾家不仅要应付自家接二连三的危机，同时还要为薛家的事而操心，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透支了自身的政治资本，同时也为贾府埋下了被查抄的祸根。
三、薛家的生意
薛家能与贾、王、史并称为“四大家族”，应该说当初实力还是很强的。但同主要以袭爵或做官为特征的其他几家相比，薛家是以经商为著称的，并且它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在户部登记，专为宫廷采办购置各种用品的皇商。既为皇商，也就是可以享受一般商人无法得到的一些便利或机会，这里面的利润会是相当大的，因而薛家生意应该是很好做的，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之家，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薛家属于商人，按常情就该致力于经营，毕竟经营是家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从书中的一些交代来看，薛蟠的祖父、父亲的经营能力还是很强的，除了从事皇商所需的业务外，还经营着好几家大当铺，因而留下的基业还是很坚实的，否则就不会有“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说法。
然而到了薛蟠掌门的时候，薛家的形势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薛家与贾家一样，也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对此，第四回作了这样的表述：
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卖买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消耗。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薛家虽然目前尚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危机主要来自于家庭内部，作为家族顶梁柱的薛蟠，由于寡母的溺爱与纵容，“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结果造成家中雇佣的总管、伙计，一起采取欺骗手段弄走钱财，让薛家的生意逐渐被消耗掉。即使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也应该会想到，家族生意肯定需要主人真正懂行，并且实际参与其中，才能避免各种漏洞出现，完全交给伙计去打理，收益如何能得到保证呢！而薛家现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如此，薛蟠完全不具备商业头脑和管理才能，根本就不是经商的材料。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凭着祖宗建立的人脉关系及影响，现在连这皇商的差事，薛蟠恐怕都保不住。以薛蟠的个性和本事，不可能做得好生意，别说挣什么大钱，能否守得住祖宗的遗产都是个问题。总之，薛蟠完全入不了生意行道，薛姨妈与宝钗在那个时代又出不了门，家中的生意只好由总管、伙计摆布，而这些人却在暗中不停地挖墙脚，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不仅如此，薛蟠无力为家中创造财富也还罢了，更要命的是，他还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往外扔钱。薛蟠自从寄居贾家后，“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纨袴气习，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薛蟠整天与这些狐朋狗友在一起鬼混，自然都是要花钱的。他到贾家学堂上学，兴趣在于调戏小学生，为了引诱和哄骗这些孩子，他不得不大把地把银子送人。至于两次人命官司，更是把银子花得如流水似的，直到几乎将全部家产败光。可以说，经商就是薛家赖以生存的根本，薛家不但无人能真正继承祖宗的事业，反而因薛蟠的挥霍和耗费而加速了败亡。
其实，对于家庭面临的巨大危机，薛家人以及薛蟠，也不是一点儿也没有看到。第四十八回，薛蟠因挨了柳湘莲的打，窝在家中不愿见人，正好家中的老伙计张德辉要回家过年，提出返回时顺路贩些纸札香扇来卖，于是薛蟠萌发了跟随他去一趟南方的念头，一方面躲羞，另一方面也学一学经商。且看书中是如何写的：
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如今挨了打，正难见人，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长了这么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后，便和张德辉说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
晚间薛蟠告诉了他母亲。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说“好歹你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也不等着这几百银子来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似这几百银子了。”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事，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日？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年高有德的，咱们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么得有舛错？我就一时半刻有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发了财回家，那时才知道我呢。”说毕，赌气睡觉去了。
跟着张德辉去一趟南方，躲羞也罢，学习经商也罢，无论怎么说，都是既有利于薛家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有利于薛蟠个人成长的。因而，薛蟠能于挨打之后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不足，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这个“薛大傻子”并不总是犯傻，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至少此时能发现自己一无所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薛姨妈听了薛蟠想学经商的请求后，却并不给予支持，担心他在外面生事。其实，薛蟠这样的人，生事与否，并不在于走到外面还是守在家中，只要灵魂深处潜藏着邪恶和骄横，呆在哪里都会生事。以前薛蟠并没有远离过薛姨妈，还不照样一次接一次地惹事。正是由于薛姨妈过于溺爱儿子，教育儿子的方式方法不对头，也没有下功夫培养过儿子，才让薛蟠如今不仅误入歧途，连起码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可见，薛蟠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自然有他冥顽不化的一面，但作为母亲的薛姨妈，实在也有很大的责任。
由于薛蟠外出的态度坚决，同时又由于宝钗对母亲的劝说，薛蟠最后还是走出了这非常重要的一步。薛蟠跟随张德辉外出数月，究竟有没有什么长进呢？从他返回后的表现可以看出，进步多少还是有的。比如能和柳湘莲化敌为友、结为兄弟，听说柳湘莲跟一个道士走了，还四处寻找，并且为此大哭一场，说明他与人交往也能以情义为重，并非像以前结交的都是酒肉朋友。他听从母亲之言，置办酒席，请伙计们吃饭，还挨个给他们敬酒，说明他作为薛家的当家人，也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注意关心家中的伙计们，毕竟生意运转还要靠他们出力。
但是薛蟠的长进也就仅仅限于这些，他最需要具备的经商智慧和管理技能，直到红楼故事结束时也没有学到手。我们从书中看到的，还是那个任性弄气、恶行不断的薛蟠，他的拙于经营与不懂管理，给薛家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他们的生意难以为继，再也无法摆脱濒临破产的危机。
四、薛蟠的婚姻
与贾珍、贾琏一样，薛蟠也是名副其实的好色之徒。就因为看中了已被许人的香菱，他居然唆使家奴打死了人，夺得香菱在手扬长而去。被薛蟠强纳为妾，香菱自然也是身不由己，她与薛蟠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不过只是找了个栖身的地方而已，况且小妾的地位与正牌夫人，那是有天壤之别的。果然，嫁给薛蟠这样的呆霸王，香菱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几天，一方面要忍受薛蟠暴戾的脾气，另一方面还要强颜欢笑，虽然衣食无忧，其实却也并无多少幸福可言。但最初薛蟠尚未大婚，香菱虽然经常要受薛蟠的欺凌，毕竟还有喘息透气的机会，而当薛蟠将夏金桂这样的恶妻娶进门时，不仅香菱的灾难来临了，薛家从此也没有安宁之日了。
夏金桂嫁入薛家，可用“来者不善”予以概括。我们看看第七十九回，书中是这样介绍她的：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邱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弟兄，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彼母皆百依百随，因此未免娇养太过，竟酿成个盗跖的性气。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中时常就和丫鬟们使性弄气，轻骂重打的。今日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这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
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那夏金桂见了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气概还都相平，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了下去。
薛家与夏家都是商贾之家，自古商人重利轻义，这从薛家与夏家的联姻中反映得十分突出。这对婚姻关系的建立，不仅由于薛蟠看中了夏金桂的美貌，同时也因为薛家看中了夏家无子继承的巨额财产，因而两家的婚姻带着很大的利益考量。从身世、个性以及行事方式上来说，薛蟠与夏金桂，实在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可以说俩人的婚姻倒算是门当户对。然而，夏金桂超过薛蟠的地方，在于她多了不少歪心思，她一方面要制服薛蟠，另一方面要压住香菱，总之要在薛家抖起女主人的威风，树立起强势的形象。一个妙龄女子新婚燕尔，心里想的不是柔情蜜意，而是对于夫家赤裸裸的算计，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面对这样有心机的媳妇，一向鲁莽而愚昧的呆霸王薛蟠，如何能从容应对的了呢？至于素来昏聩、不善治家的薛姨妈，以及待字闺中、难以施展的宝钗，就更加要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了。于是，在她的策划和闹腾下，薛家从此便烽烟四起、鸡犬不宁，一幕家庭闹剧便在读者眼前上演了。
我们不妨看看，作者是如何塑造这个悍妇、妒妇形象的。
首先，她千方百计地控制丈夫。从进入薛家的第一天起，夏金桂就把降服丈夫，作为她入嫁薛家的主要目的。她看准了薛蟠“喜新厌旧”“有酒胆无饭力”的本质，一心要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刚开始时，趁着薛蟠对他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渐渐地，她“一步紧似一步”地逼迫着丈夫，“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下去”。再后来，她终于找了薛蟠一个不是，便“气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装起病来”。最后，她巧妙地利用薛姨妈的糊涂，终于让薛蟠缴械投降，使他“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下来”。
夏金桂与薛蟠是夫妻，但这对夫妻关系很不正常，倒像是一对死对头似的。按封建社会的礼教以及大家庭的惯例，夏金桂嫁到了薛家，应该协助薛蟠操持家务、孝老怜幼等等，尤其是在薛家缺少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时期，她作为薛家的内当家，应该把主要心思放到生意上。然而夏金桂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嫁到薛家来，第一件要紧事，便是盘算着如何“趁热灶一气”，把丈夫“炮制熟烂”，以便“自竖旗帜”。似乎她来薛家的目的，不是与薛蟠做一对和和美美的夫妻，俩人同心同德地过日子，而是要抢占山头把原寨主干掉，自己取而代之。这样的婚姻已经违背了常理，因而不仅让薛蟠平添了许多烦恼和麻烦，也让薛家内部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可以说是加速了薛家的败落，也注定了夏金桂的悲剧结局。当然，夏金桂之所以这样肆意妄为，除了她本身的顽劣之外，与薛蟠的糊涂和处置不当也不无关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让薛蟠感到家庭无温情、安宁而言，便不得不外出躲避，从而也增加了在外惹是生非的机会。
同时，夏金桂也与香菱的关系十分糟糕。封建时代的大家庭中，妻和妾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之中，大老婆似乎总是排挤侧室，这其中既有妻妾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人性以及妻妾个人品行方面的原因。以香菱的善良、温柔与本分，如何能抵挡得住夏金桂的凶悍，一个对人生充满诗情画意的幻想的弱女子，便在夏金桂的荼毒下，一步步地滑入死亡之渊。
接着，夏金桂又把矛头指向了香菱。她不仅蛮横地将香菱改名为“秋菱”，还设计陷害香菱，将摆布以至除掉香菱，作为进一步控制丈夫的手段。对此，第八十回这样写道：
“正要摆布香菱，无处寻隙，如今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舍出宝蟾去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且乘他疏远之时，便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发。
薛蟠本来是个喜新厌旧、得陇望蜀的人，娶了夏金桂，又想谋其丫头宝蟾，因而早已把香菱抛到脑后了。夏金桂正是抓住薛蟠这样一个弱点，一步步达到排挤、残害香菱的目的，而薛蟠对于她的诡计竟然浑然不觉，稀里糊涂地掉入为他挖好的陷阱。香菱的悲剧还不仅因为夏金桂的凶残，也在于薛蟠的糊涂和鲁莽，结果等于薛蟠与夏金桂合伙残害了香菱。夏金桂诬陷香菱用镇魇法想害死她，呆霸王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起门闩就劈头盖脸地暴打香菱。于是香菱不仅要受夏金桂的压迫，还要受薛蟠的冤枉气，其处境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幸而薛宝钗明白事理，不让薛姨妈将其卖掉，而是自己带回去放在身边使唤，算是暂时为香菱解了围。
在薛姨妈面前，夏金桂自然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媳。夏金桂未过门之前，薛姨妈时常焦心的是儿子不走正道；夏金桂来到薛家后，薛姨妈的烦恼增添了一倍，她又要面对来自儿媳妇的压力。夏金桂在娘家就不是一个好闺女，来到薛家后更是无事生非，她对薛姨妈没有任何孝顺的表现，还欺负“婆婆良善”，“渐渐持戈试马”起来，动不动便与薛姨妈斗嘴，把个薛家搅得片刻不宁。当初薛姨妈给薛蟠张罗媳妇，是为了让其能规劝薛蟠走上正路，同时也为了能侍奉自己，没想到反而给家里找了个大麻烦，薛姨妈肯定是肠子都悔青了。当然，夏金桂之所以能如此桀骜不驯，不把薛姨妈放到眼里，也与薛姨妈自己缺乏治家能力不无关系。
我们从书中看到的夏金桂，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悍妇妒妇的形象。同样在第八十回，书中是如此描绘夏金桂的：
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气的薛姨妈母女惟暗自垂泪，怨命而已。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过两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递与他身子随意叫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与他脖项。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闹了一阵罢了。如今习惯成自然，反使金桂越发长了威风，薛蟠越发软了气骨。虽是香菱犹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虽不能十分畅快，就不觉的碍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渐次寻趁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服低容让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了，甚至于骂，再至于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泼性，拾头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薛蟠此时一身难以两顾，惟徘徊观望于二者之间，十分闹的无法，便出门躲在外厢。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欢喜，便纠聚人来斗纸牌，掷骰子作乐。又生平最喜啃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吃的不奈烦或动了气，便肆行海骂，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薛蟠亦无别法，惟日夜悔恨不该娶这搅家星罢了，都是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宁荣二宅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者。
薛蟠被夏金桂闹得无可奈何，便动了去南方置货的心思，其实也就是想找个借口外出躲难。谁知他又惹起了第二场人命官司，至此便长时间不在家中了。而夏金桂将薛蟠逼走，等于自己从此守起了活寡。薛蟠长期不在身边，夏金桂无法排遣心中的寂寞，便又对薛蝌起了淫心，于是她又动起了歪心思，想方设法勾引薛蝌来。为了将薛蝌弄到手，夏金桂真是机关算尽，嗾使她的丫头宝蟾为她探路，只是由于薛蝌的淡定而没能得手。欲火中烧的夏金桂，又与娘家过继兄弟夏三私下来往，实在在悍妇、妒妇之外，又显示出一副淫妇的面目。
夏金桂之所以如此刁蛮无度，除了她自己从小个性顽劣之外，母亲对她的不正确教导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她偷偷把薛家的东西偷回娘家，她的母亲还教导她要“闹得他家家破人亡，那时将东西卷包儿一走，再配一个好姑爷。”可见，母亲送她嫁入薛家，目的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好媳妇，而是为了谋取薛家的钱财。
夏金桂的胡作非为与倒行逆施，终于让她走上了不归路。第一〇三回，她担心自己与夏三鬼混的丑闻，会被知情的香菱说出去，于是便设计想药死香菱，不想老天不从她愿，最后她反而药死了自己，终于使她遭到了报应。《红楼梦》的作者，总体上是以崇敬、欣赏的目光看待年轻女性的，但把夏金桂写得如此不堪，似乎是一个例外。
这样一种完全出于利益考量、并且充满算计的婚姻，既毁掉了薛蟠，也毁掉了夏金桂，没有给薛家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薛家衰落的进程。
五、宝钗的婚姻
薛家住进贾府的时候，宝钗已经十五岁，按当时社会的情形，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薛家一直到贾家主动向宝钗提亲为止，连宝钗的堂妹宝琴都早有人家了，却一直没有明确给宝钗找过婆家。这种情况表明，薛家对宝钗的婚事，确实是有过慎重考虑的，择婿的目标自始至终就是宝玉，之外没有考虑过其他人。
薛家选择宝玉做女婿，包括宝钗自己，未必就对其本人十分满意，但薛家首先相中的是贾家的门第。宝玉虽然不愿意致力于仕途经济，对于宝钗来说也不是个好夫君，却是荣国府基业的天然继承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潜力股，因而薛家便把宝押到宝玉身上了。从薛家角度来说，与贾家联姻自然是亲上加亲，有利于薛家的未来；但对于宝钗来说，嫁给宝玉这位“于国于家无望”的无能公子，却实在是委屈了这位红楼故事中首屈一指的美女、才女。更要命的是，宝玉自始至终钟情的是黛玉，对宝姐姐并没有那意思，后来贾、薛两府家长合谋偷梁换柱，硬将宝钗与宝玉捆绑为夫妻，其实给两个人带来的只是痛苦，并无多少幸福可言。贾家与薛家的家长，自然也都明白他们干了一件荒唐事，但家族的利益至高无上，因而也就不顾及儿女们的感受了。
薛家何时把择婿的目标锁定到宝玉身上？书中没有明确交待过。但从一些侧面描写中，读者还是能大致推测出薛家产生这种想法的时间。第三十四回写道，宝钗听袭人说，宝玉挨打，有可能是薛蟠调唆人向姨爹告了宝玉的状，回家后向母亲说了此事，薛姨妈为此责怪薛蟠在外惹事，宝钗也劝哥哥要检点些。薛蟠与宝钗辩嘴，无意中透露出一则十分重要的信息：
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难以驳正，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也因正在气头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说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薛蟠见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
薛蟠在此所提到的“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一事，正是指书中所谓的“金玉姻缘”之说。薛蟠乃心直口快之人，有什么话决不会藏着掖着，“金玉姻缘”之说从他嘴里出来，并点明是薛姨妈亲口告诉他的，可见此事确实在薛家酝酿已久，已成为宝钗择婿的既定方针。“从先”是什么时候？没有具体而准确的时间点，但应该是在薛家尚未进都中之前。因为宝钗的金锁在入住贾府之前就有了，因而薛姨妈给薛蟠说起这件事，不可能是在住进贾府之后。既然薛家早在进入贾府之前，就已经把择婿对象锁定到宝玉身上，由此便知薛家长期滞留贾府，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达成这桩婚姻。也由于宝玉成为当时薛家唯一的选择对象，因而尽管有黛玉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存在，期间还有贾母在宝钗、黛玉之外寻找对象，但薛家始终没有改变初衷，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时机成熟。宝钗最终与宝玉一同拜了天地，薛家与贾家亲上加亲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但宝钗与宝玉俩人的幸福，也随之被牺牲掉了。
薛家选中宝玉作为宝钗的夫婿，应该无可厚非，谁规定薛家就不能动宝玉这块奶酪呢！黛玉有权与宝玉谈恋爱，宝钗同样有权争取与宝玉的婚姻。按常情，薛家为实现与贾家亲上加亲的目的，薛姨妈可以直截了当地去求王夫人，也可以请合适的人向贾府提亲，这应该同样无可非议。但薛家并未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种含蓄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其意愿，就是在做这件事之前，先造了一个“金玉姻缘”的舆论，即薛蟠所说的“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这的确十分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行事方式，造舆论等于放试探性气球，风向不对，可以立即偃旗息鼓，不会造成多大损失；倘若风向正确，只管静等水到渠成，无须劳心费神。二宝最后终成夫妻，证明薛家所采取的迂回策略是正确的。
薛家投奔贾家，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贾家的联系乃至依附贾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的办法便是与贾家联姻，实现亲上加亲。但薛家却一直在联姻这件事上保持低调，并不采取主动，而是造出“金玉姻缘”的舆论之后，静等事态的发展。薛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仔细揣摩个中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一是薛家如果高调向宝玉提亲，可能会暴露谋取宝二奶奶地位的意图，引起贾府各个利益方的警惕和防范，将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宝钗身上，造成树大招风以至弄巧成拙的后果，反而欲速不达、过犹不及。二是宝钗遇到了黛玉这位强大的竞争对手，黛玉的身后不仅站着贾府最高领袖贾母，而且又和宝玉这位当事人情投意合，因而宝钗在竞争中明显地处于下风。这种局面让薛家心有忌惮，不敢贸然行事，于是只好保持低调，静待事态的发展。三是薛家看透了贾家面临的坐吃山空的窘境，越来越需要有雄厚的财富注入才可维持运转，同时也看出了宝玉最理想的贤内助，并非弱不禁风且不擅理家的黛玉，而是才德兼备、端庄能干的宝钗。因而，薛家自信自己在财与人两方面都有很大优势，认定贾家在对待宝玉的婚姻问题上，肯定也会从家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去选人，于是并不真正将黛玉视为根本的威胁。正是由于坚信自己最终会赢得这场婚姻，因而薛家不急不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并不在意黛玉与宝玉私定终身，只管注意维护好与贾府上层之间的关系即可。倘若薛家高调向宝玉提亲，有可能触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尤其会让宝钗与黛玉迎头相撞，而且还会引发宝玉的逆反心理，将自己置于矛盾的焦点之中，反而压缩了薛家的回旋余地。
有些研究者非常同情宝黛的爱情，或者十分喜欢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于是便对“金玉姻缘”颇为反感，认为这是薛家为让宝钗上位而制造的谣言，甚至认为是薛姨妈与王夫人一同炮制的阴谋。其实，无论从当时社会民间习俗来看，还是从小说的艺术构思与情节设计来看，就儿女婚姻求签问卦的事是司空见惯的，薛姨妈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一事，未必就是薛家精心设的局。书中没有明写薛家玩过什么诡计，除了薛姨妈说“金锁是个和尚给的”，宝钗的丫鬟莺儿也如此说，薛蟠与宝钗吵嘴时也这样说，难道薛家上下都在这件事上演戏？这样的戏演一时可以，数年如一日地演下去，像薛蟠这种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能一直保持状态吗？
退一万步讲，就算薛家为了达到与贾府联姻的目的，有意制造了“金玉姻缘”的舆论，又有多大过错呢？这样的舆论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明显的危害啊！“金玉姻缘”最终能不能落地，决定权并不在薛家人手中，而是取决于贾府的态度，薛家不过是为贾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而已，并没有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相反的，在宝钗婚姻这件事上，薛家倒是采取了一种十分温和而委婉的策略，波澜不惊地与黛玉形成了竞争态势。可以想象，即使没有薛宝钗的存在，贾府也基本上不会认同黛玉与宝玉的爱情，为了贾家的长远利益，仍然会在黛玉之外为宝玉寻找对象。实际上，贾母就是这样做的，清虚观打醮时向张道士提出宝玉的择偶标准，之后又向薛姨妈打听薛宝琴的生辰八字，就是在黛玉乃至宝钗之外所做的选择。
宝钗与黛玉的处境不同，因而两人对自己的婚姻所持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便也有很大的不同。黛玉父母早逝，并且又无兄弟姐妹，她长住舅舅家等于是寄人篱下，虽然有外祖母这棵大树庇护，但毕竟与至亲不同，所以她才会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而宝钗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也是长住贾家，但她身边有母亲和哥哥，热冷都有人体贴关照，甚至还可以在薛姨妈面前撒娇，因而她比黛玉过得幸福多了。黛玉虽然有宝玉作为精神支柱，但他们的爱情并不被家长认可，何况宝玉毕竟还未成家立业，自己的事自己做不了主，因而黛玉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踏实过。作为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黛玉和宝钗都需要解决婚姻大事，但贾府的家长包括贾母在内，从未对黛玉的婚姻有过明确的承诺，黛玉几乎要靠自己去张罗这件事，其尴尬和悲哀可想而知。而宝钗却有母亲在为她全力经营这件事，不需要她为此操多大的心，只管坐享其成即可。
当然，宝钗作为一位才干出众、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的少女，她希望自己将来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来做丈夫，也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但在一个女子不可能随意接触男子的社会中，并且宝钗作为典型的恪守封建礼教的女子，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大事只能由母亲做主，自己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因而，她不会像黛玉那样敢于主动地、大胆地去追求爱情，而只是默默地、被动地接受母亲的安排。对于由家长选中的宝玉这位婚姻对象，她谈不上有多么满意，但也谈不上有多么失望，她也不主动去追求宝玉，但也没有违抗家长之命的意思，她只是做好自己作为一位淑女应该做的，顺其自然。对于宝黛的爱情，她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她采取了不闻不问、甚至刻意回避的态度，从未有过什么破坏宝黛关系的言行。一些研究者不喜欢宝钗这个人物形象，便认为她阴险、虚伪，千方百计想做宝二奶奶，这其实并不符合事实，书中从未写过宝钗为了达到与宝玉成婚的目的，而做出过什么过分或无礼的事情。退一万步讲，就算宝钗也真的喜欢宝玉，要与黛玉竞争宝二奶奶的位子，又有多大的过错呢？难道将她说成是破坏宝黛“木石前盟”的第三者吗？宝黛之间的确发生了爱情，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爱情并不被家长们承认，而且他们也从未正式订过婚，两人的恋情只能处于地下状态，无法拿到桌面上来公开谈论。在这种情况下，宝钗遵照家庭的意志，被动地接受这桩婚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她又有多少过错呢！
事实上，按书中的实际描写，不是宝钗因为婚姻的事为难黛玉，而是黛玉常常为此对宝钗发难。黛玉最大的心病就是宝钗，把宝钗列为自己的情敌，见不得宝玉亲近宝钗，对宝钗与宝玉接触严加防范。例如宝钗听到传言，说宝玉挨打是哥哥向姨爹进了谗言，回到家向薛蟠求证，不料却引起一场很大的家庭风波。三十三回结尾到三十四回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
次日早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理整理，便出来瞧母亲。可巧遇见林黛玉独立在花阴之下，问他那里去。薛宝钗因说“家去”，口里说着，便只管走。黛玉见他无精打采的去了，又见眼上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后面笑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
话说宝钗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他，因记挂着母亲哥哥，并不回头，一径去了。
明明是黛玉挑衅宝钗，宝钗却佯装不知，不愿意为此与黛玉较真，因而她非常大度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想想看，两个人都为宝玉受伤而心痛，黛玉自己的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却不允许宝钗脸上有泪痕，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宝钗晚上哭了一夜，其中可能夹杂为宝玉而哭的成分，但她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家事而哭。就算宝钗对宝玉有意思，那也是她的权利啊，黛玉不仅没有理由不让宝钗哭，更犯不上为此而出语伤人。
为了减少黛玉的猜忌，避免与其发生过多的摩擦，同时也为了有关“金玉姻缘”的说法，不过于引起别人的注意乃至误会，宝钗甚至还有意疏远了宝玉。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钗与宝玉的婚姻，并没有给宝钗带来什么幸福，相反，宝玉的出家反让宝钗成了寡妇。作为一位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少女，宝钗不想像黛玉那样去追求自由恋爱，而是为了家庭的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换来的仍然是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
六、薛姨妈的主心骨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儿子肩负着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使命，同时也应该在家中发挥顶梁柱的作用。然而薛家的儿子薛蟠，不仅不能为薛姨妈分忧解愁，还常常在外边惹是生非；不仅不能成为薛姨妈的主心骨，反而成为薛姨妈的一块心病。在这种情况下，薛姨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女儿宝钗身上，家中的许多大事，反而是由宝钗为母亲拿主意。
在红楼诸少女中，宝钗不仅是引人瞩目的才女，同时也是最有见识的女子之一，因而她成为寡母的主心骨理所当然。薛姨妈虽然为人精敏，长袖善舞，但在处理家务事上，尤其是在教育儿子薛蟠这件事上，却是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还显得十分昏聩。正是由于宝钗眼光敏锐，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关键时刻给薛姨妈以正确的建议，因而才让薛姨妈避免了许多失误，同时也让薛家许多已经很糟糕的事情，最终看起来还不算太糟。
其实，对于宝钗出众的品质和能力，贾府中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贾母就不止一次地称赞宝钗，说“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贾母向薛姨妈这样说，其中自然含有客气的成分，但贾母也是个言辞爽快的人，这样评价宝钗不算太夸张。王夫人更是对宝钗的才能欣赏有加，对她做事也十分信任，王熙凤生病休养期间，她先是派李纨来代行管理职责，后来看到李纨志不在此，待人处事也太过宽厚，于是又派探春、宝钗做李纨的助手。宝钗于是以一位亲戚的身份，有机会站到荣府的台前，让众人一睹她管理方面的才干。探春年少气盛，做事大刀阔斧，锋芒毕现；宝钗老成持重，沉稳内敛，常常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因而她与探春形成可贵的互补，既保证了“临时内阁”的正常运转，同时也避免了出现大的失误。通过宝钗帮助探春进行园子承包改革，尤其是妥善处理义利兼顾、确定承包人选以及年终结算等问题，贾府上下见识了这位未来的少奶奶的行事风格。应该说探春的改革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固然是由于她自己的胆识和魄力，但也与宝钗的周全考虑和尽心辅佐分不开。
正是由于宝钗具有过人的见识，是其兄薛蟠无论如何也难以企及的，因而薛姨妈便有意无意地将宝钗视为自己的参谋助手，凡事都需要听从宝钗拿出的处理意见，她老人家的心才能踏实一些。我们不妨从书中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看宝钗是如何为母亲分担忧愁、化解心结的。
第四十七回，薛蟠在赖尚荣家聚会时，由于调戏柳湘莲不成，反被湘莲骗到郊外狠揍了一顿，最后多亏贾蓉带人护送回家。且看薛姨妈和宝钗俩人对于此事的反应：
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得眼睛肿了。问其原故，忙赶来瞧薛蟠时，脸上身上虽有伤痕，并未伤筋动骨。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的去时，那边珍大爷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宝钗笑道：“这才好呢。他又不怕妈，又不听人劝，一天纵似一天，吃过两三个亏，他倒罢了。”薛蟠睡在炕上痛骂柳湘莲，又命小厮们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妈禁住小厮们，只说柳湘莲一时酒后放肆，如今酒醒，后悔不及，惧罪逃走了。
薛姨妈见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不多问一句原因，不去判定谁是谁非，却本能地袒护自己的儿子，“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其实质，用宝钗的话说就是：“倒显的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真是知母莫如女，这样当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薛姨妈“宿疾”的，大概也只有宝钗才可以做得到。看看宝钗是如何向母亲分析此事的是非曲直，并提出恰当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宝钗认为，哥哥被打，“不是什么大事”，酒肉朋友们一起吃酒，吃得昏头涨脑，打起来是常有的事，不过是醉了的人多挨几下而已。况且哥哥本就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因吃酒打人的次数比别人还要多呢。倘若妈妈如果心疼哥哥，要出一口恶气，最好还是过几天，让贾珍、贾琏张罗一下，叫柳湘莲来给哥哥赔个不是就算了。如果薛姨妈一味要求王夫人，要去找柳湘莲的麻烦，不仅会更加纵容了哥哥惹是生非，同时也招来不好的社会舆论，反而不利于薛家。在宝钗看来，哥哥这样任性惯了的人，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总是要吃点亏反而会好，否则他不会有所收敛的。这段对母亲入情入理的劝告，实在显示出宝钗非凡的识见，让初涉人生却老成持重的宝钗，不知比一把年纪的母亲高明了多少倍，也让素来总是感情用事的薛姨妈，顿时头脑清醒了许多，直夸女儿比自己想得周到。当薛蟠睡在炕上，呵斥小厮去找柳湘莲闹事时，被薛姨妈连忙喝住，而且还替柳湘莲开脱。这说明薛姨妈信任并依赖女儿，因而宝钗的劝告便会产生明显的作用。
第八十回，夏金桂设计陷害香菱，惹得薛蟠一时性起，抓起门闩劈头盖脸地打香菱，惊动了薛姨妈。薛姨妈呵斥儿子，夏金桂担心薛蟠“耳软心活”，让自己排挤香菱的目的落空，于是既对薛蟠煽风点火，又对婆婆旁敲侧击。且看宝钗是如何劝说母亲正确应对的：
薛姨妈……因此无法，只得赌气喝骂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骚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青红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许打，我立即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说着，命香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当下薛姨妈早被薛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可是气的胡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下我使唤，我正也没人使呢。”薛姨妈道：“留着他还是淘气，不如打发了他倒干净。”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如卖了一般。”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只不愿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妈也只得罢了。
薛姨妈在处理儿子的事情上一向很糊涂，但对于香菱被毒打，她的头脑还是清楚的，明白这其中肯定是夏金桂在捣鬼，而儿子又甘愿被媳妇当枪使。因而，她才会呵斥儿子的粗暴，为被冤枉了的香菱叫屈，还指责夏金桂不守规矩。但她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又显得十分愚蠢和蛮不讲理，她竟然要以卖掉香菱来摆平各方。既然是儿子耍蛮动粗，儿媳妇也居心叵测，而可怜的香菱是无辜的，按理说，薛姨妈就应该来处分有错的一方，安抚受害的一方。然而，薛姨妈处理问题的思路，却是要把香菱卖掉，等于在香菱受伤的心上又撒一把盐，这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薛姨妈的处理方式，既无益于事情的完满解决，又会更加害了香菱，还会让人嗤笑薛家人不厚道。因而宝钗一听就觉得不妥当，于是连忙劝阻，并提出让香菱跟自己去。薛姨妈对此有什么反应呢？“留着他还是淘气，不如打发了他倒干净。”看看，她老人家又犯糊涂了，前面她都认为是儿子与媳妇有过错，香菱是无辜的，这会儿又认定是香菱“淘气”，只要把她打发走，天下从此就太平了。看来薛姨妈到底还是认为，小妾总是低人一等，家中无论是谁的错，到最后都首先是香菱的错。多亏宝钗处理得当，才阻止了薛姨妈的愚蠢想法，否则，薛家也会出现一位像将丫鬟赶出大观园一样的“罪魁祸首”。
又如第八十五回，薛蟠因打死人被官府抓走，我们看看薛姨妈与宝钗得知后的反应：
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早听见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妈赶忙走来，只见宝钗迎出来，满面泪痕，见了薛姨妈，便道：“妈妈听了先别着急，办事要紧。”薛姨妈同着宝钗进了屋子，因为头里进门时已经走着听见家人说了，吓的战战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问：“到底是和谁？”只见家人回道：“太太此时且不必问那些底细，凭他是谁，打死了总是要偿命的，且商量怎么办才好。”薛姨妈哭着出来道：“还有什么商议？”家人道：“依小的们的主见，今夜打点银两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许他些银子，先把死罪撕掳开，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还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我们好赶着办事。”薛姨妈道：“你们找着那家子，许他发送银子，再给他些养济银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缓了。”宝钗在帘内说道：“妈妈，使不得。这些事越给钱越闹的凶，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薛姨妈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里见他一面，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宝钗急的一面劝，一面在帘子里叫人“快同二爷办去罢。”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薛蝌才往外走，宝钗道：“有什么信打发人即刻寄了来，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薛蝌答应着去了。
薛蟠摊上人命官司，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人命官司不比其他事容易糊弄过去，况且这次还是薛蟠亲手打死了人，运作不好是要抵命的，至少判薛蟠一个长期监禁。因而薛姨妈当时一听就被吓哭了，情急之下未免有些张皇失措，连家人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听不进去，只一心想通过花钱来了解此事。更令人惊愕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薛姨妈的反应不免失态，竟然当着家人的面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里见他一面，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听听，这哪里像家里主事者说的话？从薛姨妈能数年如一日地寄居于贾府，并且在贾母、邢夫人、王夫人以及王熙凤、尤氏等贾府重要女眷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来看，她也算得上是一个头脑精明、处事稳妥的人。然而她的最大软肋是，一涉及到儿子薛蟠，她就频频犯糊涂，似乎从来就没有觉悟过。在这里，只看到薛姨妈仍然执迷不悟，对儿子毫无原则的溺爱和迁就，而看不到对于薛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闯祸，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为其伤心的反思。
于是，作为母亲的主心骨，宝钗便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及时出现了。她虽然也为哥哥的事伤心，但理智告诉她，现在并非一家人抱头痛哭的时候，而是如何冷静地寻找应对的办法。首先，她劝母亲不要着急，也不能只顾着哭，而需要赶紧商量对策。其次，她判断事情绝不会像母亲所想的那样简单，只花点钱给死者家人就可以了，而且花钱也要花在关键处，花得有所值，乱花钱反而会刺激对方的胃口，让薛家陷入被动。于是，她明确地支持家人的提议，应该一起认真讨论一下究竟该如何做，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从而纠正了母亲指挥上的迷茫和偏差。最后，当薛姨妈昏头涨脑无法正常发出指令时，宝钗果断地代替母亲，安排家人去操办。宝钗遇事冷静、从容应对以及调度得体的品质和才干，由此可见一斑。
薛蟠被官府缉捕之后，夏金桂在家中无事生非，闹得不可开交，薛姨妈让儿媳妇气得要死，一点招儿都没有，多亏宝钗时常劝慰、开导，帮助其料理家务，才勉强撑了过去。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从书中的实际描写可以看出，薛家表面上看是薛姨妈当家，其实宝钗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薛蟠总是在外边惹祸，薛姨妈一遇到儿子出事，总是被气糊涂，结果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最后总是需要宝钗来拿主意。可见，宝钗在家中实在是举足轻重，薛家如果没有她，局面会更加不可收拾。薛姨妈每每听了宝钗的劝，就对宝钗无限疼爱地说：“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