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以后，我察觉到，今天的身体格外沉重。
我觉得应该是没睡好的缘故，这张床板上的褥子实在是太薄了，硌得我浑身生疼，我想，尽管我平时住在这个平房里的时间并不多，但还是应该买一床更好的被褥，花不了多少钱，毕竟这里是我的安全屋，我还是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放松。
从床上爬起来以后，我拿着杯子和牙刷走出门，一股清晨的冷风扑面而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早晨还是微凉。我穿过一条黑暗狭窄的走廊，来到平房外面一个公共的小院里，听见了水声。
水声令我感到头痛。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头痛，但好在这段阵痛很快就消失了，伴着水声一起消失的。
我前面的一个老头关掉了院子里的公共水龙头，响亮地往水池里吐了口痰，提着牙缸牙刷脖子上搭着手巾趿拉着拖鞋回屋去了。
轮到我了。
我打开水龙头，头再次伴随水声感到阵痛，我在接满一杯水后迅速关掉了水龙头，简单刷了牙，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今天我该干些什么？我问自己。
这种感觉非常奇怪，也很陌生，我记得自己以前好像都是有清晰的计划的，从来没出现过无所事事的情况。
这是我无意中瞥了一眼墙上的镜子，心里一惊，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阵阵头疼了。
镜子中的我，头上缠着几圈厚厚的绷带。
我用手轻轻戳了戳绷带，果然立刻得到了疼痛的反应，我想解开绷带看看自己的伤情，但又有点抗拒看见伤口，万一很严重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受的伤。
我努力回想，依然没有关于受伤这部分的记忆，而且每次认真去想的时候，头又会隐隐作痛，让我根本没办法做到。
笔记本。就在我决定放弃回想的时候，低头看着旁边桌子上拉开一半的抽屉，里面露出来一个棕褐色的翻毛皮封面的笔记本。
我对这个笔记本还是有印象的，我知道它会回答我之前的问题：我该做些什么。
我打开笔记本，辨认着自己的字迹，我看到上面写着最近的计划，我的目标是一个拍短视频的女人。
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个女人的形象和信息，我阅读着这些内容，得知她在短视频中的名字叫思晨，真实姓名也差不多，叫祁思晨，二十六岁，白羊座，身高一米七一，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同班里出过明星，但她一直都没有得到什么成为真正演员的机会，至今依然只能拍一些自己也看不上的剧情浮夸的短视频。
这就是我的习惯，在行动之前一定要摸清目标人物的详细信息。
翻过一页，是我写的计划步骤。
我迅速阅读了一遍，毕竟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很快就理解了这个计划的内容，原来我早就通过长时间对祁思晨的调查，发现这个姑娘一直没有放弃演电影的梦想，我决定就从这个角度入手。
简单说，攻心为上。
我的计划是扮演一名大制作电影的制片人，我的同伙——我不知道其真名，只知道他叫三儿。三儿扮演我的选角导演，我们的行动地点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里。
之所以选择那家咖啡馆，原因也很简单，祁思晨这段时间会来北京拍摄，每天午餐时间则会一个人离开团队，去那家咖啡馆吃又贵又难吃的减脂餐。
我看着笔记本上写着祁思晨这次来北京拍摄的时间周期，又拿起手机，意识到今天就是祁思晨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天。
不能耽误了。
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的计划拖到现在还没执行，如果执行过一定在笔记本里留下记录的，但我现在也没时间想了，我立刻找到三儿的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我心急如焚，心说这人也太不靠谱了，看来一直拖延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三儿。
正想着，电话忽然接通了，但是没人说话。
“喂。”我对电话说，“三儿？”
半天，电话那头响起一个警惕的声音，“你要干嘛？”
“你说我干嘛？”
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沉默，看来三儿是彻底忘记了这次的行动，我真服了，我在心里暗自决定就跟他合作这一次，这种人早晚坏事。
不过，尽管这么想，但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将计划完成，我对三儿说，“咱俩还有点事儿没完呢你忘了？”
电话里面一声冷笑，三儿说，“你还真敢找我。”
“废话，怎么不敢？”我对三儿不屑一顾的态度激怒了，看看表，时间真的不多了，对他说，“十二点之前，望京的那家咖啡馆，必须到。”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我的时间也很紧迫，不止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望京很远，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也需要装扮，现在这个德性跟电影制片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我至少需要一身西装。
本能地打开衣柜，我果然看见一套西装挂在那里，西装表面还用防尘罩精心套着，我取下来，西装是深灰色的，有一点休闲风格，我穿上，完全合身。
看来，尽管我的很多记忆都不见了，但我还是会做相同的事情。
正当我庆幸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一个惊恐的事实，从起床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重视过自己的一部分记忆消失的事实。
我不是短暂地想不起来了，也不是一时的模糊，而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记忆像拼图一样，被人丢掉了一些片段。
我能清晰地想起更早之前的事情，比如三儿，我和三儿是在去年认识的，我还能想起他的长相，油头粉面，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比如我的童年，图林镇旁边森林里的迷雾，迷雾中的野人。
这些记忆都在，可我唯独想不起最近几天的事情，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猜测这可能和我头上的伤有关系。
想到头上的伤，我又意识到我绝不能顶着一头绷带去冒充制片人，得找个什么东西遮一下，我翻箱倒柜，终于从衣柜最里面的一堆袜子里掏出来一顶皱巴巴的渔夫帽。
没办法，只能是它了，可现在的问题是，这顶帽子和身上这身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西装明显不搭，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就这么去吧，不搭就是混搭。
出门，我从胡同出来，来到大路上，钻进出租车，向望京开去。
到了咖啡店门口，我看了看表，还差十五分钟十二点，时间愈发紧迫，按照计划，我还得和三儿在祁思晨面前演戏呢，一路上我又给三儿打了几个电话，但始终没人接，让我再次坚定决不再跟他合作的决心。
不管了，我先进去。
咖啡馆里人不多，却坐得很分散，我环顾四周，努力去寻找祁思晨的影子。
来的路上，我除了给三儿打电话，其他时间都在看祁思晨的短视频，我不得不承认，那些视频虽然剧情非常傻，但祁思晨的演技还是不错的，完全有潜力去尝试真正的电影，她的愿望并非不切实际。
终于，我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看到了祁思晨。
按照计划，我应该和三儿坐在她旁边的桌子上，以保证我们并不大声的对话能被她听得清清楚楚，但现在三儿还没来，我只能先去那个位置坐下等着，祈祷三儿能在祁思晨走之前赶到。
我走到祁思晨旁边的位置，刚准备坐下，忽然听见她一声惊呼。
“真是你啊。”她说。
我愣住了，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傻小子似的指着自己问祁思晨，“你在跟我说话？”
“不是你还是谁？”祁思晨笑着说，“刚才我就看有点像，没敢认。”
祁思晨说着，用手向后捋了捋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接着问我，“哪儿弄的帽子，跟这身也不搭啊。”
“我们认识吗？”我硬着头皮说。
“你说呢？”祁思晨说，“昨儿是谁从医院给你送回去的？”
医院？我听着祁思晨的话，想到了头上的伤口，难道我是从医院出去的，也就是说，我跟祁思晨早就见过了。
我实在想不出来，也捋不清楚，更不敢多说话，怕抖出来什么不该说的，我现在只希望三儿能赶紧到，把我带出去。
我需要改变计划，现在的这个计划行不通了，我想。
我正想着如何先脱身的时候，咖啡馆的门打开了，我满怀期待，希望走进来的人就是三儿。
我的希望却瞬间落空了，走进来的人不是三儿，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成熟的男人，他留着山羊胡，戴着贝雷帽，进来便东张西望。
我真的很讨厌不是画家的人也戴这样的帽子，装什么啊？我的心里涌起一阵不合时宜的愤怒，这时候，我却看见那个男人径直向我走来，脸上挂着意义不明的笑容。
那个男人站在我们旁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祁思晨。
“这什么组合啊？”他问。
“我认识你吗？”我对那个男人说，却觉得他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耳熟。
“装他妈什么呢？”男人愤怒地瞪了我一眼。
这时候，咖啡厅的门再次推开了，我等着三儿进来，却依然不是，而是一群看起来如凶神恶煞的男人，在对面这个贝雷帽的招呼下，站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