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考试升学是他这一辈子中最没有希望中的希望。
1977年的春天，田虎文在区上的普通高中学校，也就是现在读高中的地方考过一次学，神奇的是竟然坐在同一间教室里。
1977年恢复高考。推荐读大学的日子没有了，就是说村干部、镇干部、街道上那些居民的狗崽子们，不考试只推荐就能读大学的好日子永远没有了。他们考试时大多脑袋搭拉着呈半傻瓜状态，不知如何下笔，所以他们至今都在怀念不考试就可以轻松让他们上大学的毛主席。而占全国人口80——90%乡村穷棒子的孩子们，终于可以从被压迫被封锁的乡村巨大闷臭的裤裆里，探出天鹅一般雪白美丽的长头来呼吸自由公平的空气。只要学习顶尖考上大学中专，就可以一下飞出裤裆，摇身一变当穿西服的县干部。
村干部们恨考上大学中专穷棒子的孩子们要死，又不敢咋的。他们又不敢恨中央，绝对不敢说恢复高考是国家最臭的决策。最后只好恨自己，然后把不好好读书学习成绩奇差的儿子，摁在柴堆上用打牛鞭往死地抽，聊作解气。
本来自隋唐以后科举考试，华夏大地上穷棒子的孩子们都有这个机会，历史上突然有一段时间，他们没了这个机会。如果有这个机会，现在许多社会底层脑袋聪明的泥巴匠、木匠、算命子、江湖医生甚至诈骗犯，他们一些人的命运本来应该是集团公司的总工程师或者大学教授、研究院的研究员与科学院的科学家。
好在这些乡巴佬不懂这些，一生甘于自己贫困的命运。不然全国所有的算命子江湖骗子集合起来示威游行要求赔偿，那还真是件天大的麻烦事。
1977年的考试定在春天。田虎文报名参加了那次考试。根本没复习，也没书复习。他不知道在试卷上做了些啥。他只有两个印象最清晰，考试前整个学校好像全部都是人，许多都是满头白发的中年人；考试回去时，路上就像过年一样拥挤，前后看不到头，一个有七八个公社十几万人的区，不知道有几千人几万人参加了这次考试。他有个最清晰的印象，考试前，一个满头白发一嘴黄焦牙的粗壮老青年，在教室外连续抽了几支烟，仇恨地看着考试的一大片人。田虎文看着他仇恨的眼睛想，也许他想把考试的所有人都杀了，他一个人考试，然后百分百考上！
田虎文的奢望是考上县师范学校。结果与他有点关系，九月开学了他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他知道只与他抓挠出的白雪般飘落的头皮屑有点关系。
村小在四五里地外的村委会驻地。村上从小到大他来过上百次，买盐舀酱油醋卖废铁烂胶鞋买糖啥的。村上有一棵三四人才能合围的银杏树，他觉得这棵巨树有一百米高。秋冬时节满地掉的黄叶，美得让他心惊肉跳；然而捡起在手中挤出当中的银杏果，那臭味胜过了世界上所有最奇怪的脚臭。
世事就是这么怪，许多表面美丽的后面，一片烂疮；而一片癞皮狗般丑陋表面的后面，恰好深藏金玉。
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次发烧来村上找已经六十多的赤脚医生黎老师看病。黎老师说，发烧吗？他说是。黎老师就拿一小瓶青霉素出来，用什么水将里面的白色粉末摇匀稀释，吸满针，一家伙在他的手臂上扎了进去。记住，根本不皮试。他再昏头昏脑地回来睡在床上，几次走在回家的石桥上差点因为晕眩摇晃栽进河里。日怪的是那时候人命太大了，野蛮的黎老师对任何人打青霉素都不皮试，一家伙扎进去，从没听说打死过一个人。一二十年中黎老师也许打死过几个人，不过死者家属可能根本不知道是可以救命的青霉素过敏整死的，是死人的阳寿尽了，打了那么好的青霉素却在床上乱扳，按都按不住，最后脸青面黑呼吸急促四脚一伸，哀哉短命。
黎老师所以平静地坐在村卫生所救死扶伤，经常不做皮试地扎青霉素，可能他老人家也不知道用青霉素打死过多少人。
村小里面有一个初中班，他是听已经在小学里面当民办老师的黄天洋父亲说的。村长眼光远，不但把黄老师提拔起来当村小民办老师，还将女儿嫁给了他的大儿子。村长的外孙后来果然不同凡响，基因优秀，考上了军事学院。田虎文打着空手赤着脚来到村小，下课时走进了初中班想报名。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住在他们队里上边，姨娘的儿子表哥刘汪洋，正坐在黑板前面的讲台上。原来已经几年在队上地里不见的他，在这里当民办老师，因为他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
他说：“表哥，我想读书。”
表哥看着他，笑嘻嘻地问：“读书？”他大概不相信。然后说，“读就读，我马上给你报个名。”
表哥在表上写了名字，就把他安在了最后一排。田虎文啥也没有地就听了第一节课，听得脑袋里啥也没有。他感觉自己像一只大青猴，从树林上突然掉进了教室，面对写满了代数的黑板，真不知道人类在搞些啥破事如此为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