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是一个诚实宽厚的人，对日本的剑道、柔道都有很高的造诣。随他们日本武道协会出去表演，收入开销一向都是明来明去，不管是公益性表演，还是经营性演出，该我们得的，他一分钱也不会少。由于他们是以日本武道协会的名义出面展演，相当一部分的展演是公益性的，目的在于传扬日本武道文化。跟国内的那些协会不同，他们的经费绝大多数来自于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团体化缘，没有政府预算。那段时间，我和黄大满挣得虽然不很多，却也都有了自己的盈余，我大概又能有几百万日元的储蓄，按照我的消费水平估算，黄大满至少也应该有几十万。我挣得比他多，原因是，我是主演，他是龙套。此外，我兼的工比他多。
然而，我们跟宫本的良好合作却遇到了无法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不得不终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外向型经济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下，陷入了困境。依靠企业赞助维持的武道协会，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维持日常的开销都成了大问题，更不要说开展那些推介传播日本武道文化的活动了。
宫本专门把我和黄大满请到了他那儿，感谢我们长期以来跟他们的良好合作，也把他们遇到的困境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们：“今后，经营性的演出只好停止了，希望如果有公益性的武术表演，还请二位多多支持，多多关照。”
我马上答应，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今后如果有公益性的展演，他们不能再支付酬劳了。黄大满当了宫本的面也表态支持，说得比我还慷慨激昂：“您放心宫本先生，只要您有用得着我黄大满的地方，一声招呼，我就是扔下日元不挣，也保证风雨无阻，义无反顾。”
过后，黄大满却对宫本他们的事情淡了许多，宫本他们没钱了，却还签了一些中长期的公益活动表演合同，这些合同是必须履行的。然而，通知我们参加的时候，黄大满却往往借口有事不去。我跟他合作惯了，而且中国武术和日本武道表演在台上的形态各殊，日本的武术家没办法像黄大满那样跟我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他们也各有各的项目，很难在现场抽出精力帮我。
富士雄因为跟我相交的时间长，对我的武功路数也比较熟悉，有两次，黄大满不能去，他知道了，就主动跟着我去打下手、跑龙套。不但他去，每次去他还都带着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跟着我们学。他儿子已经上中学了，那个年龄学武术已经太晚，但是学一些拳法套路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跟我搭帮表演应该没什么问题。
“许君，让龙之跟着你，如果我没时间，他也可以帮你。”富士雄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只要有空，我就抓紧时间调教龙之，即便他成不了真正的武术高手，起码能给我当个帮手也好。
就为了帮我，富士雄父子俩还出了一场大糗事。日本人讲究诚信，对老师说谎，尤其是家长出面向老师说谎，对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一次，我受邀参加为日本慈善总会举行的一次募款表演。黄大满也许知道这是一次完全没有收入的公益活动，也许确实有急事要事不能参加，我如果自己去，临场有一些项目，比方说简单的对打、硬气功击打的砖头、石块就没有人能够帮我传递等等。
我只好问富士雄能不能帮忙，富士雄那天要去给几家重要客户送大米，唯一可以帮我的就是龙之，他的儿子。然而，他儿子却还要上课，于是富士雄就作出了一个让很多日本人看作荒谬绝伦的决定：给他儿子写了请假条，说龙之感冒发烧，请假一天。
于是那天龙之就没有上学，为我演出打下手。
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电视台那天非常积极，对这次慈善演出进行了全程转播，龙之的老师晚上看了电视，第二天便追问龙之：“你不是感冒发烧不能上学了吗？怎么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
龙之尴尬透了，只好继续顺着他爸爸编造的碴儿撒谎，说他是忍受着感冒和发烧帮助我的，如果他不去，我就没法表演。后来老师倒也没有责备他，毕竟他参加的是慈善演出。
宫本一天问我：“许君，你愿不愿意长期在日本工作？”
我跟他打交道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早就超越了见面鞠好几个躬的客气阶段，说话也尽可以畅所欲言，当下便回答他：“当然想了，不然到日本干吗来了？又不是走亲戚。”
宫本说：“如果许君愿意，我想帮助您办理永久居住权，有了永久居住权，许君就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作为留学生，尤其是像我这种打着留学招牌到日本谋生求发展的冒牌留学生，能够办永居应该是赴日的主要目的，在观念上也是到日本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他主动提出来帮忙，我求之不得，却又有些疑忌，他凭什么帮我这么大的忙？
我直接了当的问了出来：“那当然好了，可是，您有什么条件呢？”
宫本摇头：“我没什么条件，许君为了帮助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没有酬劳的工作，多谢许君长期的帮助、关照，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明白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长期跟他们的友好合作。于我而言，参加他们公益性的表演不拿酬劳，虽然是无偿付出，却也宣传了我自己，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可，有了这一点，我就满足了。他却一直为此忐忑不安，似乎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我在日本已经连续居留八年多了，尚未达到办理永久居留权的要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办理用具要连续十年以上的居留时间。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以“特殊技能人才”的名目申请。这方面的申请如果由宫本他们日本武道协会出面，肯定要比我个人申请然后再个人寻找相关机构认证要好得多。有了在日语学校改签留学签证为劳务签证的经历，我对由宫本他们办理永久居留权非常有信心。
回去以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黄大满，黄大满提出，应该也同时帮他办了，他也没有少参加武道协会的活动。我觉得人家帮我办已经是很大的面子，如果我在出面要求也给黄大满办，很给人家添麻烦，就搪塞：“你要办直接找宫本去，转个弯由我带话反而不好，你跟他不是也很熟吗？”
在国外呆久了的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你的利益只能靠你自己维护，不要奢望任何人会替你维护你的利益。宫本主动帮助我，应该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黄大满也明白这里边的道理，也认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就跑去找宫本，要求也帮他一起办永久居留权。宫本一口答应，并且让他把我的永居申请书捎了回来。原来，一旦他明确得到了我的答复之后，马上就出面到入国管理局拿回了申请书。
“宫本还真的够意思，我昨天要是找他，今天连我的申请书他就一起拿回来了，明天我亲自到入国管理局跑一趟。”黄大满的情绪也非常好，如果情绪不好，可能就会臭骂宫本一通。
我和黄大满顺利拿到了日本永久居留权，有了永久居留证，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把家属接过来了。在日本这几年，我老婆追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她们娘俩什么时候能到日本来。其实，我的留学签证变更成劳务工作签证以后，她和儿子就能过来陪住，居留时间与我等同。但是，她们却不能来，来往的开销实在太大，我和她都舍不得。而且，她来了之后，不但要租房子，孩子也必须入学读书，她又没事情可做，按照我那个时候的经济基础，要维持这么大的生活开销，的确非常困难。
知道我办理了永久居留权，我老婆急不可耐要马上赴日：“你怎么回事？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不想要就明说，我立马到日本跟你办手续，给你自由。”
我当时把那当成了玩笑话，连忙许诺：“我尽快给你们办手续，租房子，对了，你房子买了没有？”
我早早就把买房子的钱给她寄了过去，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买一套房子，她搬过去，给我爸妈腾房子。几年过去了，她却一直迟迟没买，我催办的时候，她有无数个理由等着我，或者是没有合适的地点，或者是太忙没有时间看房，或者是看中了的房子价钱太贵，或者是价钱合适房子不合适。我远在日本，无法帮助她，也无法管控她，买房子的事情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耽搁下来，好在，我爸我妈跟她住一起，毕竟比跟老二家住一起关系简单一些，而且还能帮她带孩子、做家务，成了名副其实自带饭票的老保姆，加上总算看着她从小长大的老街坊，心理上也少一份生疏感，所以倒还没有发生足以惊动我的矛盾纠纷。
听到我又提起买房子的事情，电话那头，她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没错，迟早要去日本，我买房子给谁住？”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迟迟不买房子，是打定了主意要到日本来过日子。早知道她有这个想法，我也就没必要把那辛辛苦苦挣来准备做投资的几百万日元汇回去。如果当初不把那几百万日元汇回去，也许我就能搭上上个世纪日本经济疯狂扩张的班车，现在早就发达起来了。也许我们早就能在东京团圆，也许就不会再持续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了。
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由生气：“你不买房，把钱赶紧给我寄回来，我办公司要用钱。”
我老婆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得先把我们娘俩办出去。”
我答应了她，因为，我还指望她能把那几百万日元回笼，帮助我注册开办一家株式会社。会社的名称我都想好了：福民企划株式会社。同时我也知道，办这样一家会社，我靠不上任何人，只能靠我自己。我曾经想着和黄大满联营，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制的公司，但是他却拒绝了。
我和黄大满庆祝有了永久居留权的第一个星期天，到船桥屋奢侈一回，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中国节目，说不清什么单位或者什么地方的杂技团在国际上获奖，电视上正在转播他们的演出录相。
“老二，想过没有？我们除了卖艺、走场子、打扫卫生洗盘子以外，还能不能做点别的，更有价值含量，更能挣钱的事情？”
我怦然心动，电视画面，黄大满的话，就如一缕阳光，在我心中划开了一道裂隙，泼洒进来的是光明和振奋：“我想到了，我们应该在我们自身的技艺以外，彻底跳脱这种完全依靠自身本能一样的技能，还有体力，依靠出卖技能、体力换取劳动报酬的低级生存方式，我们应该依靠的是大脑，是组织动员能力，还有，我们在日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关系。”
黄大满有点迫不及待：“你说具体点，理论不能当饭吃。”
“我们现在有条件了，可以注册自己的公司，可以组织国内的文化团体到日本来表演，也可以组织日本的文化团体到中国去交流，甚至可以组织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组织中国人到日本旅游……”
“切，怎么说来说去变成旅游了？旅游要有政策支持，现在国内还没有开放日本旅游，日本也没有开放中国旅游团，再说了，我们也不擅长那一套，专业的旅游公司动动手指头就能把我们挤扁。”黄大满打断了我。
我承认，黄大满说得很有道理：“谁说我们要办旅游了？我们要办的是文化交流，这就叫文化搭台，旅游赚钱。”
黄大满也明白了：“这样我们就成老板了。”
他没说错，永居权也给了我们当老板的权利。
然而，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却仍然是资金问题。办公司、租房子、聘员工等等开销下来，没有两千万日元撑着，八成不等业务开展起来就得收摊。
我当时征询黄大满：“我们要是办公司，搞那种有限责任的，你能投多少钱？”
黄大满嘿嘿一笑：“我哪有钱，不论你干什么公司，我都当员工，挣个工钱就满足了。”
我明白，他并不是没钱投入，他不愿意投入，绝对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开公司办企业，我都只能完全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果那个时候我老婆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实话实说，把钱给我汇回来，我就可以在日本注册公司，然后名正言顺地办永居，用不着拖这么久，也用不着再在这座寮里和老鼠蟑螂同居一室。
老婆孩子要来了，我开始着手找房子，按照我当时的经济实力，买房子也不是不可能，起码首付我能拿得出来，然而，我只能租房子，我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况且，房子不是我一个人住，是我们一家三口住，买房子的地段、格局、大小等等问题，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几年的辛劳，我们有了可以不再像狗一样住在破败简陋的寮中的经济基础。我和黄大满商议，我要租房子，因为我老婆孩子要来了，问他是一个人继续住在这儿，还是也换个地方。黄大满呵呵笑，说他早就想换个地方了，一直没好意思说，怕我舍不得多花钱，也怕我怀疑他不愿意跟我合伙住了。
我笑骂他：“你这个人啊，啥都好，就是一样不好，不实诚。”
不久，我们就各自租了房子，离开了那座我们栖身近十年的寮。回身看着那座破旧、寒酸的寮，想当初住进来的时候，离开这里，搬进更好的住所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隐性目标，可是，今天真的要离开它了，一缕留恋、伤感、惆怅混杂在一起的情思竟然让我鼻酸。我们四个人结拜盟誓的情景，我们在这里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这里憧憬未来，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
寮里还有人租住着，看到我们搬家，脸上流露出羡慕、嫉妒，我在心里对他们说，珍惜吧，不管是穷困还是富足，不管是悲伤还是欢乐，都是命运赐予你的、仅仅属于你个人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