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公鸡，赵刚似乎更神秘一些。他越来越少回寮跟我们在一起，整天在外边不知道干什么。我问过他，他含糊其辞，说他在外边打工，作一点小生意。我不好再多问，作为结拜兄弟中的老二，我算他的兄长，可是我并不能给他提供想要的生活。初时四个人在一起共创大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犹在耳畔，却已经貌合神离，即将各奔东西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忽然要搬走，说是自己租了房子。我们问他搬到哪去，他不说，我们要帮忙，他也不用。结拜兄弟，突然独自搬出，难免让人神伤，我试图挽留他：“老三，你能不能再忍忍？我们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不是说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吗？现在我们条件是比较差，可是住在一起毕竟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你一个人搬出去住，万一有个什么事情，连个帮忙叫人的人都没有。”
赵刚咧嘴笑笑：“我们中国人一向就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还是各干各的好。”
我的心让他说得冰凉，他仍然在怀疑我和黄大满挣了大钱，独自私吞了，为此至今对我们耿耿于怀。他却没有想想，在异国他乡，靠我们这样辛勤劳作，能够挣什么大钱？谁不是靠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的把血汗储存到银行，以为那就是出国的成就？即使我们挣了大钱，他又做了些什么？谁又能把自己挣的钱无缘无故地送给别人，即使这个人是亲兄弟？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说无益，我们也只好随他而去了。我站在露台上，那里过去曾经是我们四个人经常相聚在一起乘凉、晒太阳、喝酒聊天的地场，也是我们四个人结拜兄弟的地方，我目送赵刚离我们而去，他背着、扛着提箱和包裹，踽踽独行在狭窄的巷道中间，我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浮上了一层悲凉。
第二个离开我们的是公鸡，他和赵刚不一样，赵刚走前好赖还给我们打了个招呼，他却连招呼都没有打，我们回家以后，发现他的个人物品不翼而飞，刚开始还以为遭窃了，我正要报警，黄大满拦住了我：“别报警了，人家走了，如果是小偷进来了，不会光偷他不偷我们。”
公鸡早年就跟我在北京混过，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是一类人，我们却长久保持了友谊。能到日本来，也跟他的帮助分不开，尽管他和他爸爸提供的帮助里边夹杂着明显的利己性和唯己的契约性，这也不能改变我承受他父亲那位高干恩惠的性质。我从来不否认，来日本之前，我曾对他父亲有过承诺，要保护他，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他饿着。我相信，我的承诺我可以做到。然而，公鸡能满足于不挨饿吗？我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那一切，比方说永居权、女人还有扒金库的资金支持。
公鸡的不辞而别，令我倍感忐忑，因为就关系而言，他和赵刚相对于我，太不一样了，潜意识里，我仍然认为我对他承担着一份责任。况且，他这种分手方式，包含了深深的决裂、愤懑色彩。我不能就让他这样不辞而别。他没有留下联系电话，也没有留下联系地址。我逼着黄大满陪我到歌舞伎町找他，黄大满推辞，可是见到我态度坚决，也就陪着我去了。
歌舞伎町位于东京新宿，路口有灯火辉煌的牌楼，用光怪陆离的斑斓色彩组合成的“歌舞伎町”几个大字，毫不羞涩地向人们展示着这一方神秘却又充满魅惑的区域，就像色情场所赤裸裸向嫖客展示身体的妓女。我头一次到这里来，歌舞伎町的界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宽阔，窄窄的街道如果两辆汽车交错都难免擦碰，当然，这里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汽车通行的。街道虽窄，灯光却非常灿烂，从街道两旁的霓虹灯招牌看，这里干什么的都有，既有挂着“川香苑”之类招牌的中餐馆，也有挂着“烧料”、“本烤”之类招牌的日本料理，既有麻雀馆之类的传统赌窟，也有扒金库这样的现代博术馆，既有色情荡漾的歌舞伎表演场所，也有卖艺不卖身的歌舞展示。更多的还是各种各样售卖商品的店铺。我去了之后，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比比皆是的“无料案内所”，以及一看到我和黄大满，便蜂拥而来的“案内人”。
案内人争着抢着给我们介绍歌舞伎町：“先生，吃饭吗？请到无冕之王料理店……”、“先生，要看歌舞表演吗？请到疯狂至歌舞厅……”、“先生，要小姐吗？欧美风格，日本东南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各色美女应有尽有……”
我和黄大满两个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举止打扮，看上去都像极了到这里来讨夜生活的欢客。从那些案内人争先恐后的介绍中，我也才恍然明白，皮条客们介绍的并不仅仅是妓女，他们中介的项目非常广泛，吃喝嫖赌抽都是他们介绍的项目。
蜂拥而至的案内人让我有些慌乱，黄大满比我老道一些：“让让，我们不是来玩的，我们是找人的。”
绝大多数案内人听到这话，知道没什么油水，悄然撤离，还有一两个依依不舍，死乞白趔地想勾引我们成为他们的客户：“先生，不管你们到这里的目的是干什么，既然来了，都不应该放弃机会，欢乐的机会……”
我问最靠近我的那个案内人：“你们谁认识鞠红旗，外号叫公鸡，中国人。”
那人愣怔片刻，摇头：“不认识”，刚才那股给我们拉皮条的热情瞬间消失无踪，人也一瞬间消失无踪了。
其他案内人也四散离去，速度和神态似乎忽然间发现我们是什么传染病毒的携带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隐隐感到了诡秘和不安。
黄大满猜测：“可能他们这里是不能打听具体人的？或者什么事情都不准告诉我们这些外来人？”
我茫然地站在街头，拿不准是继续找公鸡，还是就此打住，跟黄大满回我们那间简陋破烂，却能给人安全感的寮。
“老二，回去吧。”
我说：“来了就回去，那还不如不来，既来之则安之，再找找，就这么大点地方，我就不相信公鸡还能钻进洞里。”
黄大满叹一声：“唉，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在找他了，如果决心不想见我们，我们肯定找不着他。”
“你要是着急你先回，我再找找。”初到这里的迷乱过去之后，歌舞伎町已经在我面前失去了神秘和诡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紧张、胆怯。这里不过就是非法、合法、半非法半合法的吃喝嫖赌娱乐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而已，在国内，这种地方随处可见，只不过不像歌舞伎町这么名声远扬而已。这种地方我并不怕，小事凭我的武功我肯定能应付得了，碰上大事我相信日本警察的效率，我也自信能撑到日本警察赶到。
他无奈地看看我，又看看四周，脸上有了对某件事情作出决定的表情：“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去也是呆着，我带你去认识一人，也许从她那能打听到公鸡的消息，顺便我们喝两杯，歇歇腿。”
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要带我去认识的，就是他的那个坐台的女朋友。
我跟着他来到了一个名叫“安慰者”的酒吧。酒吧里昏暗，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淫糜、慵懒的气息。背景音乐是中国三十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美酒加咖啡》，这让我煞是诧异，黄大满告诉我，之所以会播放中国音乐，因为这里的客人有很多中国人，既有大陆、台湾、香港过来的留学生，也有旅游团体。
黄大满的女朋友也是中国人，昏暗的灯光混淆了她的年龄，浓妆艳抹之外，她本能地表演少女态。黄大满叫她过来陪我们，她自作主张，给我们叫了价格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有一堆罐装朝日啤酒。我知道，她能从中提成，有点想不通，这种女人黄大满怎么会认作朋友。
中国人、日本人搅混在一起唱起了卡拉OK，乱哄哄地不好聊天，我们尽量凑近在一起，以便能听明白对方的话，我想，别人看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三个人正在利用这里的昏暗做那些暧昧、色情的事情。
她果然知道公鸡的消息，告诉我们，公鸡在这里挺扎眼，因为他长得帅气，而且日语很好。跑到这里当案内人的留学生不是没有，可是像他那么帅气，日语那么好的，没有。所以他来之后，在色情行当里很受女人的关注，也正是这样，她也才知道，歌舞伎町最红火的案内所来了这么个人。
“他已经到这边干了挺长时间，能说会道，人又长的精神，尤其善于把女客往那些鸭窝领。”说到这儿，她不屑地撇撇嘴，撇嘴的动作很大，尽管昏暗，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台湾那些富婆特别好这个，到这边来图的就是这一口，也不管脏不脏，尤其好日本男人，真他妈的给中国女人丢脸。”
我差点问出口，你在这儿干这个，就不给中国女人丢脸了吗？话到嘴边，我及时刹车，总算没有说出口。她是一个贼精贼精的女人，能听到别人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她毫不掩饰地瞪了我一眼：“为了生活挣钱，和千里迢迢跑到这儿发骚花钱找男人挨日，性质完全不同。”
我连忙顺情说话：“是啊，两回事，两回事。你知道他现在在哪不？我说的是公鸡。”
“前段时间听说他出事了，好像跟海帮一个马仔争客人，结果让海帮给修理了。现在在哪，我也不清楚，我都是听姊妹行瞎聊的，我也不认识他。”
黄大满忐忑不安：“你知道海帮吗？据说是在东京新兴起来的黑帮，势力发展很快，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警察对他们都非常头痛，公鸡怎么跟他们干上了？”
她却并不在意：“其实也没啥，这的人都这样，今天跟这个帮，明天跟那个帮，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有奶就是娘，我还听人家说，前些天又看到公鸡跟在海帮组长的屁股后边混呢。”
我觉得自己头脑发昏、发胀，也许这里空气太污浊了，也许是他们说的事情让我无法理出头绪来，公鸡明明跟所谓的海帮冲突了，也挨了揍，怎么又跟在海帮组长的屁股后面混起事来？
酒喝完了，黄大满的女朋友还要要，我连忙谢绝了，借口太晚，第二天还要上班，告辞。结账的时候，算了三万多日元，自然要由我买单。
回去的路上，黄大满劝慰我：“算了，也算你尽心了，人家也不是孩子，即使是孩子，你也不是监护人，没有监护权，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别管他了，哪天他混不下去了，来找我们，我们给他留个睡觉的地方，有他一口饭吃，也就算对得起他了。”
我想想，黄大满说得也有道理，我现在也只能做这些，对于公鸡，我没有能力满足他的欲望，更没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活方式。
没了赵刚和公鸡，我们的寮宽敞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真的分开了，心里确实空落落地不好受。只剩下我和黄大满了，我们俩处得更和谐、关系也更近了。有时候，甚至有那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贴心感。
黄大满一次喝过酒之后对我说：“看起来，还是咱哥俩缘分深，不管你还是我，有朝一日发达了，还是那句老话，苟富贵，毋相忘。”
我让他说得活像空肚子灌了姜汤，热辣辣地舒服，连忙回应他：“你发达了，我鞍前马后，我发达了，待你若上宾。”
他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如果能够预见到我们俩的结局竟然会以背叛和决裂画上丑陋的句号，我想，肯定我们那个时候谁也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