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馆的王参赞又把电话打到了富士雄家里找我。富士雄现在已经知道，只要王参赞找我，肯定会有重要事情，连忙穿越半个东京过来给我传话，让我尽快给王参赞回电话。
我给王参赞挂了电话，王参赞约我跟他到一家叫“北国之春”的咖啡馆见面。
咖啡馆里灯光暗淡，我和王参赞坐在角落里，我有些忐忑，这种气氛让我联想起早年看过的反特电影，我们就像正在上演接头戏码。王参赞穿了一身便装，见面先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把我和黄大满他们的情况给他说了一遍，王参赞认真地听着，低头搅着杯里的咖啡，他那样儿挺好笑，看上去好像婚介所拉过来会面的大男大女，我是男的，她是女的，羞羞答答。
我说完了，王参赞仍然搅动着咖啡，好像什么东西掉到咖啡杯里了他正在找：“我倒觉得黄大满的方向没有错，中日文化交流是一篇大文章，不光两个国家的官方要积极推动，民间的力量，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某个方面说，更加重要，能发挥官方起不到的作用。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具体操作问题，也就是具体的方式、项目，搞好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应该没有问题。”
我估计王参赞百忙之中找我，绝对不会是找我瞎聊天，肯定有他的话要说，有他的事要办，连忙请教王参赞：“您说路子该怎么走？给我们指条道吧。”
王参赞说：“文化交流并不光是武术，我们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浩如烟海，你们一定要从中选出能够在日本展演同时又能得到日本人民喜爱的项目。反过来，日本也有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也有义务、有责任把日本健康、优秀的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文化交流，就是要有来有往，单方面输出那还能叫交流吗？另一方面，你们也应该和日本的有关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帮助，比方说你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日本武道协会多多联系，宫本会长对你印象非常好，你们可以联手做一些项目。”
王赞参的话说得比较原则，作为官员，他的话也只能说到那个程度。可是话里话外透露的意思我却听明白了，他是让我们跟日本武道协会加强联系，并且做一些具体的交流项目。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我也愿意，能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关键是我得过日子，不能扔下谋生的路子全身心地投入到那里边，生存对于我仍然是最重大、最现实的课题，只有能够生存下来，才能谋发展，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王参赞，你的意思是让我主动去和宫本联系一下？”我试探着问。
王参赞点头：“是啊，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我说别的为难没有，就怕耽误我挣钱。
王参赞说：“日本武道协会这种组织和国内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协会不同，他们是单纯的社会团体，没有政府的投入，纳税人也不会允许政府把钱投到这种社会团体里去。所以啊，创效益，以商养武，也同样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你有功夫，他们有人脉资源社会关系，你们如果联合起来，不但可以给中日文化交流增加民间基础，也可以优势互补，说不定还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呢。”
我连连点头：“让您这一说，我还真的明白了，我们前段时间做的那些事情，很大原因就是没有人脉，缺乏社会关系，回头我就专门找他们聊聊。”
王参赞很高兴，抢着买单，显然，能够增强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是他的愿望和责任。
还没有等我去找宫本，宫本却主动来找我了，电话还是打到了富士雄家里，富士雄听到日本武道协会的会长居然亲自打过来电话找我，惊讶之余，更是不敢怠慢，立刻跑过来传话，我一听就知道，王参赞肯定也找过宫本了，不然，宫本不会知道我在东京的联络电话。
我和宫本约定，到日本武道协会去找他，跟他面谈。去的时候，我带上了黄大满。
黄大满跟赵刚、公鸡闹了别扭之后，三个人不太说话，过了几天虽然恢复了交流，却客气了许多，也疏远了许多。有一次，黄大满跟我一起参加一场公益表演，赵刚和公鸡那天确实有事去不了，我倒没觉得怎么样，黄大满却一路沉闷，下车的时候幽幽地说了一句：“唉，什么结拜兄弟，兄弟情谊也就值两万日元啊。”
这话口气平静，却很沉重，我暗暗担心，我们四个结拜弟兄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裂痕，怎么样才能弥平裂痕，我觉得有心无力。
也许正因为跟赵刚和公鸡的关系疏远了，黄大满跟我的关系却比以前更近了，只要有表演，我们俩一定会同时出场，即使有时候他有事情，也会推托跟我同进同退。我劝过他，不要太跟赵刚和公鸡较真，他们俩年纪小，有时候不太懂事，能在日本结拜弟兄，这份缘份难得，应该珍惜。黄大满对我的劝说不置可否。
我和他到了日本武道协会，和宫本的商谈非常友好，也富有成果。宫本提出一个可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挺有难度的建议：我们双方合作，开展以中日双方武术为中心内容，范围涉及杂技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在交流活动中，可以包含一些自费性质的旅游接待，这样就能够给双方增加收入。然而，难度就在于，采取这种合作方式，不能以我或者黄大满的个人名义，必须也是相应的社会团体或者企业。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永居权，不论是注册企业还是社团法人都不可能，即便可能，我们也没有那笔钱。
宫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我们加入日本武道协会，参与武道协会的各种活动，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有特别的表演演出收入，还有额外的演出酬劳。这种参与性质，等于我们给武道协会打工，身份和层次都大大低于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可是，对于当时的我和黄大满，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同意。
从那以后，我每天基本上要赶四个工：早上到NEC大厦做清洁工，上午到武道协会帮忙，下午到富士雄帮我开办的整体所推拿按摩，晚上再到料理店帮着洗盘子。好在当清洁工和洗盘子都是计时工资，如果有表演任务，参加武道协会组织的演出，不去打扫卫生、洗盘子最多少拿几个钱，不影响大局，而且，黄大满的劳动密集程度跟我也差不多，整天忙得脚丫子打后脑勺，回到寮里倒头便睡。
虽然仍然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跟赵刚、公鸡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难以照面。早上，我和黄大满急匆匆地外出奔命，他们俩还在睡懒觉，晚上我们已经睡熟了，他们却还不见踪影。偶然闲暇，我追问他们都在忙什么，公鸡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赵刚轻描淡写：“跟别人做进出口生意呢。”
黄大满过后对我说，看他们的情况，可能不好，可千万别做违法勾当，这可不是在国内，出了事情，没人能帮得了他们。我看他说的郑重其事，追问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摇头否认：“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你现在跟他们俩还能说得上话，你抽空跟他们说说，他们现在对我意见大得很，觉得我匿钱了。”
人的性格在很多方面往往会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甚至会决定一个人的终身命运。黄大满表面上随和、热心，骨子里却有一股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倔强的傲慢，他没有匿钱，给赵刚和公鸡解释清楚并不难，他却憋着劲，就是不说。反过来，赵刚和公鸡当面说了他，他却反而发火拂袖而去，本来人家是猜忌，他又不作解释辩白，误解在赵刚和公鸡心里已经成了定势，这个芥蒂化解不开，我们四个结拜兄弟的关系就永远难以复原。
黄大满郑重其事的让我提醒赵刚和公鸡，虽然他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直觉却告诉我，黄大满肯定知道一些什么，他仅仅是不愿意说而已。但是我却暗暗在心里装了一件事情：抽空把他们拢到一起，吃顿饭，该说的说说，既然结拜了，就是亲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异国他乡遭遇厄运。
然而，还没有等我抽出空来，公鸡却出事了。
那天，没有演出，我在富士雄那儿把推拿按摩的人应付完了之后，富士雄留我吃饭，放在以往，晚上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会在他们家就餐，餐后跟富士雄聊天，享受一杯日本绿茶。可是，我看到了至美的眼神，仅仅是一瞥，她眼神里面的火苗，那种掩埋在黝黑深处的暗火，令我心惊胆颤。我不是怕她，我是怕我自己，我没有抵御至美温柔、美丽的能力。
我知道，她希望我留下来，我胆怯地谢绝了富士雄的好意，逃跑样的匆匆离开。然而，我能逃脱至美，我能逃脱我自己吗？
回到寮里，我却惊讶地看见公鸡躺在榻榻米上，脸上有伤痕和血渍，身上的衣裳灰土土地，活像刚刚在地上打过滚。我惊问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他说街上碰到了混混，打了一架。显然，他在说谎搪塞。日本社会秩序良好，人们彬彬有礼，我到日本以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吵嘴打架的，更没有见到过他所谓的混混。他一个外国人，能和什么样的日本混混打架呢？即便真的打架，警察也会及时出现处置，不会就让他这么跑回家里。
我再次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有什么事你给二哥说，二哥帮你。”我说的是真心实话，如果有人欺负他，作为结拜兄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他摇摇头，口气挺不耐烦：“给你说了，没事，就是遇上两个混混捣乱，打了几下。”
我连忙跑到街头的药店，买了红汞、纱布之类的药物，又到售卖店买了一些吃食、啤酒，又要了一些冰块，回到屋里之后，给他涂上了药水，包扎了一下，肿胀的位置做了冰敷。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很顺从，默默地，任我摆布，却一句话也不说。我让他吃点东西，他吃了，却没吃多少，他的胃口一向很好，今天却吃不下东西，我猜测，不是胃口不好，而是心情不好。
晚上，黄大满回来了，见到他那个样儿，也不好再绷着，问长问短的关心，找出他的换洗衣裳，让他换下身上的脏衣服，跑到露台的自来水管上给他洗衣服。
我跟到露台上，悄声问黄大满，他是否相信公鸡是在街上跟不相干的混混打架了？黄大满欲言又止，我再三追问：“你有什么话不能说？有话都憋在心里，我们还是兄弟吗？你在这么掖着藏着，等到出了大事，你后悔来不及。”
逼到了这个份上，黄大满才告诉我，他在歌舞伎町看到公鸡在作案内人。
我大吃一惊：“怎么，你跑到歌舞伎町去了？”
歌舞伎町位于新宿，在几乎所有人的印象中，那是世界有名的红灯区之一。事实上，歌舞伎町是一个庞大的娱乐中心，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烟花之地。案内人，就是国内俗称的皮条客、黄牛。歌舞伎町有很多“无料案内所”，“无料”是免费的意思，案内所就是给前往歌舞伎町观光、消费的人推介吃喝玩乐的场所，反过来说，就是给那些吃吃喝玩乐的场所拉客的人。他们不向客人收费，而是从那些从事娱乐行业的商家那儿提成。
我的问话，尤其是惊诧的口气让黄大满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却也没有隐瞒：“我去过，你难道没有去过？”
迄今为止我还真没有去过，不是我假冒正人君子，也不是我无欲无求，而是谋生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此外，我也胆小，怕在那种地方遇上麻烦。
黄大满告诉我：“我在那边有朋友，女的，坐台的，没事过去看看，有时候也在一起喝酒聊天。”
我明白他说的“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人非圣贤，孤身在外，精神和肉体，心理和生理都需要慰籍，这我能理解。再说了，我也没有权利干预人家的私生活。可是，公鸡到那里当案内人，靠拉皮条挣钱，却太出乎我的意料，也太让我不安了。那种地方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在那种地方从事那种最下贱、低级的职业，如果那也能算作职业的话，我没法想象，他会遇上什么事情，也没法想象，他今后会落个什么下场。
我扭头回到屋里，公鸡已经入睡，时断时续的鼾声证明他即使在睡梦中也很难安稳。我没有叫醒他，我想，这几天一定要安排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几天以后，公鸡回来得早一些，我把他叫到露台上，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到新宿歌舞伎町做了案内人，他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的。
我开始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地劝说他脱离那个圈子，脱离那个场所。我给他分析那种黑白道混杂、藏污纳垢之处的种种风险和肮脏；我指出他的红色出身、高干子弟背景与现在从事职业的可悲位差；我向他说教做人的尊严和道义，处事的原则和伦理……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突然由一个语拙的人变成了能言善辩之士，突然由一个扮演兄长的男爷们变成了苦口婆心的婆婆。
公鸡一直保持了沉默，对我的唠叨不置可否。我说了一个多小时，口干舌燥，实在找不到话头的时候，只好闭嘴。他抓住我闭嘴的空隙，声音不大，但非常坚定地说：“二哥，干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觉得当案内人，比你和大哥跑场子卖把式低级。再说了，我不去干那个，我能干什么？跟着你们满世界跑着卖艺？你们能卖艺，我能卖什么？算了吧，这是日本，不是中国，没人在乎你干什么，在乎的是你兜里有多少日元。”
说完，他扔下我，转身就走，走到露台和过道联通的门口，他回身叫我：“该睡觉了。”
我一个人呆在露台上，我不能不承认，公鸡说得有道理，面对生存这个大命题，干什么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