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从日语学校毕业，毕业以后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继续求学还是务工赚钱。这两个选项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本意上来说，到日本并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能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创造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但是，那个年代的日本，对外国人务工控制非常严格，如果拿到了日语学校的毕业证书，而又没有考入其他学校就读的话，按照相关规定是不允许就职从事劳务活动的。
跟国内大多数五零后一样，文化大革命彻底剥夺了我们接受教育的权利，我从小就没有上过几年学，学习日语那是没办法，要在日本社会里生存发展，不懂人家的语言就寸步难行。可是，学会日语，能够纯熟的使用日语，只不过是掌握了语言工具，就如仅仅学会了说话写字，以这点文化基础，不要说考入大学，就是考一般的专科学校都是很费劲的事情。
越是接近毕业，同学们越是焦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日本留学的所谓留学生中，绝大多数跟我一样，目的并不是为了深造读书，而是为了掘金、挣钱，如果有可能，能够得到日本永居权，那就是最大的成功。毕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失学、失业，如果不想成为东躲西藏的黑户口，那就只能被遣返。
我永远感激富士雄，如果不是他给我提供了做推拿按摩的场地，帮我招徕了那么多顾客，我就不可能在日本掘得第一桶金。如果不是他提议我到原宿广场表演中国武术，我就不可能遇到王参赞，也就不可能参加世界武术交流大会。如果没有那场世界武术交流大会，我也不可能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日本的就职许可证。
日语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些联欢活动，增进学生的友情，调剂学生的学习生活。自从我在世界武术交流大会上成了“明星”之后，每遇到这类活动，学校都安排我出场展示中国武术。学校还经常和日本的大专院校搞联谊活动，目的在于向这些学校推荐生源。从语言学校毕业以后，能够考进日本高等院校的学生越多，语言学校的成绩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知名度就越高，报名就学的人也就会越多。
在一次和京都工商大学的交流活动上，我表演的中国武术大受赞扬，京都工商大学的校长跑到我跟前找我套近乎，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亲自当翻译。我们校长是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京腔汉语，说得比我还地道。京都工商大学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就读，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底细，即使他们手下留情，我恐怕也难以考过。我没好意思说我的文化底子差，怕考不上，告诉他说我已经三十大几，奔四的人了，有家有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挣钱养活，如果我去上大学，别的因素不说，经济上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得了。
我们校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听到我那么说，就问我愿意在日本长期生活下去，还是想挣一笔钱就回国。我说当然愿意长期生活下去。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马上答应我：“那好办，我们出证明，试着把你的留学签证改成劳务签证，那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们俩用中文说，工商大学的校长问我们俩在说什么，我们语言学校的校长把我们的对话翻给他听，工商大学校长哈哈大笑，说中国人就是现实，实际，这样很好，如果我挣够钱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随时欢迎我到他们学校就读。
我暗自苦笑，心想，如果我真的挣够了钱，没有后顾之忧了，还用得着读大学吗？
那天的联谊活动非常成功，过去我也就忘了，没把我们校长说的事当成事，以为他也不过就是在那种场合，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校长接下来做的一切，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日本，你万万不能把别人对你的许诺，或者你对别人的许诺不当一回事。
我们开始了期末考试前的最后冲刺，这也是我们在语言学校最后的一次期末考试，两年的语言学习，这次考试之后就算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都在抓紧复习，口语、文字、文化历史、日本地理等等都是我们考试的内容。距考试还有一周的时间，校长亲自来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出去，递给我一个信封：“许君，变更签证的手续我基本上给你办好了，剩下的程序需要你亲自到入管局办理。”
我那一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是日本，这就是日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似乎就是他们的行动准则。我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因为我对办理改签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据我所知，在所有留学生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还在语言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把留学签证改签成了劳务签证。他却把自己的一个承诺当成了义务和责任，认真地去办，并且基本上已经办好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索性不说，我深深朝他鞠躬，仅仅说了两个最简单的字：谢谢。
日本入管局全称是入国管理局，是法务省辖下的专门负责进入日本国以及居留日本国人员身份和资格管理的机构。像我这样居留期间改变居留资格申请，必须获得法务大臣的批准。由于管理严格，审批程序复杂，留学生在没有取得语言学校毕业证书之前，基本上不做想望。而校长交给我的申请表上，已经盖好了法务省大臣的核准印章。变更理由写的是从事中日文化交流。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护照，亲自去入管局相应的管理机构，重新核发签证，把留学签证变成劳动就业资格签证，拿到了这个签证，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从事伴有收入的业务活动或接受报酬的活动”，这是那个年代进入日本国大部分留学生梦寐以求的资格，我却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
办理入国资格变更许可的过程非常简单，让我多少有点沾沾自喜的是，具体工作人员竟然认出来我就是在电视报纸上广泛报道过的那个“中国武术家”，他告诉我，我是全日本语言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劳务改签的中国人。当我怀里揣着盖有“劳务签证”的护照，我有了自信，我确信，我在日本的前景一定会像这东京的天空一样晴朗、光明。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向我的结拜弟兄们报告喜讯，让我多少有点失落的是，弟兄们一个都不在。公鸡和赵刚可能还在学校冲刺，黄大满早我们几年到了日本，也早我们几年拿到了语言学校的毕业证书，考进了一个工商专科学校之后，也拥有了“劳动就业资格证”。劳动就业资格证和劳务签证护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要上学，每周打工时间有限制。而后者如我的劳务签证，可以专门就职从业。所以，黄大满在学校挂了个名，学校的学业早就已经荒废了。
我到附近街头的售卖店里买了一些吃食、啤酒，等着他们回来。我来到露台上，高低起伏的屋宇铺陈起棱角分明的波涛，远处的高楼大厦背衬晚霞，活像黑黝黝参差错落的石碑，东京是一座没有喧闹的都市，我从心底里喜欢它，看着眼前寂静却又涌动着无限活力的建筑，不由暗暗感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这环境优良、气候宜人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感慨过后，心灵就如荒弃的房屋，破败、空落，惆怅就像伏兵袭击了人的情绪，觉得自己也跟这日落时分的天时相仿，灰蒙蒙、沉甸甸地。
公鸡和赵刚回来了，我把“在留资格变更许可”拿给他们看，他们表面上替我高兴，我却感觉到了若有若无、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的味道。
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等黄大满还是我们先吃。他们俩异口同声：黄大满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们都饿死了，先吃。
于是我就摆开吃食，打开啤酒，既是请客，也是庆祝我身份的改变。他们俩祝我“事业顺利、财源滚滚”，我也祝他们早日办成改签，拿到就业劳务证。公鸡啃着一只鸡腿，摇头晃脑终于对我那小小的成功表示出了不屑：“要那玩意没什么用，最重要的还是拿到永居权，拿到了永居权，想干啥不成？”
黄大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说他在外面吃过了，听到我改签了在留资格，拿到了劳动就业资格证，他非常惊讶：“看不出来你小子挺有路子，花了多少钱？看样子日本跟国内也差不多，都有腐败。”
我告诉他一分钱没花，是语言学校的校长帮我办的，他不信：“不可能，无利不起早，人家凭啥替你办这么大的事？”
我想用事实告诉他，在日本，确实有很多无利也起早的人，比方说我的朋友富士雄一家，还有这位中国通校长。可是看到他不以为然的样子，就没心情跟他辩白了。
我钻进壁橱睡下了，黄大满却又把我叫了起来：“老二，出来，出来。”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我只好从壁橱里又钻了出来。他又叫赵刚和公鸡：“老三，老四，起来，起来。”
因为我睡在壁橱里，他叫我的时候用“出来”，他们睡在榻榻米上，叫他们的时候就用“起来”，这也经常是我们相互取笑的资料。公鸡说老大叫老二听着像老二是藏在洞里的逃犯。赵刚说老大叫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不能勃起的阳物。我们都曾经强烈抗议，要求黄大满改改，黄大满呵呵笑着说打死也不改。
黄大满问我们：“你们想没有想，今后该怎么办？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棰的瞎捞，捞着了就有吃又喝，捞不着就干瞪眼？”
今后怎么办，谁都在想，谁也想不清楚，就像确定了目标要去北京，可是没钱，光想去不了。弄一个远大的理想装在脑子里并不难，难在实现的过程和途径。
“我刚才看了，老二的劳务证上从事业务是中日文化交流，你们从里边看出什么道道没有？”
赵刚和公鸡茫然摇头，不要说他们俩没看出什么道道，连我自己也没有看出来这里边有什么道道。
“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做什么，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的，都可以用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头去做。”
我有些恍然，却又有些茫然，恍然的是我似乎看到了一条大路，茫然的是我却不知道这条大路通向何处，而且路上能跑什么车，又有哪些规则。
“老二，你过去说过，你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攒十万日元，现在理想实现了没有？”黄大满问我。
我们虽然结拜了兄弟，相互之间却从来打听个人收入状况，相互之间也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收入情况，在国外，那是个人的绝对隐私。当然，谁在干吗，大约摸能挣多少钱，相互之间虽然不过问，心里却也都有个大概的底数，黄大满他们都知道，我在富士雄家里开了整体所，收入应该不菲，再加上做清洁工，每个月积攒十万日元的目标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
我回答：“应该没问题。”
黄大满说：“你的理想实现了，就这样守着你那个理想混下去啊？我帮你算算，一个月攒十万日元，一年一百二十万，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相当于五六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你才能积攒下来五十万人民币，那么点钱，在东京这样的地方还算得上钱吗？”
那个时候，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二十三比一，九十年代初期，发生了日元大升值，达到了现在的十三比一。他这个算法的基础当然不是我的真正收入水平，那会儿，我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能够达到每个月刨去吃喝拉撒睡交通等等支出，每个月积攒三五十万日元都有可能。不然，我哪里能有几百万日元汇回北京，让我老婆买房子。我也不说破，含含糊糊地应答着，等着听他的主意。
黄大满命令公鸡：“别让我干说，还剩下啤酒没有？”
公鸡说还剩下不少，连忙过去把啤酒搬过来，我们谁也不吃亏，每人咬开一瓶，边喝边听黄大满发表演说。
“我想啊，现在我跟老二都有劳务签证，也都办了劳务就业资格证，今后还要办永居，怎么才能办永居？那就得有投资、有企业才行。我们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一辈子当工薪阶层，你们说对不对？”
我们都连连点头，到了日本，谁不想办永居？在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的下意识里，办了永居就是成功，没有办到永居，就是失败，就等于白来了。
黄大满说：“我想，第一步我们先要联合起来，不能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既然我们是弟兄，就应该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第二步，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比方说，联合办个公司，或者合作搞个项目什么的。第三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老二的知名度，就先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我们武术表演不也算是武术交流吗？”
我马上明白，他这是又想走老路数，重操旧业，像在国内那样，组织我们去跑码头、卖艺。那条路在国内都走不通，在日本能不能走得通，我怀疑。但是，怀疑我也不能说出来，我说出来，难免让他们错觉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有活大家干，有钱大家赚。”
我还不能沉默，沉默在外交上可以理解为默许，在我们这儿就可以理解为不满。我学习日本人，用委婉和暧昧来表达我的见解：“我觉得大哥说得很有道理，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理想不能局限于挣钱攒钱，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就应该有新的更加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比方说，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我们的贡献，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公鸡却首先表态他不愿意：“我觉得大哥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真正实行起来恐怕比较困难。首先，到哪演？找谁联系演出？总不能满大街撂地摊收钱，那不成了街头艺人了？就算我们拉下脸撂地摊，警察能让吗？其次，怎么收钱？建账、分账、办税，是不是还得再聘个会计出纳？这是在日本，可不是在中国，想稀里糊涂挣钱不缴税恐怕不行。还有，挣来的钱按照什么比例分？二哥拿大头那是肯定的，我也没意见，别的呢？我们仨，怎么分？第三，三哥，你会什么武功？”
赵刚说：“我可不会武功，你说你的意见，别把我拉扯进来。”
公鸡便继续往下说：“我和赵刚都不会武功，大哥二哥能上场表演，我们俩干啥？就跑龙套当摆设？我想来想去，肯定不成。”
黄大满说：“什么事情都要先干起来，啥都没干呢，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啥也别干，老老实实稳稳当当在家呆着，看谁能给你送钱来。”
赵刚性格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主见，听黄大满这么说，就又随了黄大满：“大哥说得有道理，要不我们先试试看？实在不行再找别的路么。”
公鸡的态度也软化了：“试试看倒不是不行，我看大哥说得这个路子属于缸沿上跑马，悬！就怕忙乎半天白搭工夫。”
黄大满已经开始对公鸡不满了，乜斜他一眼：“公鸡，你要是当我是大哥，就别他娘的老当搅屎棍子，我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们四个能有个好前景吗？你要是有好办法就拿出来，能行我们就按你的办，你要是没什么主意，就少说那种白开水加盐的闲话。”
公鸡是个从来不让份的人，尤其是嘴上更不会轻易服软，还在北京混的时候，我就说过他是鸭子扔进汤锅里，肉烂嘴不烂。黄大满话说得挺臭，公鸡梗起脖子又作出了斗架的架势，我和赵刚连忙从中调和，我掉转话头，说起了办理签证改签的过程，赵刚追问公鸡最近情场有没有斩获，总算是堵住了公鸡的嘴，没让他们俩吵起来。
什么事情好像都有个征兆，黄大满提出的联合作战、共同发展，大家一起跑场子巡回演出的方略，四兄弟中有三个并不看好，似乎预兆着他的方略肯定要以失败结局。果不其然，我们三个人拿到了语言学校毕业证书以后，黄大满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他为自己的设想振奋，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可行性、正确性，还真地联系了几场演出，有在东京本地的，也有到大阪、水户等外地的，一来我们的表演项目太单调，二来我们的人也太少，能上场表演的也就是我跟黄大满两个人，正应了公鸡那句话，他和赵刚就能跑跑龙套，别的忙也帮不上，所以收入微乎其微，有的时候人家也就是给个车马费，真正属于赔钱赚吆喝。
这种事情干了大概有多半年，终于在我们中间引发了第一次激烈冲突。因为演出都是黄大满联系的，所以一般组织演出的单位都是直接对黄大满结帐，我过去在国内就和黄大满一起干过这种事情，心里有数，搭帮跑场子，根本不可能挣多少钱，所以也并不在乎结了多少账，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当清洁工、到富士雄家里做整体。
公鸡和赵刚心里却总觉得东跑西颠分不到钱，亏得慌，情绪受到影响，脸上经常挂着不满，就像进入雨季的东南亚。
那天又有一场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广场的表演，事先说好了是公益性的，公鸡和赵刚就嘟囔着找理由、找借口，就是不愿意去。我们要带道具，还要有人帮着解说、在台上作保护，还真少不了他们俩。黄大满动用了老大的权威，我又在旁边再三劝说，还许诺事后请他们喝酒，他们才勉强跟着我们出发了。没想到的是，表演结束了，富士电视台却又改变初衷，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万五千日元的辛苦费，因为这种演出，尽管是公益性的，但是对于电视台来说，也有广告的作用，所以人家不昧良心，虽然事先没有说，该给的人家也一定要给。
这本来是好事，意外的收获，公鸡和赵刚却多心了，觉得很可能过去很可能每次都有这种钱，我和黄大满私分了，没有给他们。这一次是人家当面分发，我们没有机会私吞，他们才能拿到手。有了这份猜忌，他们俩的心情不可能好，我兑现承诺请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借酒遮脸，放屁崩砂子，说了很多夹枪带棍的话。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黄大满，我仅仅是演出主力，并没有参与联络、经营。他们喝着酒吃着烤鱼片，你唱我和，冷言冷语，把黄大满气得直哆嗦。
当公鸡说：“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我们还不是亲兄弟，更应该把话说到明处，忙乎大半年了，到底挣了多少钱？别拿我们当棒槌”的时候，黄大满终于忍耐不住，在台面上狠拍一掌，就像酒屋里谁突然放了一炮，把四周的日本客人吓得目瞪口呆，连柜台里边忙着给大家伙调理牛排的厨师都扔下手里的活，怔怔地看着我们，嘴张成了棉鞋口子。
“从今天起，咱们各干各的，谁要是再张罗这种事情，谁他妈就是大姑娘养的。”撂下这句话，黄大满起身离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黄大满反应会这么强烈，这似乎不是他的性格。闹了这么一通，再好的酒菜佳肴我们也没有心情享用，我匆匆结账，带了他们俩出去追赶黄大满，外面夜灯朦胧，街上人群潮水般汹涌，哪里还能看到黄大满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