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无论跟着我爸爸打拼，还是凭我自己的力量挣扎，都一直跟贫困相伴。贫困就像我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甚至颓唐沮丧地判断，也许，我的命运就是如此。
亲眼看到我妈给人补锅补盆，用辛勤屈辱的劳动，赚来一毛一毛钱，养活我们一家人，对我的震撼恐怕这一生都难以忘怀。
跟着刘大叔看了我妈妈串着胡同给人家补锅焗盆，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却记忆深刻，当时我脑子里闪现的想法是：这就是我们家的日子吗？我妈，我爸，都是勤劳朴实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个家可以把自己豁出去的人，可是，我们家，还有刘大叔那样的好人，为什么就不能过得好一些呢？
刘大叔对我说：“你也不小了，别整天在院子里跟那些孩子混了，想着赚钱，帮帮你妈。”
我连连点头，那个时候，只要能赚钱，我恐怕什么事情都会去干。刘大叔让我跟他学着捡马粪，刘大叔捡马粪当然不是像我妈那样企图熬成汤让家里人当饭吃。他捡马粪可以卖钱，一筐马粪送给木樨园那边收马粪的人，可以换两分钱钱。两分钱买一根冰棍都不够，可是，那个时候，两分钱对我的诱惑力是无可抵御的。
捡马粪说起来简单，想起来也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却很有技巧。骡马大车都是运动状态，捡马粪的人又多，实际上是抢马粪，谁先抢到筐里，就是谁的。刘大叔捡马粪的技术轮火纯青，他骑一台破自行车，捡粪的铲子扛在肩膀头，自行车快，能够紧紧跟随马车，马随时拉出来，他不用下车，用铲子铲起来，看都不用看，随手朝后边一甩，马粪就平平稳稳的落到了他自行车后座上的粪筐里。
我小，也没有自行车，刘大叔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木板车，四个轮子是用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的轴承做的。我的粪筐放在木板车上，我拉着木板车，从前门大街开始，盯准了肚子鼓胀胀的马匹，跟在大车后边，骡马尾巴一翘，我就随时赶上前去，马粪一落地，我就铲起来装进木板车上的粪筐里边。我没事，不像其他大人还要兼顾别的营生，属于专业捡马粪的，所以可以整天跟在马屁股后面，干得好了，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一筐马粪。每天捡的马粪，我就拉回家里，堆积在大杂院外边，等到攒够了十筐，就由刘大叔带着我运到木樨园，找一个叫张大爷的人，交给他，然后由他计量，按照每筐两分钱跟我结算。我那会儿不知道他们要马粪干嘛，后来才知道，用马粪可以养蘑菇，还可以培植出高档的时令菜肴供应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劳动成果五毛钱交给我妈的时候，我妈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那份儿高兴和激动，她的眼圈红了，却没有哭出来。她从脏兮兮的毛票里拿出来一毛钱给了我：“拿着，渴了买根冰棍吃。”
那一毛钱是我挣的，但是从我妈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不是我挣的，是我妈妈奖励给我的，当时的那种高兴和振奋过后哪怕我一下挣了一百万的时候，也再没有品尝过。
什么事情干熟了就能找到窍门，逐渐我成了捡马粪那个行道中的“小人精”。我能用眼睛判断出哪匹骡马即将排泄，从而及时卡位，抢到那挂大车的跟前，跟着那挂大车轻而易举的捡到马粪。而且，我也学会了不用回头就把马粪准确扔进粪筐的技能。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能捡多少马粪，而在于捡了马粪存放在哪儿。刚开始，我把马粪放在大院门外的边角处，马粪捡来以后，还要风干，风干了人家才收。可是，老白家不让我在那儿放，嫌臭，别的邻居也整天骂骂咧咧，说出来进去都是一股大粪味儿。
后来我就把捡来的马粪堆放到我们家门口的空地场上，这样一来，胡同里其他住户就不好说什么了，老白家却大闹起来，非逼着我把马粪搬走，嫌马粪太臭。我一个孩子，能把马粪放哪去？于是就跟他们争执，他们不敢打我，却骂骂咧咧没完没了。对于这种谩骂，我也不理会，不管怎么说，马粪确实挺臭，损害了人家的居住环境，人家不高兴，骂就骂去吧。要想让我把马粪挪走，我却做不到，因为我没有搁马粪的地场。
这种谩骂后来就逐渐升级，趁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他们往我的马粪上浇水，往我的马粪里边扔垃圾。白家兄弟拉拢了胡同里其他的孩子，依仗人多，又开始堵截我，我采取了游击战术，惹不起，躲得起，尽量远远避开他们。那一天，我心里挺高兴，因为今天又是我去结帐的日子，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能有八毛多钱的收入，那是我积攒了四十多筐马粪的成果。早上起来，我带着我弟弟到胡同口那边去玩，大杂院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兄弟玩耍的权利，只要我们在大杂院里出现，老白家三兄弟就会和一些其他孩子，对我们进行谩骂，还朝我们身上扔石块、土坷垃。
我就带着我弟弟到远一些的地方玩，说是玩，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玩的，远一些的地方没有白家兄底欺负，却也没有熟人跟我们玩，我们就沿大街瞎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观观景，散散心，人总不能老在屋子里头闷着，尤其是我弟弟那么大的孩子，正是活蹦乱跳的时候，整天闷在家里能闷出病来。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带着我弟弟胆战心惊的朝家里走，我猜度，这个时候那些孩子也应该大都回家去吃饭了，街上应该不会遇到他们。
他们却堵到了我们，有七八个孩子，领头的是白老大，先是追着我们屁股后面骂，再后来就是用石头瓦块扔我们。我一路护着我弟弟朝家里奔，想着到家就平安了。他们却也分成了两伙，另一伙绕过旁边的小胡同，堵到了我们前面，这一回他们没有再废话，围上来就动手打了起来。我仍然一直保持着那个底线，你们不动手打，怎么骂，我忍。但是你们如果动手，那我也绝对不可气。那是一场混战，我不但要应付那冰雹一样袭来的拳头和腿脚，还要护着我弟弟，难免左支右拙，顾头顾不了脚。我把我弟弟护在怀里，露着后背让他们打，瞅空子就朝他们小肚子、胯裆那些要害地方下手。我身上挨了不少打，却也把他们几个人给揍惨了，剩下还有战斗力的只有白老大和他的另一个同学，这个时候我就能腾出手了，我扭身抓起倚在墙边的一条棍子，抡圆了朝他们打去，白老大吃过我的大亏，见状连忙逃窜，他那个同学，个头比白老大还猛，足足比我高了一个脑袋，却被我在踝骨上狠狠地敲了一记，跳着脚骂骂咧咧一瘸一拐地撤退了。
摆脱了他们的围攻，我护着我弟弟朝家里走，这个时候砖头土坷垃还有瓦片，从四面八方朝我们的身上砸了过来。我连忙把我弟弟拢到我的怀里，一块砖头呼啸着朝我弟弟的脑袋上飞了过来，我本能地弯腰护他，结果，那块砖头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左眼上。迷迷糊糊中，我就听到白老大喊了一声：“快跑啊，出血了。”那些孩子一哄而散，我的左眼剧痛，连带着脑袋里面嗡嗡乱响，整个左边面颊也火辣辣地。
我领着我弟弟回到了家里，我姐姐已经把饭做好，看到我惊慌地问：“你怎么跟人家打架了？满脸都是血，打哪了？”
我说没事，让他们砸了一砖头。我姐给我倒了一盆凉水，让我把血洗洗。我洗干净脸上的血，我姐姐告诉我，眼睛肿了，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当时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一砖头毁了我的左眼，成了我一生的伤痛。
吃过午饭，惦记着那还没有结算的马粪钱，我又朝木樨园奔，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看着我问：“这孩子眼睛怎么了？肿成发糕了怎么还朝外边跑？”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觉得眼睛疼了，就是觉得整个脑袋发胀，血液一个劲朝两个太阳穴里边鼓，就像是要冲破太阳穴冒出来。还觉得反胃、恶心。我强撑着，总算到了木樨园，找到张大爷，张大爷不在家，张大婶看到我那个样子，连连叹息着，替张大爷给我结算了一块钱，比应得的多给了我两毛钱。张大婶怕我在路上出什么事，一直把我送到了家。
睡了一晚上，我的眼睛肿成了名副其实的发糕，眼睛睁不开了，只能用一只右眼看东西。我妈一看情况严重了，带着我到医院去求诊。到了医院，找到眼科，医生诊断以后，说是要做手术，手术费要一百多块。我妈当时就傻了，呆在那儿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医生一看我妈那个样就知道我们家不是能掏得起手术费的主儿，改口说实在不行就先开点消炎的药，回家用冰毛巾敷敷。
我妈取了药，正要带我回家，那个眼科大夫又追了上来，递给我妈一张纸条，说是解放军巡回医疗队的住址，治疗免费，让我们到那地方看看，说不定能不花钱动手术。
我妈千恩万谢，第二天就照地址带着我去了解放军巡回医疗队，人家看完以后，说是可以做手术，但是却要街道或者单位的证明，证明我们家是工农兵或者革命干部，属于红五类，家里没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牛鬼蛇神。这种证明我们家根本开不来，所以也就打消了在解放军巡回医疗队作进一步治疗的打算，回家继续点那位好心的大夫开的眼药水。
我的这只左眼，经过冰敷、点眼药水，当时倒也好了很多，再后来，上了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急剧恶化，剧痛、视力下降，现在已经近乎失明。这只眼睛，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终生遗产，也是我爸爸教育我任何时候都要护着弟弟的历史成果。
过了一段时间，老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也可能招惹了什么人，被人家揭发说他当伪警察的时候，手上有命案，抓过地下党。结果大字报大标语再一次刷满了我们那条胡同，他们家也被抄了，老白被红袖标押走了。从那以后，老白家三兄弟算是老实了，不再欺辱我们，走在街上，溜着墙根，灰溜溜地像小老鼠。我想，让别人看我，可能也是那副样子，心里顿时没了对他们的恨意，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