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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2023-06-28 10:003,513

  刘大叔说他可以带我去看我爸爸,我惊喜不已,爸爸被那些人带走之后就杳无音讯,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此时听到能见到我爸爸,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天降纶音,是让我大喜过望的好消息。

  有好几次,我做梦梦见我爸爸让那些戴着红袖标的人给杀害了,我哭醒了,把梦境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说梦是反的,梦见我爸爸不在了,恰好说明我爸爸活得好好的。这么安慰我,我妈妈自己却彻夜未眠,翻来覆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她的眼睛红肿着,我知道她夜里哭了。从那以后,又做过几次我爸爸被红袖标毒打、杀害的噩梦,我再也没敢告诉我妈妈。

  听到刘大叔要带我去看我爸爸,我急着告诉我妈,刘大叔不让,他说:“我也是听到个谎信,说是你爸爸在劳动改造,参加拆老城墙呢,我先带你偷偷过去看看,要是你爸真的在那儿,再告诉你妈不迟。”

  那天,不知道是我的感觉,还是天气真的那么好,瓦蓝瓦蓝的天空飘荡着洁白的浮云,阳光照在人身上,一点也没有燥热的感觉,暖烘烘的,就像冬天人依偎在火炉旁边。走在路上,还有轻轻的凉风,似乎有看不见的手在帮人打扇子。我跟在刘大叔的身后,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一个工地上,那个工地有背着长枪的红袖标看管,一群灰蒙蒙的人蚂蚁一样在城墙上下忙碌。有的拆城墙,有的往下面搬砖,也有的把搬到下面的砖小心翼翼地画上编号,然后再用大马车运到别处去。

  看到大马车,我有点后悔,如果我把我捡马粪的家什带上,即使没见着我爸爸,也不致于白跑一趟。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刘大叔呵呵笑着拍了我后脑勺一把:“还行,干啥想着啥,就啥都能干好。”

  人很多,我根本看不清我爸爸在没在里边,刘大叔说他是大人,不敢靠得太近,靠得太近容易引起那些红袖标的注意,让我假装玩,往跟前凑凑,仔细地找找。我就假装玩耍,眼睛瞅着地面,东瞅西看,我打算好了,如果那些红袖标盘查我,我就说我抓蛐蛐,蛐蛐就喜欢在这些旧城墙的缝隙里安家落户,拆城墙,就是抓蛐蛐的好时机,弄好了,还能抓住黑头,据说,黑头蛐蛐可以当将军。这点关于蛐蛐的知识,还是我弟弟传授给我的。

  那些红袖标并没有关注我这样一个孩子,而且,那种场面好像也不是正规看管犯人的劳改场所,所以我不但靠近了那些穿着破衣烂衫辛勤劳作的人群,还能在他们中间蹿来蹿去的瞎跑,却也没人管我。让我为难的是,这些人好像长得都一个样儿,满脸灰土,蓬头垢面,每个人都戴着破手套,默默地干活,谁也不吱声,如果吱声,说不准我也能听到我爸爸的声音。

  我正在找得头晕,一个人推着三轮车从我身边经过,轻声喊了我一声:“儿子,你怎么来了?”

  我这才看出来,这个人是我爸爸。他还穿着离开家的那套衣裳,只是上面沾满了灰土,衣服多了一些补丁。我正要叫他,他却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别吱声,赶紧回家,告诉你妈,我没事,我也不是历史反革命,更没当过国民党上校,他们正在调查呢,很快就能清楚了。”

  我悄声问他:“你啥时候能回家?”

  他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你回家告诉你妈,我们现在劳动,吃得饱,大馒头可劲吃,还有白菜炖肉,让她放心。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你弟弟,听你妈的话,快走吧。”

  如果按照排行,我应该算老二,我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可是我爸爸习惯把“老大”这顶高帽戴给我,好像我姐姐不算家里的孩子。我爸爸说完,慌忙忙地推着三轮车走了。我也假装没事的从劳动的人从中撤离。

  刘大叔还在原地等着我,一见我就急着我:“怎么样?有没有你爸爸?”

  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刘大叔顿时高兴了:“赶紧回家,告诉你妈去,让她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路上刘大叔告诉我,他之所以这么高兴,并不是因为我看见了我爸爸,他是听他那些老战友说,牛棚里关的人太多了,上级有精神,问题不严重,或者已经快查清的人,没有实际危害性的,一律派去参加劳动,家在北京的过些日子,等城墙拆完了可以取保,在家里监视居住:“说不定,你爸爸快要回家了。”

  那天晚上,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家最欢乐的一晚上,我姐姐已经做了晚饭,照旧是豆面窝头菜糊糊配大头菜。等到我妈回来,我把情况给我妈一说,我妈坐到炕头上就哭,这时候我才醒悟,我妈平常不说,可是心里的压力绝对比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要大得多。哭了一会儿,我妈在地上扎撒着两手转来转去的不知道要干嘛,我看她那样儿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连忙问她要干嘛,她反问我你说现在要干点啥,我说,刘大叔说了,今天晚上让你给我们做点好吃的。

  一句话点醒了她,我妈马上吩咐我姐把已经蒸好的豆面窝头收起来,留着以后慢慢吃,她给我们蒸馒头。说着,我妈拿了肉票和钱让我到胡同口的肉铺买点肉回来,我提醒她这个点肉铺早就下班了,她说那就到商场买个肉罐头回来,我给你们炖白菜肉吃。人最大的欢乐并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最大的欢乐应该是有了希望。那天晚上,我们家非常欢乐,因为我们有了希望,我爸爸就要解放回家了。

  还真让刘大叔说着了,又过了几个月,我爸爸终于让人家放了回来,啥事没有了。他告诉我们,那个叫铁牛的家伙,过去是他的师兄弟,他不小心得罪了那个人,那个人解放前就找不着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也混到了北京,也混进了地质部下面的一个单位烧锅炉。文革一开始,他就揭发检举了我爸爸曾经给国民党廖耀湘的新六军当过上校武术教练,于是就把我爸爸当成历史反革命给抓了。

  “你真的当过国民党上校啊?”我,还有我妈、我姐异口同声地惊问。

  我爸爸说我妈:“他们叫过我,我没去,要是当过,孩子们不知道,我还能瞒着你啊?”

  那些红袖标倒也不是白吃饱,他们千方百计地调查这件事情,如果能够落实了我爸爸是漏网的国民党上校,就能成为他们单位造反派的一大功绩。他们刨根问底,一直追到了廖耀湘本人那里。廖耀湘当时已经特赦多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享受共产党的专门保护,文革中也没有受冲击。那人的记性特别好,难怪能当那么大的官,难怪在国民党里能当官,在共产党里还能当官,他当即证实,当时我爸爸参加中华全国首届武术大赛,拿了总冠军,他倒真的下了委任状,邀请我爸爸当新六军的上校武术教官,没想到我爸爸倔得很,根本就不干,当时弄得他还挺生气。

  廖耀湘也明白那个时候跑到他那儿调查我爸爸是什么意思,不但做了口头证明,还专门写了证明材料,在证明材料的最末了还加了一句话:该人因为当时倾向共产党解放军,所以坚决拒绝了我的邀请。

  事情搞明白了,我爸爸也放出来了,白白让人家关了一年半,这份闷气我爸爸无论如何要找铁牛讨个说法。而且,我爸爸还有一笔旧帐要跟他算清楚,所以在家歇了两天,就去找铁牛。

  铁牛因为造反有功,已经由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工,提升为地质部下面一个单位的保卫科长,我爸爸了解清楚他的住处,直接把他堵在了窝里。

  铁牛心亏理虚,对我爸爸好话说尽,让我爸爸原谅他,说他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绝对没有夹杂半点个人恩怨:“况且,咱们是师兄弟,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陷害你呢?当时我在东北,你被聘成新六军上校武术教官,大报小报都登了,也不是我凭空捏造吧?”

  我爸爸追那笔旧账:“那你让我往铁路上带大烟,后来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陷害我,怎么说?要不要我也给组织上检举揭发你一下?”

  铁牛还是那一老套,说那是洪师傅干的,他自己也被蒙在鼓里。我爸爸追问洪师傅的下落,铁牛说早就让政府给镇压了,说他属于封建把头。死无对证,到底当年是他还是洪师傅设下套儿陷害我爸爸,最终还是成了无法破解的谜。这个世界,像透了一台大戏,后台的事情,永远比前台聚光灯下的表演更丰富、更复杂,也更加隐秘。

  在跟铁牛算帐的时候,我爸爸脑子里蓦然一闪,想起了当年警察抓自己的时候,在街头拐角看到的那个身影,当时没想起来是谁,此刻,忽然恍然大悟,那个人是铁牛。

  我爸爸用肯定的口气说:“临解放的时候,你带着警察抓我,这笔账该怎么算?”

  铁牛照样矢口否认:“我那个时候还在东北混饭吃呢,那可能到北京来带警察抓你?你听谁说的?”

  我爸爸说:“我亲眼看到的,用不着听谁说。”

  铁牛是汤锅里的鸭子肉烂嘴不烂:“你到哪看的?梦里?我再说一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你在北京天桥混呢。”

  贼没脏,硬似钢。铁牛死不认账,我爸爸也没办法。这个人害我爸爸蹲了一年半牛棚,我爸爸拿他都没什么办法,何况那过去多年的陈年老账,算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应了陈毅那段有点像顺口溜的诗:“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文革结束,追查三种人的时候,铁牛文革时期因为给江青写了效忠信,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又追查出他带着造反派打砸抢的时候,把一个老干部从楼上推下去摔死,这个案子让公安局落到他头上,把他给押到小河沿给毙了。

  我爸爸多次用铁牛的教训告诫我:“得罪十个君子,也别得罪一个小人,你爸爸这半辈子倒霉,都因为得罪了铁牛那个小人,”又告诫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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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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