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京乘坐的是国铁列车，非常便捷，然而，一路的车票，都是我和公鸡买的。胡大叔振振有词：他进城，是为了陪我和公鸡，给我们当向导，一切费用自然应该有我们负担。同时，让我们自己买车票，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省得今后单独出门的时候，连车票都不会买。
我们来到了国际著名大都市东京。东京宏阔而清洁，空气清新，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都井然有序，丝毫听不到在北京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和自行车铃声。胡大叔说我们没钱，那些需要花钱的地方就不去了，到新宿、浅草寺看看就行了，那些地方不用花钱。
新宿是东京著名的商业区，浅草寺是东京著名的旅游点。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时尚，五光十色的现代，还有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行色匆匆却又显得自信满足的人群，心里充满的是惶惑、局促还有若隐若现的自卑。这种感觉来源于钱袋的空虚干瘪和对未来的毫无把握。在出轻轨车站的时候，我站在扶梯的右边，右边没有拥挤的人丛。
从我的身后传过来熟悉的汉语：“先生，您是刚从国内来的吧？”
我回过头，一个瘦削却结实的男人，年龄跟我差不多，手上提着一个日本人经常用来送便当的提篮。
我奇怪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
他笑笑：“日本人不会站在您这个位置上，您最好靠左边站，右边是留给有急事的人的。”
原来如此，刚才我站在扶梯的右侧，心里还在纳闷，为什么别的人都要顺溜着排在左侧，而把右侧空出来，白白浪费空间。
我连忙给他让道，他却没有马上超越过去，打量了我片刻，问我：“您也是在十条日语学校上学的吧？我见过您。”
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也在那里上学，在学校里见过我，我却没有印象。
“听口音您是从北京来的？”
我说是的，他说，他还认识一个从北京早两年过来的留学生：“等有机会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
我把公鸡也介绍给他：“这是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又对公鸡介绍：“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这个时候胡大叔满脸不高兴地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到后面，用他自己把我跟那个人隔开：“快点走，别碍事，这不是聊天的地方。”然后又用日语咕噜了一大串话，我们听不懂，但是从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得肯定不是好话。
那个人仔细地看着胡大叔，没有吱声，脸上却有恼怒。我轻声给他解释：“我们的担保人，不愿意招惹他。”他点点头，也不再跟我说什么，越过我们，拎着提篮急匆匆地走了。
我们出了车站，外面是新宿的繁华街道，这时候在扶梯上偶遇的那人从旁边经过，碰了我一下，塞给我一个小纸团，我估计是联络地址、联络方式之类的东西，连忙塞进了口袋，没让胡大叔和公鸡发觉。
那一整天，我们饿着肚子满大街瞎逛，三个人谁也不愿意主动提出吃饭，潜意识里，似乎谁提出来了谁就得掏钱。而我和公鸡，谁也不愿意额外招待胡大叔吃一顿，哪怕是一个海苔寿司。回到胡大叔家的时候，三个人都饿得只剩下喘气的力气了。胡大叔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没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睡觉，希望睡眠能让我忘记饥饿。公鸡一个人跑了，我估计他又去找千叶小姐混吃混喝了。
躺在铺上，我才想起来打开那个北京同乡留给我的纸条看看，上面没写别的，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赵刚。第二天，我趁胡大叔出去不在的时候，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了电话，接听电话的人声音很熟悉，却不是给我电话号码的那个人，我问他：“赵刚先生在吗？”
对方说：“不在，您哪一位？我听声音怎么挺熟的？”
我说我听您的声音也挺熟，您是哪一位？刚刚问完这一句话，我马上想起来了：“您是黄大满？”
对方马上兴奋起来：“我靠，你老许啊？啥时候来的？”
我说我刚来两三个月，正上日语学校呢。他说难怪你找赵刚呢，你们俩在十条的日语学校上课认识的啊。
我说我们不是在日语学校认识的，昨天在东京地铁站认识的，他给我留了这个电话号码，我在东京也没什么朋友，试着打打。
他“我靠”了一声说：“原来你就是他昨天回来说的那个让老蚂蟥给叮上的北京小子啊。”
我没明白：“什么老蚂蟥？”
黄大满说：“行了，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见面再聊吧，我现在要上班去了，明天，我到日语学校找你去。”
说完，他就扔了电话，给人的感觉非常忙碌。黄大满是一个武功不高、絮絮叨叨的热心人，自打他到日本留学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想不到在这儿又碰到了。
第二天，到学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赵刚，找到了赵刚，跟他聊了起来，才知道，他现在就和黄大满合租房子住在一起，黄大满兼了好几个工，整天忙得要命，累得贼死。
赵刚告诉我：“黄大满本来说今天要到学校来找你，我看他昨晚上回来太晚，反正我也要跟你见面，就没让他跑这一趟，放学了，你跟我一起过去，到我们那儿认认门。”
赵刚则是读日语学校的二年级，下个学期结束就毕业了。因为跟我们不在一个年级，所以我没注意到他。他作为老学生却对新入学的人比较关注，所以在新宿地铁扶梯上一下就认出了我。
“那天跟你们在一起的华侨，是一条蚂蟥，把你给叮死了，你的护照是不是让他给扣了？”赵刚问我。
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蚂蟥是什么意思？”
赵刚说，你们不知道，在日本有一些老华侨，混得不好，就靠给国内想出国留学的人提供担保赚钱：“你来的时候，他提供担保，收了你多少手续费？”
我说交了一万块人民币。他说：“还不算太黑，到日本办签证，正常手续费才三百多块人民币，可能他估计太多了你也拿不出来。这是赚你的第一笔，到了日本以后，他就以担保人为借口，扣住你的护照，然后让你租住到他们家，挣的钱给他分，这种人很可恶，就像蚂蟥扒到你的身上吸血，扯都扯不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万元户就已经是富人了，胡大叔一下子就从我手里黑了一万块，赵刚还觉得他不算太黑，我惟有苦笑。
“放学了你跟我走，去见见黄大满，商量个办法，不能总让那家伙控着你，扒在你身上吸血。”
放学以后，我们按照约定，在学校门口会合，公鸡也跟了上来，问我们俩干吗去，我说遇到了一个北京来的老朋友，跟赵刚住在一起，我要去他们那儿看看。公鸡也要去，我没有理由不让他去，只好叮咛他：“别告诉胡大叔。”
公鸡信誓旦旦：“没问题，你不让告诉他我绝对不告诉他。”
赵刚带着我们坐国铁走了十几站路，到了东京大田区，钻进了一个小巷道，为了不至于出来的时候迷路，我注意看了一下路牌，牌子上写的是“东港町”。小巷道里边并排建满了参差不齐，已经明显破败了的小楼房，有的三层，有的两层。“这就是我们住的寮。”赵刚给我们介绍，口气里有些寒羼劲儿。
我们来到一座二层小破楼跟前，小破楼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木林莊”。我们跟在赵刚的后面从楼下面的门洞里钻了进去。
里边黑乎乎的让人不敢下脚，楼梯脚一踩上去咯吱吱乱叫，好像随时都会坍塌下来，让人心惊肉跳。里边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房间都是用纸筋板隔开的，每个房间都如小小的鸽笼，里面没有床，跟着日本人的习惯，打地铺，叫榻榻米。
来到二楼，走到过道最里间，赵刚掏钥匙打开了门，里边黑呼呼地没有开灯，地上鼓起了一个人形的丘陵，赵刚过去用脚拨拉了一下：“大满，起来，看看谁来了。”然后拉开电灯，地板上的丘陵蠕动着爬了起来，果真是黄大满。
他揉着眼睛，躲避着刺眼的灯光，嘟嘟囔囔地说：“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好几年没见面了，在异国他乡重逢，他对我的到来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份儿热情，甚至没有电话里的热乎劲儿。我就觉得有点没意思，讪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公鸡在我后边，揪揪我，没说话，意思我却明白，让我走。
黄大满坐起来，盘着腿，啥话没说先掏出烟来散给我一根，然后指着公鸡问：“这位谁啊？”
我说跟我一起来的，也是从北京来的，叫鞠红旗。黄大满和赵刚同时笑了起来：“这哥们爹妈真有才。”
公鸡有点不高兴：“怎么了？谁拿我爹妈打哈哈我跟谁急啊。”
赵刚连忙说：“没有那个意思，就是随便说说。”
黄大满招呼我：“坐下啊，杵在那儿干嘛？别嫌乎，出门在外，瞎凑合。”
我就地坐下，这才能够细细打量他。他比原来瘦了一些，也憔悴了一些，可能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反应还有些麻木、迟钝。
我问他：“怎么样？还好吧？”
黄大满夹着烟头的手随意划了一圈：“还行吧，就这样儿，你都看到了。”
赵刚给我们端来两杯水，我听到他刚才在水龙头上接水的声音，怕喝凉水拉肚子，没敢喝。赵刚很聪明，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诉我这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黄大满起身，叫我：“屋里太闷了，走，我们俩到外边去。”
赵刚和公鸡都是聪明人，明白黄大满的意思，都没有跟着我们出来。
这间屋子在过道尽头，从过道尽头的门洞里出来，外面是一个露台，露台上扔着一些废弃不用的废旧家具，黄大满拉过一张破椅子让我坐：“这儿好多了吧？”
从露台上可以看到四周低矮拥挤的房屋，夕阳懒洋洋地坐到了屋脊上，反差强烈的明暗把这个世界变得棱角分明，凄清的色彩让人的心境既怅惘，又深沉，就如黄昏落日下的大海。
“那个人，就是跟你一起来的那个，怎么样？”黄大满过去是一个性格外向、热情，富有行动活力的人。几年不见，他的变化很大，平和了，稳重了，也冷漠了许多，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在北京的时候低了八度。
“挺好的，没什么心计，他爸爸是高干。”
“他爸爸跟他都傻冒，高干子弟跑到这边受什么罪来了？不好好在国内享福。”我告诉他，公鸡他爸爸已经离休了，能够给他提供的优越只限于离休工资。黄大满说还是级别不够，级别够了退了也照样作威作福。
停了停他又问我：“那人可靠不？”那语气让我有点忐忑，很像港台影视剧上黑帮头目吸收马仔。
他见我没回答，扭回头看看我：“发什么愣？我听赵刚说你不是想出来么？我是问你，他跟你一伙，还是跟蚂蟥一伙？”
我还真有点不好回答，公鸡从感情上说，肯定跟我一伙，从利益上说，应该算作胡大叔那一伙的。我把情况给黄大满说了，黄大满沉吟片刻，告诉我说：“你回去以后，就对那个蚂蟥说，学校登记注册要核对护照。”
我告诉他，如果那么说，胡大叔宁可自己跑到学校，也不会把护照给我。
“那你就说你要办务工证，没有护照办不了，办务工证必须本人亲自去，他去人家也不给他办。他怎么吃你的？”黄大满又问。
我告诉他，就是让我给人推拿按摩，我出力，他收钱。黄大满摇头叹息：“我要是有你那两下子，到日本这么长时间，混不出来起码也能挣不少钱了。赶紧跟他脱离，你要是怕养活不了自己，就回北京去，要是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别怕苦别怕累，什么挣钱干什么。”
我把我的担心说了：“我要是跟他脱离了，他取消我的担保怎么办？”
黄大满告诉我，他的担保仅仅是入国担保，当我取得日本留学生资格以后，就已经在日本入管局记录在案，只要我没有违法犯罪，担保人没有权力单方面取消担保，即便他要取消，也不影响我的签证有效。
“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摆脱那条蚂蟥，他担保了你也别领他的情，给你提供担保，他是赚钱的。你就朝他要护照，他要是不给，你就说要报警，要到入管局告他用提供担保榨取你的钱财，你看他敢不敢卡住你。”
我还有点担心：“他要是硬不给我，我真的找警察告他？警察能管吗？他可是日本籍。”
黄大满说：“不信你就试试，在日本，非法扣押别人的身份证件，是犯法的，警察可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日本，不是中国。”
分手的时候，黄大满说：“第一次见面，本来应该请你们吃顿饭，晚上我还要加班。你摆脱了蚂蟥，要是愿意，就搬到我们这边来，房租可是要分摊的，别说我小鸡肚肠啊。”
我理解他：“别说那种话，大家在外边，都不容易。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在这里相逢，就是缘分，我把护照要出来就搬过来。”
回家的路上，公鸡问我在露台上跟黄大满说什么呢，我说没说什么，就是聊了聊过去在北京认识的一些人的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