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公司经常能接到银行地送给我弟弟的明细，我们国内叫对账单。刚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送过来的银行明细越来越厚，我仍然没有往坏处想，但是却产生了好奇心，他在干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行账目往来？
我打开了一封厚厚的银行明细，仔细一看我惊呆了，从那份明细上可以看出，我弟弟小额银行取款非常频繁，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竟然要有十几次，每次数目都不大，一万至几万日元。他这是在干什么？我蓦然想起了公鸡扒金库赌博的事情。我气怒交加，这边，我辛辛苦苦全心全意的挣扎、打拼，我弟弟名义上是领工资的职员，实际上一家的生活费用都是我在负担，我希望他能多攒点钱，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今后孩子上学、卖方投资等等，都需要大笔的金钱。而他却有心情去赌博，拿着我们用血汗换来的日元去赌。
我打电话问我弟媳妇，知不知道我弟弟最近在忙什么，我弟媳妇说就是在上班，我没敢告诉她我弟弟天天去赌博的事情，但是，我却不能眼看着我弟弟因为赌博倾家荡产，成为大街上的废品木头。在日本，因为扒金库赌博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人比比皆是。
我扔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到附近的赌场找他。我判断，即便他赌，也不会离公司太远，因为他也担心如果公司突然有事找他，他来不及跑回来。我一家家的赌场去找，找到第五家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他。赌场里生意很火，各种年龄性别的赌徒们醉心的围拢在斯洛多和弹子机前，疯狂地博着自己的运气。
日本的赌场里秩序井然，人很多，却并不喧闹，赌徒们静悄悄地。我弟弟混在其中，他赌的是斯罗多，俗称片子机，身前的盘面上，摆了一摞充当筹码的卡片。看到他那手势娴熟的样子，我知道他玩这一套邪戏已经是轻车熟路。从我的父亲到我，我们对吃喝嫖赌深恶痛绝，我们将正直、善良、勤劳、忠孝作为立身之本，可是他却在这里把我们的道德底线当绳跳，怒火烧得我太阳穴别别蹦跳，左眼针刺一般疼痛，我冲将过去，一把掀翻了赌盘，揪住他扇了一记耳光，二话不说就将他朝外边拽。
赌场都雇有看场的打手，打手冲过来拉开了我，三四个人围拢过来对我虎视眈眈，那个时候，稍有不慎，很可能酿成一场血斗。打架我不怕，但是这种架打过之后，绝对不可能轻易脱身，因为，开赌场的背后，肯定都会有黑社会势力。我向打手们解释，这是我弟弟，我到这里是来找他。
大手问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我弟弟点了点头，打手们收拢了散落地上的卡片，挥手让我们出去：“这些卡片没收了。”
我跟我弟弟从赌场出来，我痛骂他，质问他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吗？他一语不发，默默地跟在我后面。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让他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赌博，再也不到这种场合来，他点点头答应了。
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老话说，长兄如父，我却根本就没有父亲的权威，即便是我父亲从另一个世界亲自过来管教他，我猜想这个时候的他也不会真地听从。
过后，我弟弟没有来上班，我以为他在跟我执气，没有太在乎，我想，等我们双方气都消了，找他好好谈谈。也许，他气先消了，就会主动上班。
然而，不但他没有再来上班，郭雅娜也失踪了。公司的重要资料和档案都由她管着，她不来上班，对公司的正常运转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派人四处找她，她却像突然蒸发了一样，租的房子已经退掉，谁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电话更是没人接听，后来索性连号码都注销了。
我想起了仓健忍曾经提醒过我的话，把仓健忍叫来问他到底知道些郭雅娜的什么情况。仓健忍这才告诉我，有一天他加夜班，到外边吃了点夜宵，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碰到我弟弟和郭雅娜搂在一起接吻。
“这算什么问题？你就凭这判断她不可靠？”关于我弟弟和郭雅娜的关系，我曾经有所警惕，后来我弟媳妇来了，她们并没有出现矛盾，反而处得很好，我就以为自己多心了。现在看来，我弟弟跟她还真的有事，而且在我弟媳妇来了之后，还仍然保持了关系。但是，这终究是个人隐私，感情问题，并不能由此判断一人对公司的忠诚程度。
“当然不是，”仓健忍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我蓦然发觉，仓健忍看我的眼神很怪，有一丝怜悯，又有一丝讥讽，我想起了当初他提醒我不要太信任郭雅娜的时候，对他的斥责，脸上火辣辣地。
“一个人做事情，应该由道德支配，我发现那件事情以后，不好说，但是可以看出，郭雅娜的品性道德有缺陷。后来我又发现，她在跟社长的弟媳妇讨价还价什么事情，具体我说不上，因为我不习惯窃听别人说话，可是，我有分析判断能力，女人的敏感决定社长的弟媳妇不可能对郭雅娜和副社长的关系一点都不知道，她们本来应该是情敌，却又为了什么事情在讨价还价，这说明什么？她们能讨价还价的东西，除了公司的利益，还能是什么？”
我沉默，仓健忍多少有点怜悯地看着我：“社长，你没事吧？要不要我陪你喝两杯酒？”
我站起身，拍拍他：“走，天塌不下来，我们喝酒去。”
我太自信了，我的判断失误了，天还真塌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的那些商业伙伴忽然不约而同地纷纷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又开设了连锁公司，因为一家叫做“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企业，也是搞文化交流、中日旅游项目的，给他们挂电话协商合作事宜，他们报的价格普遍比我们要低百分之十。
商业合作最保密的就是价格，这家“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报价普遍比我们低百分之十，不但是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而且暴露了我们的利润水平，商业伙伴了解了我们的利润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测，心里肯定会很不舒服，对我的商誉势必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只能一家一家的解释，我们的利润水平已经比银行存款利息还低，那家所谓的“富民企划株式会社”的报价，实际上是恶意竞争的手段等等。
跟我们比较熟悉，了解情况的商业伙伴百思不得其解：“富民企划的社长是你弟弟啊，你们是兄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去，为了让我弟弟增长见识，建立社会关系，每次跟那些商业伙伴应酬、交流的时候，我都带着他，所以，大多数商业伙伴、朋友都认识他。
人家这么问，我羞愧难当，实在没法解释，家丑不可外扬，兄弟阋墙，不足与外人道，只好说：“我弟弟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好事，拜托你们多多关照。”
人家自然明白其中的缘由，大都会安慰我：“不管价格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你，今后有业务还是和许社长联手放心。”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却明白，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因为熟悉，就舍弃商业利益扔下价格优惠的项目，跟我继续维持商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压价，为了保护我的企业，我只能这样。我的优势是，我的企业底子厚实，我还有那个名声挺大的杂技团，压价竞争，最终结果是我们和那家“富民企划株式会社”两败俱伤，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的处境非常难堪，既要在兄弟相争的竞争中保证胜利，又怕我弟弟失败他承受不了，万一因为我的竞争压制他的企业垮了，他出个三长两短，我将情何以堪？
我弟弟他们的能量和策略超出了我的想象，商业竞争激烈，毕竟是商场台面上的事情，还有规则可循，他们却对我施了又一记冷拳，这一记冷拳处置不当，我有身败名裂的可能。
入管局的官员找上门朝我要郭雅娜，我的大麻烦来了。
入管局的全称是“入国管理局”，职能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局。我给郭雅娜提供个人入国担保，我什么公司是她的聘用商家，也就是说，之所以给她办理劳务签证，是因为我们商社的业务需要她长期在日本居留。现在她失踪了，一切法律后果都要由我和我的公司承担。
我应召到入管局去面接，事务官告诉了我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有人给入管局发去了信函举报，说是我们商社提供担保的郭雅娜属于非法滞留，因为她并没有在我们商社从事“长期劳务”，我们给她提供的担保文件是伪造的。
“许先生，请你给与解释，并且提供合法的证据证明事实。”
我便开始向这位事务官解释，我解释得非常吃力，我告诉他，我弟弟跟我闹翻了，他自己独立成立了公司，这个郭雅娜原来确实是我们公司担保的劳务人员，现在可能转到我弟弟的单位上班了，由于住址和电话都更换了，我暂时找不到她，我一定全力以赴找她，如果找到了，我一定及时向入管局官员报告……
那位入管局事务官目瞪口呆地听着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满脸的迷惑和不解让我无地自容，末了，他不无讥讽地问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不是你的弟弟吗？”
我无言以对，羞臊得恨不得马上在他面前蒸发。作为日本人，他，那个入管局的事务官可能很难理解在我们兄弟之间发生的这种事儿。因为，在日本，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日本的传统是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次子以下的子女，没有继承权，只能出外独自创业谋生。所以，在日本，很少见到几个儿子为了争抢家产和家族利益发生严重冲突。而在我们中国，这种事情，兄弟间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无论是历朝历代的皇家王室，还是平民百姓，却屡见不鲜，习以为常。我在入管局饱尝了无地自容的羞臊，我们兄弟真应了那句话：丢人丢到外国去了。
从日本入管局出来，我知道我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按照日本的相关规定，如果我找不到郭雅娜，如果我不能提供她真实可信的去向证明，我和我的企业，就会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被注销企业资格，划进信用黑名单都是现实的可能。
情急之下，我动员了我所有的社会关系，律师，警察，甚至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混事的朋友，到处查找郭雅娜的下落。最起作用的还是媒体，我通过媒体发布寻人启事，要求郭雅娜一周之内到入管局说明情况，否则法律后果将会完全由她个人和收留她的企业承担。
两天以后，郭雅娜主动打电话找我，说要跟我谈谈，我说没什么可谈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跟我到入管局说清楚，不然后果你自己明白。她哭了，坚持要跟我谈谈。我这个人最见不得的就是女人哭泣，女人的眼泪对我绝对有强大的杀伤力。我心软了，答应她在我的社长室见面。
郭雅娜来了，进门见面先哭，我再一次心软，连忙劝她，又是给她沏茶，又是给她拿纸巾，似乎我的社长室成了茶楼，她是客人，我是茶小二。等她哭够了，雨过天晴，我才有机会跟她说正经事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坑我干吗？这么多年我对你不薄吧？”
她又要哭，我连忙拦住她：“行了，你别哭了，该说什么就说，说完了我们去入管局。”
她说：“社长，请你原谅我，我也是没办法。你可能也知道，我跟副社长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单身在异国他乡，相互之间寻求点安慰也不为过吧？”
这种事情，在出国的人员中间并不新鲜，孤独的灵魂和寂寞的肉体，都需要别人的抚慰。所以当初我发现她和我弟弟关系比较近，并没有干涉。现在，我已经从仓健忍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
郭雅娜接着告诉我的事是让我有点恶心，我弟媳妇来了以后，很快就发现了我弟弟和郭雅娜之间暧昧，尽管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撤离，逐渐疏远，仍然被我弟媳妇抓住了把柄。我弟媳妇跟她谈判，交换条件就是她不追究郭雅娜，但是郭雅娜必须把公司的所有客户资料，以及财务经营报表之类的机密材料交给她。
郭雅娜屈服了，既不敢开罪我弟媳，也担心我知道了以后对她不利。我相信她的说法，像她那样一个独自出国谋生的女人，可以算作天下最弱的弱者。
后来，我弟媳妇策划跟我弟弟另起炉灶，自己开办自己的事业，可是，他们别的又不会干，只能走跟我相同的路子，公司业务也只能做跟我相同的项目，于是就要挟她曾经给我弟媳妇提供公司客户资料。
过后，由于我的公司实力雄厚，在竞争中他们有点吃不消了，我弟媳妇就让她离开我的公司藏起来，然后他们向入管局揭发我。他们给郭雅娜的承诺是，只要能把我的公司整得无力跟他们竞争对抗，就给郭雅娜办理转担保手续，聘任郭雅娜到他们公司担任事务部部长，月薪比在我的公司高一倍。
“郭雅娜，你还有没脑子，就凭你跟我弟弟那段烂事儿，我弟媳妇能容你到她们公司，到她老公身边藏龙卧虎吗？再说了，没有我们公司的证明书，你能办得成转职担保的事吗？”
郭雅娜又哭了，这次没作泪飞顿作倾盆雨状，而是那种抽泣，幽幽地、静静地流泪，偶尔从喉头深处抽搐几声。我这才发现，这种抽泣状哭法更有杀伤力，楚楚可怜的抽搐，若有若无的泪痕，我的心彻底软了。是啊，从头到尾她都不过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弱者，她这个人并不坏，包括我弟弟、弟媳妇，他们就是坏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可是，金钱至上的环境，还有难以满足的欲望，都让他们的所作所为变的偏激、可恨。
“社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回公司吧。”郭雅娜楚楚可怜，我拒绝了她。同情不能取代理智，企业的规则不容许有背叛，不管什么原因。
我给郭雅娜出具了转移劳务单位的证明书，她答应第二天就去入管局说明情况，这样一来，既能解除了入管局对我们公司和我个人的追究，也能让她继续保留劳务签证。我问她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她说她想回国了，回到中国去，她现在有日本一家三流大学的本科学历，估计回到老家，找一家外资或者合资公司应该没有问题。
郭雅娜走了，我的心情很不好，郭雅娜在我面前揭示的那些丑陋和肮脏有可能是她编纂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最大的可能是半真半假。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有心思去追究真相，也没有必要追究真相。亲情的沦丧，让我痛苦万分，一切都显得那么无聊、无奈、无趣。
我闷坐着，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左眼突然刺痛难忍，我到卫生间涮了一条凉毛巾敷在左眼上。左眼的疼痛很快消失，我拿开凉毛巾，左眼前面好像蒙了一层薄雾，薄雾越来越浓，终于变成了沉甸甸的黑布，我的左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奇怪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有一丝惊慌恐惧，我坦然极了，我被一种有些变态的放任俘虏：管它呢，瞎就瞎了，这只左眼几十年前就为我的弟弟付出了，今天，就算我彻底把它送给了我弟弟吧。
天近黄昏，昏黄的晚霞懒洋洋地窥探着我显得空空荡荡的社长室。茶几上，残留着郭雅娜擦拭泪水鼻涕的纸巾，呆在这宽敞却略显杂乱的社长室里，我感到了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悲伤、失落。迄今为止，我的努力，我的挣扎，我争取到的一切，在我亲弟弟的背叛面前，显得一文不值，荒诞可笑。下楼，遇到了福民小牛，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跟他爸爸聊天。由于我弟弟、弟媳妇还有郭雅娜突然出走，公司业务人员出现了缺口，我把他调回公司，负责原来我弟弟分管的那一摊事情，杂技团的事情让他兼管。
我下楼，潜意识似乎下楼到了街上，就能摆脱那难言难诉的孤独和寂寥。临近元旦，大部分人都已经放假，街上人流熙熙攘攘，车流井然有序，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已经习惯了晚上在外边泡到深夜再回家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又应该去那里消磨这难言难诉的孤独寂寞呢？
我乘车来到了新宿，来到了歌舞伎町，自从和黄大满分手之后，我有时候会下意识地来到这里，找到那家“安慰者”酒吧，那是我第一次到歌舞伎町找公鸡的时候，黄大满带我去过的地方。说实话，我有些想念黄大满，想念那些我们还有赵刚、公鸡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