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福民企划株式会社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从理论上说，除了我以外，还有黄大满，我想，他之所以会那样，还是对我缺乏信心。好在，只要有两人以上名义合营，我们就能注册株式会社。我老婆来了，就又加上了她，她也算一个股东，其实她一分钱也没出。话说回来，她出不出，出多少，对我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为了注册的好看一点，我把几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全部作了资本金，一共有一千多万日元。
我动员我老婆把我早年寄给她让买房子，她却没有买的那笔几百万日元一起作为注册资金，那样别的不说，起码公司的脸好看一些，做生意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往往就看注册资本数额。
我老婆严辞拒绝了我的要求，她有她的道理：“那笔钱我要留着以防万一，在日本生活，我心里没底。”随着日元汇率的提高，现在这几百万日元已经等于五六十万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那笔钱也不是你的，起码不是你一个人的，我用它还不是为了给家里挣钱，让我们在日本过得更有安全感吗。”我还想再纠缠一下，她下意识紧紧抱住自己的胸部，似乎那笔钱就藏在她的胸部，又好像我朝她要那笔钱就等同于街上袭胸的流氓：“动那笔钱你别想，死了那条心吧。”
我担任社长，黄大满是副社长兼企划部长，主要负责项目策划、国内联络等等。我老婆原来说好要当财务部长，可惜她没有日本会计师资格证书，如果聘用她当会计，我们的企业会受罚。于是我聘用了一个日本会计美惠，一个日本职员仓健忍担任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日本国内的演出联络事宜。
我们成立福民株式会社的初衷，是要通过开展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来开发文化产业。按照我们的设想，首先就是要组建一个中国在日杂技团。杂技团演员完全从国内选拔，然后由公司负责办理赴日签证手续，在日本组织演出。
那段时间，是我们疯狂忙碌的时间，我这个时候才领悟到，当老板并不比打工轻松，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比打工更加耗人。因为，打工出力，当老板，不但要出力，更要劳心。心的疲劳，比体力的付出更加难以得到物质的弥补。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国遴选杂技演员。因为这种签证都是劳务签证，管理相对严格，对提供工作岗位的企业，比如我们这样的公司，也有相对严格的资格审查。而且要有我们公司提供担保。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努力，我们公司获得了二十个员额的劳务签证。我回国了，我的任务是到国内各杂技团选拔演员，并且要说服他或者她肯跟我到日本演出，时间是半年，到期如果双方都有继续合作的愿望，还可以续签。我相信，没有谁会不愿意跟我到日本来，不但可以出国到日本生活，还有比国内高得多的收入，这些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第一次回国，飞机降落首都机场的那会儿，我腿软软地有些站不起来，我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人。“岭外音信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这首著名的思乡名句，真是我那会儿心情的真实写照。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看望我的父母，让我奇怪的是，我敲开本应由我父母居住的那套楼房的房门时，开门的是我弟弟。
“哦，哥啊，你怎么回来了？”
我弟弟看到我，惊愕极了，这也难怪，我回来之前没有告诉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父母担心。我知道，从我告诉他们我将回北京那一天开始，我爸我妈肯定连觉都睡不好，人越老越担不住事儿。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旅程，在他们心目里，就是险恶无比、危机四伏的征程，尤其对于儿女，想象出来的千百个危机都会危及他们儿女的安全。
“你怎么住回来了？咱爸咱妈呢？”这是我的惊愕。
“他们住不惯楼房，还是爱住老院子，嫂子走了以后，我们就又调回来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扭头便走，于是进了我弟弟的家。弟弟忙着给我沏茶倒水，我四处打量，房子的墙很白，显然是重新粉刷过的。家具却是他们原来的旧款，也许经过了搬来搬去的折磨，家具的边边角角有累累的伤痕。我断定，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果然，弟弟在给我端过一杯茉莉花茶的同时，马上提出了他的要求：“哥，什么时候带我去日本？我都等不及了。”
我这一回回来，手里捏着二十个赴日劳务签证的指标，这是已经经过日本入管局审批过的。指标看起来数目不少，但是距离我们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二十个人，很难组织起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杂技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国内杂技团出色的演员和出色的节目进行了筛选，我们需要的人数至少要三十个，现在却只有二十个指标，如果带我弟弟出去，那么，势必要少办一个杂技演员。
我从来不擅于对自己的亲人说假话，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弟弟，他急不可耐：“演杂技么，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不成，我这一回一定要跟你走，在国内，唱戏的越来越难混了，体制改革，剧团企业化，自己养活自己，又没人看戏，这不明摆着等死吗？”
我不能正面拒绝他，也不忍心看到他遭到拒绝之后的失望，就含糊其辞：“你别急，我再看看，如果有可能，我尽量。”
我急着去看我爸我妈，告别了弟弟，回到了我那老胡同里的大杂院。几年不见，我爸我妈都苍老了许多，头发都已经全白，脸上也有了老斑，但是身板都还硬朗。我回来之前，跟大部分回国省亲、公干的人一样，做了一些修饰打扮，换上了名牌的西装，戴上了名牌的手表，做出在外面混得不错的样儿。这既是为了安慰家人，也是为了撑个面子。好在，在国外不管你是打扫厕所还是刷盘子，国内的人都不知道，挣来的钱照样可以买一些新鲜时髦的东西充门面。
我爸爸呵呵笑着调侃我：“你怎么变种了，我越看你越像日本人。”
我问我爸我妈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挺好，就是有点想孙子：“不过问题也不大，大孙子走了，还有二孙子。要是二孙子也走了，我们就上大街上扭秧歌去。”
我惊问：“他们上哪去？”
我爸爸也惊问：“你这次不带你弟弟到日本去啊？”
我说可能不成，指标太少，我们需要的人才都不够用，他迟早会去，这一回却不行。
我爸爸不高兴了：“你弟弟整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你这个当哥的回来带他去日本，你的指标再少，二十个还缺你弟弟那一个？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我就不信你弟弟去了，对你还能不如别人可靠？”
我这才明白，我刚才还没到家，我弟弟已经给我爸爸通了电话，做了工作，让我爸爸帮他说服我带他去日本。
我妈也开始出面帮我弟弟说话：“我跟你爸爸都老了，照顾不了你们几年了，我们走了，扔下你弟弟一个能放心吗？你把你弟弟办到日本去，在日本你们兄弟之间也相互有个照应，我跟你爸爸就算是走了，也能放心。”
看着父母脸上沟壑一样的岁月刻痕，听着他们对我们未来的忧心渴盼，我还能说什么？只能承诺，这一次一定把我弟弟带出去：“你们就放心吧，我答应你们，还好，我弟弟是京剧团的，搞演出应该也有经验，杂技团办起来了，就让他管这摊事。”
我向父母屈服了，满足了弟弟的愿望，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的事，仅仅是为了能带弟弟出去，我额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去日本就演出就业的人员，都是经过入管局审查过的，现在要将其中的一个替换成我弟弟，就要重新填报申请，而且这一切手续都要在日本国内办理。就是为了把弟弟办理出国，我又往返日本两次，最终总算是把手续办妥了。那一次我不但带回了十九个国内年轻拔尖的杂技演员，还带回了我弟弟这个京剧演员。
我弟弟并没有让我失望，他分管杂技团，把那个新成立的杂技团高的井井有条，设置的节目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例如，过去舞狮表演，就是演员在台上，我弟弟改为狮子在舞狮者的引导下，步入观众席，向每一个身边的观众摇头晃尾的致意，张开大嘴欢迎每个观众把手探进他的嘴里接受亲吻，日本人的讲究，受到狮子的亲吻，是健康、发财的祝福。
半年内，我们的杂技团几乎走遍了日本，到处巡演，向日本人民展示着中国的杂技艺术。我如果有空，就会参加他们的演出，中间插播一段我的武术表演。
我任命我弟弟担任副社长，主管演出，月薪三十万日元，月末还有奖金，年底还可以拿到尾牙。这个收入超过了日本政府机关的课长，相当于当时国内每个月两万三千多块钱的收入，在日本也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我弟弟兴奋极了，积极性空前高涨，我那段时间有意脱手，尽量把杂技表演这个文化交流项目交给我弟弟去做，其一，他可以做得很好，其二，我和黄大满正在全力以赴的着手一个大项目：为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组织一次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是黄大满联系的，合作方是日本中影株式会社社长大冈先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中日建交三十周年的机会，开办大型的两国传统技艺巡展交流活动。
这项活动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国寻访一些有民间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方说剪纸、面人、武术、国画等等方面的人才，组织他们到日本旅游展览表演。同时，寻找一些有日本传统文化的技能人士，比如插花、茶道、武道等方面的人才，到中国进行旅游展演，以民间传统文化技艺展演为主要内容，开展两国庆祝建交三十周年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有意于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士，费用自理，并且还要交纳报名费、活动费等等。
那段时间，我频繁往来中日之间，回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征求有特殊技能又有意赴日展演的人士，二是联系日方代表团展演的场地和场次，还有旅游参观的项目等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广泛，好在我回国之前，找到了王参赞，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方案，得到了使馆的大力支持，回国联系的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有关方面还答应这项活动的开幕式，可以放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我们跟中影株式会社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的那一天，我和大冈社长亲自出席。大冈年约五十，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典型的日本商界名流派头，对人非常和蔼、客气。我们双方商定：邀请日本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参与这个活动，所有参加这项活动的各县市文化管理部门组成“中日建交三十周年传统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董事会”，董事会下设项目执行机构，采取项目负责制，单独设立专项帐户，机构由董事会推选出来的五名成员组成，我担任项目总裁、法人代表，大冈担任项目副总裁，黄大满担任执行总裁。执行中有什么问题，由五名机构成员投票表决，机构成员无法处理的重大事宜，由交流活动董事会决定。
在日本方面，我们还联络了各个地区的文化机构，凡是参与这项活动的地区，都可以获得项目展演优先权。经过多方努力，这个活动进展顺利，根据登记报名的人数测算，整个活动的经营额至少可以达到五亿两千万日元，毛利将近一亿日元。
我们为有这么大的项目而振奋，同时也预期这个项目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老二，咱们可算是捞着大鲸鱼了，你放心，大哥我从现在开始就把全副身心投入到这里边去，别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公司里别的事情你多操心啊。”黄大满兴奋激动得就像打了鸡血，坐都坐不住了。这项业务是由他承接的，据他说，他是和大冈社长在慰问神户地震义演的时候认识的。
神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杂技团刚刚组建不久，承接了好几项商业演出合同。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停止了一切商业演出，所有为赈灾义演我们都积极参加。还直接到地震灾区未受灾的神户人民做了两天三场慰问演出。他这一说，我对那位大冈先生似乎也有印象，肯定当时也见过面，可能由于当时忙乱，没有记住。
“老二，弟媳妇来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样？”黄大满转了话头问我。我们俩聊天是在我即将回国落实央视转播我们活动的头天晚上，他叫我到居酒屋喝酒，算是给我饯行。长期在日本生活，我们不知不觉中也染上了日本男人的习惯，下班以后，工作忙完，并不急于回家，他倒无所谓，至今还是独身一人，原来的老婆在他到日本第二年就另结新欢跟别人跑了，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正在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之间徘徊不定，他想找日本女人，又担心养活不起。找中国女人，他前妻那个中国女人又伤透了他的心，所以一直跑单帮，混日期，心理生理有了需求，就跑到歌舞伎町找他的那个相好的。
“还好，就是太忙了，顾不上家，她也忙，经常晚上还要补课，儿子一个人扔家里挺不忍心的。”
我老婆在读语言学校，已经将近两年了，功课好象很忙，白天上学，晚上常常还要补课。我知道她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可能是为了在班里争取好名次，所以格外刻苦。
“老二，家庭该关心还是要关心，别象我似的，光想着挣钱干事业，把老婆都弄丢了。”
我当时把他这话当成了对他自己命运的感叹，却没有想到，他这是话里有话。
项目运转顺利，我们对前途满怀信心，那会儿，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条通衢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阳光明媚、花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天堂。然而，命运有的时候就像阴谋家，它在向你绽开笑脸的时候，却暗暗设下了打死你你也想不到的阴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