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东京远郊一个叫福成町的地方,距离成田机场不远,四处都是农田。到了东京之后,胡大叔如约到机场接我们,然后直接就把我们拉到了这里,这里距离成田机场大概也就是十来公里,头顶不时有起飞降落的飞机掠过。
晚饭时间过了,我才吃过不久,却又已经饿了。天空墨黑,远处有疏朗的星辰,还有隐隐约约的犬吠。我沿着田畴小心翼翼地走着,白天我已经查看清楚,这块地里种植的是萝卜,那种白色的,壮若小臂的萝卜,饥饿,让我晚上偷偷溜出来,我的目的很明确,从地里拔根萝卜充饥。
那位胡大叔把我和公鸡安排到他家跟他一块住。我和公鸡万分感激,我们原以为这样能让我们省不少钱,第二天他向我们收房租的时候,我们才恍然,我们住他的房子,并非免费,而且一点也不便宜。胡大叔家并不像在国内吹得那么富足豪华,小小一套公寓,比我弟弟的那套北京老式楼房强不到哪儿,好处是,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好像没有其他家人。他住大间,我和公鸡住小间,倒也不觉得拥挤。
日语学校还没有开学,胡叔叔就安排我们俩干点临时活,他给我招揽一些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叫形体整理,简称整体,不属于医疗项目,所以用不着考执照。我不懂日语,他对日本人说些什么,我不明白。我以为这些日本人都是他的朋友,帮他给这些日本人“整体”,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是感谢他为我提供担保。他给公鸡找了一份到一家小超市当搬运工的工作,公鸡头一天去了,当天晚上回来爬在榻榻米上唉声叹气,让我给他推拿按摩:“这破活真不是人干的,自小到大我就没受过这个苦,明天打死我也不去了,一天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
果真,从第二天开始,公鸡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他到日本的时候随身带了多少钱,我却知道,我到日本带的那点钱,吃最便宜的便当,也只能维持半个来月。我到日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花钱。然而,我却既没有花钱的机会,更没有赚钱的机会,我的护照在胡大叔的手里,一下飞机,他就说,作为担保人,他承担着沉重的法律风险,他有责任替我们保管护照,以便随时替我们,也替他自己负责。没有护照,寸步难行,况且我也不懂日语。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从胡大叔的摆布,每天按照他的安排,给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是个勤劳社会,每个人都像工蚁工蜂一样整天忙碌不带停歇的,到了中老年阶段,长期劳累的疾患就显现出来。肌劳损、血脉阻滞之类的病痛特别普遍,而治疗这些病痛正是传统中医推拿按摩的长项,所以,前来作“整体”的人特别多。我推拿按摩从小练的那一套需要运用体内的劲气,并不是如普通中医推拿按摩师那样,仅仅用筋肉的力道,效果非常好,但却也非常吃力。每做完一个,通常都是大汗淋漓,需要休息片刻,才能接着做下一个。最高纪录,我一天做了十二个人。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过了吃饭时间,却又开始饥饿难耐。而胡大叔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储存任何熟食,
晚上我饿得受不了,便出外找吃的,可是,我没钱,也不懂得日语,身上又没有护照,担心碰到警察拘留。白天我注意到,这周边的田地里,种植了不少大萝卜,便决心做贼,偷几根萝卜充饥。做贼心虚,我忐忑不安,四处张望,深怕有农家护田,抓我个现行。其实,那会儿我刚到日本,不懂得日本社会,在日本,一般的田地、工场,晚上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人看守,因为,不可能有人偷盗。
没有人看守却有狗盯着,那种体型不大,却凶猛伶俐的秋田犬,就像高明的警察蹲坑,我在田地周边踟蹰徘徊,与其说是寻找下手的机会,不如说酝酿偷窃的勇气和决心,秋田犬默不作声,我终于酝酿好了情绪,下到了田地里,刚刚拔出一个萝卜,就听到身后有粗重的喘息声和恶狠狠的喉音,我知道大事不好,拔腿就跑,这个时候秋田犬才开始大声咆哮起来,似乎在召唤它的同伙还有它的主人围捕我。我想到了早年间我爸爸教给我应付恶犬的招数,立刻蹲下,果然,这个动作把那条秋田犬给蒙住了,它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站在我的对面犹豫不决,嘴里却还在呜呜咙咙地恐吓着我。我高高扬起右手,手里是那根大萝卜,然后把大萝卜狠狠地朝恶犬扔了过去,恶犬吓了一跳,本能地退后闪避,我趁机返身就跑,恶犬没敢再纠缠,它可能怕我再有什么狠招,站在原地朝我吠个不停。
回到胡大叔家,我没进门,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心脏剧烈蹦跳,就像要冲破胸腔的束缚,跳到外面来看看我的狼狈。激烈的喘息和空虚肠胃令我浑身无力,整个人就像变成了拆骨肉,软塌塌地恨不能躺倒在地上。我靠到了身后的门框上,大地墨黑,天际星星点点的斑驳跟地上人间的灯火交相辉映,那一刻深沉的孤独感突然攫住了我的心灵,我忍不住自问:我到这里到底是干嘛来了?
我已经到日本一个多月了,却连周围五里都没有离开过,整天在身后这座小屋子里,埋头给胡大叔领来的那些日本人推拿按摩,分文不取,要做雷锋,我有必要到日本来做吗?可是,要是回国,那么我就更需要问我自己:我跑这一趟又是为了什么?
在这里,在这个时刻,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是人最恐怖的无奈,最深沉的苦难。当我被饥饿逼迫到几乎沦为窃贼的时候,尽管那仅仅是从农田里拔了一根萝卜,却也是我从小到大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行为,这种与我从小就形成的道德观念、心理本能相悖的行为,击溃了我的精神,击碎了我的希望,让我品尝到了人生之梦破碎成齑粉的极度痛楚。
我哭了,我的衣兜里装着我妈妈从北京寄来的信,我妈妈能写一手娟秀的行楷,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让她过得更好一些,让她的人生更加舒心一些。我妈妈在信中叮咛我,如果在日本不好过,就赶紧回来,如果没有路费,她马上给我寄。我到达日本以后,给家里去过两封信,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在日本过得很好,已经到日语学校报上了名,一开学就要去上课。我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十几万日元,等于在国内每个月工资的十来倍,虽然在日本这只能算低收入,可是,初来乍到,一个人花却足够了。我还告诉他们,我到了以后住在胡大叔家里,胡大叔虽然是日本籍,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很好,住宿免费,而且平常生活上对我们也很照顾。
我妈妈的信,说明她并不相信我说的一切会那么美好,我不知道作为母亲,她用什么方式能透过我的谎言,猜测到我的处境。也许,那仅仅是她作为母亲的忧虑,也许,每个母亲都有窥透儿女真实的天赋?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目的只有一个:让国内的亲人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自信,一旦我上学之后,办理了勤工助学手续,只要我勤劳不怕苦,我信上说的那一切都会成为现实。然而,现实,胡大叔为我们创造的现实却是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日子。他控制了我们的护照,就等于控制了我们的人身自由,他恐吓我们说,作为担保人,他随时可以到入管局解除对我们的担保,要求入管局将我们遣返回国。
那天晚上,我在门外沉沦在戈壁滩一样荒凉的心境中,日本的原野用刺骨的寒风磨砺着我的身心,我几乎被冻僵了,却不愿意回到身后这所屋子里边去。不愿意回也得回,那座并不属于我的屋子,毕竟眼下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我回到了我和公鸡合住的那间小屋,公鸡不在。最近几天,他天天晚上很晚才回来,我问他晚上上哪去了,他支支吾吾,说在屋里呆着发闷,到外边散步去了。他白天晚上都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找事情做,不闷才怪,我又冒出来一个念头:他到日本干吗来了?就是要陪着胡大叔安度晚年吗?
我刚刚睡下,他回来了,我今天晚上在外边耽搁了时间,回来得晚,睡得也比平时晚,平时他晚归,我都已经入睡,今天还没有睡着,我看看表,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你今天怎么睡这么晚?”他看到我没有睡,就问我。
我说有点饿,睡不着。
他把手里的塑料袋扔给了我:“吃吧,里边有吃的。”
我大为惊诧,里边是两个面包,还有一瓶矿泉水。他跟我一样,吃住行几乎都被胡大叔控制,他怎么会搞到吃的?
“扒金库赢来的。”他说这话时满不在乎。
我吓了一跳,我刚到日本,还不懂“扒金库”并不是到银行的金库扒窃,而是日本最常见的一种赌博方式,类似于老虎机、弹子机之类的游戏机。公鸡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扒金库就是玩游戏机,一般分两种:片子机又叫斯洛多和弹子机。基本方式是玩家先买若干金属筹码,然后选择玩的机型和花色,搬动手柄,等待机器变化,根据投注情况决定输赢。
“这不是赌博吗?”我惊问。
公鸡不以为然:“赌博不也是玩吗?反正日语学校还没开学,呆着也是呆着,还不如抓紧时间玩呢。等到开学了,想玩也没时间了。”
我也顾不上多问,抓紧时间填肚子,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狼吞虎咽的就填进了肚子。
两天后,公鸡玩输了,要把衣裳扒给人家换筹码,人家不要他的衣裳,把他赶了出来,他向胡大叔要钱,胡大叔不给,两个人差点打起来,由此我才恍然知道了一个绝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