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年代过去了，开始有了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炒大豆了，一毛钱二十六个豆粒。再后来也可以买到用粮食做成的吃食了。粮站供应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每个月二十七斤半的粮食保证供应了，而且，粗粮的配比也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我和我姐姐、弟弟，都能上学了，上学可以不怕挨饿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相对稳定的日子，然而，我爸爸却向单位提出了辞职。他的理由是每天按点上下班，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领导管着，实在不习惯。真实的原因是，工资太低，靠工资根本养活不了我们那一家人。那个时候自由市场开放了，吃的东西可以买到，却出奇的贵，靠我爸爸那几个死工资，很难让我们过得好一些。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做小买卖，天桥也有有一些人开始撂地摊卖艺，我爸爸盘算，在天桥撂地摊卖艺，不但自由自在，而且收入再怎么着，也比在单位拿那几个死工资强。
我爸爸坚决辞职，内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由，他没有说，我也不好妄自推测，不过，我想没有逼到那个份上，那个年代一般人绝对不会轻易扔掉国家职工的身份，自己跑到街上挣饭吃。我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我爸爸坚决辞职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当时可能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老爷子的因素。就在我爸爸被公私合营到了地质部文工团当了国家职工以后不久，他请街上摆摊画像的画了一个老头的肖像，老头瘦骨嶙峋的脸老让我想起我妈妈点炉子用的蜂窝煤，尖下巴颏上，有一撮山羊胡子，脑袋上的头发披散着，就像女人一大早刚从床上爬起来。我爸爸给那张画像镶了个框，摆在靠墙的箱柜上边。最搞笑的是，在画像的空白处，还画了一摞圆饼，我问他那圆饼是什么，他说是馅饼：“老爷子爱吃。”一天晚上，我爸爸蹲在炕沿上，瞅着老爷子画像喃喃自语：“老爷子，不是徒弟对不起你，没办法，不到官府去上班，就没食了。”
以上种种迹象让我判断，我爸爸最终扔了地质部文工团那份铁饭碗，还是因为欠着老爷子一个承诺，没办法的时候，他只能到“官府”上班，现在政策松了，有了自由市场，又有了天桥卖艺的摊儿，他便要做对得起老爷子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当时看来，我爸爸的决定还是正确的，英明的。刚刚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们重新能够吃饱了，摆脱了饥馁而死的威胁，也就更加珍视活着的机会，更加愿意品尝活着的意义和价值，逛街看把式消遣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我爸爸重新到天桥去撂地摊，耍把式，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也远远比在单位上班高得多。
“看看，我说吧，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这是那个时候，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给我妈交钱的时候，总要重复说的话，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我妈妈坚决反对他辞职，扔了国家职工的身份去当社会游民。我爸爸一向对我妈言听计从，可是，在那件事情上，他却有自己的坚持。
我姐姐辍学了，因为我爸爸撂地摊耍把式卖艺，需要帮手。我姐姐用她的辍学，来保证我和弟弟能够安心读书。每天到天桥给我爸爸、我姐姐送饭仍然是我的任务。中午放学，匆匆忙忙扒两口饭，然后就提着那种带隔层的饭盒，到天桥去给我爸爸和姐姐送吃的。我妈妈也在街道上找了份活，每天早上还是老习惯，做好了窝头、小米粥，放在铁炉子上热着，我和我弟弟中午放了学，随便吃点东西，就把热在炉子上的吃食给我爸爸和我姐姐送到天桥去。
我弟弟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上学、玩耍。他刚上二年级，玩兴很大，中午吃过饭，我去送饭，他就在院里玩。那天我们还没吃完饭，他就蹿了出去，我叫都没叫住他。片刻之后，就听到院里传来了斗蛐蛐的动静，还有他和白家老三兴高采烈的嚷嚷声。我怕他跟老白家孩子玩吃亏，连忙扔下饭碗出去看。
一帮孩子围拢在一起，头顶头地看白老三和另一家的男孩斗蛐蛐。我凑过去一看，没什么稀奇的，蛐蛐也不是什么好品，就是北京常见的油葫芦。两个蛐蛐斗志都不太高昂，所在他们用来斗蛐蛐的葫芦两壁，就跟看它们的孩子一样，大声嚷嚷着，却谁也不跟谁来真的。白老三用一根笤帚篦子拨拉着其中的一支蛐蛐，企图挑逗它跟另外一只蛐蛐打斗起来。本来应该拨弄蛐蛐的须子，他却拨弄起蛐蛐的后腿来，蛐蛐借着他的笤帚篦子一下子从它们用来斗蛐蛐的瓦盆里跳了出来，孩子们顿时慌了，一群趴到地上找那只蛐蛐，那只蛐蛐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等到大家伙明白过来，返回头来找留在瓦盆里的那只蛐蛐的时候，那只蛐蛐也早就不知去向了。
斗蛐蛐的孩子们不欢而散，我跟弟弟也回到了家里，弟弟嘿嘿笑着告诉我：“你猜我抓着什么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药瓶里装着一只蛐蛐。
我问他蛐蛐是从哪来的？说神秘地一笑说：“调虎离山，他们都去抓地上的蛐蛐，我就抓了盆里的蛐蛐。”
接着，他告诉我，他知道跑掉的那只蛐蛐是一只棺材板儿，别看闷着不动弹，一旦动弹起来，威力无穷，没有能斗得过的：“哥，走，跟我去找那只蛐蛐，找到了，我们就能在这院里称王称霸了。”
我那个时候除了上学读书，就是练武练功，什么斗蛐蛐、抓蚂蚱、弹琉琉、射弹弓那些男孩子常玩的项目，我没一样能弄得明白，我爸爸也不让我玩那些东西，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了，肯定要挨罚。我弟弟却不一样，他从小就没有练功的任务，孩子们玩的那些道道他没有不通的。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要练功习武，我弟弟却可以任意玩耍，从来用不着练功，我爸爸给我说了两条道理：其一，我弟弟身板弱，不是练武的材料，适合读书。其二，我是老大，身上有养家的任务，所以必须好好练功，将来也好像他一样靠武术立身，把这一家人养活起来：“头生儿子不学会养家的功夫，我老了干不动了，谁来养家？”
于是乎，从小我就有了养家的概念，因为我是男孩的老大，我姐姐虽然是女孩，不也早早的就辍学跟着我爸爸练摊卖艺养家了吗？不过她是女孩子，按照我爸我妈的说法，迟早是要嫁人的，嫁了人就不能养娘家人了。从小我爸和我妈给我灌输的意识就是，养家，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弟弟说的那一套关于蛐蛐的知识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也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也是让我爸爸逼着没招，不然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当下我的心思全让我弟弟勾到了那只叫做棺材板的蛐蛐身上去了，我看看我弟弟小药瓶里边装的蛐蛐，黑黝黝的身子，脑袋上顶着长长的须子，嘴巴就像一个坚硬的锅铲，已经被关在了瓶子里，却还生龙活虎地摇头晃脑，不时用两只前腿搓来搓去，透过瓶子发出了拨弦子似的声响。就这一只普普通通的油葫芦，都那么好玩，如果能把那只我弟弟所说的棺材板捉住，让它们俩好好斗一番，肯定更加有意思。
于是，我们俩跑到外边开始在院子里翻天覆地的折腾起来，扒砖堆，掀瓦片，墙角旮旯，地缝坑洼之处，几乎翻了个遍。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太小，脑子简单。那么大的大杂院，别说靠我们两个小孩找一个豆粒大的蛐蛐，就是把全院的小孩都动员起来，也不见得能找到那个所谓的棺材板。
那天，我不但忘了给我爸爸和姐姐送午饭，就连下午上学都耽误了。我爸爸中午没吃上饭，担心家里出了什么事，早早收摊，带着我姐姐回家，我姐姐饿坏了，半道上走不动，还是我爸爸背回来的。我爸爸又要背我姐姐，又要扛耍把式的家伙器械，中午还没吃上饭，又累又饿，那张脸就像要爆炸。回到家里，看到我和我弟弟都没有什么事，一切正常，马上开始爆发，把我揪到院子里，然后满院子找合适的家伙准备教训我。
我爸爸揍我还是比较讲究的，他怕自己手重伤了我，从来不用直接用手打我，他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细小，不会伤人，却又会让人很疼的家具，例如细竹篦子、细木条等抽我，而且只限于屁股。他没有文化，可是在这方面却和鲁迅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懂得人屁股肉厚，适合挨板子。
“站好，不用脱裤子了。”
平常在家里揍我，那是要扒裤子的，这一次他准备在院子里公开惩罚我，可能顾及到我已经大了，脱了裤子太伤自尊，就允许我穿着裤子捱抽。
我眼巴巴地朝屋子里边瞅，盼望着我妈能出来干预。我爸爸惩罚我的时候，我往往会因为我妈的干预而获救。我妈有个特征，她可以任意惩罚我，可是要是别人，包括我爸爸惩罚我，她就心疼，就干预。而我们家三个孩子里，只有我受惩罚的机会最多，我姐姐是女孩，自小就帮着我爸爸卖艺养家，我爸爸当然从来不会惩罚她，做错了什么，最多淡汤寡水的说说。我弟弟那更是我叔叔的化身，又是最小的，尽管是男孩子，也难免淘气招惩罚，可是他受的惩罚，局限于嘴上骂，最多就是象征性地在脑门上轻拍一下，不像揍，倒像是爱抚。
只有我，是我爸爸惩罚严管的对象。刘婶有时候都看不过去，说我爸爸是偏大的，向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好几次半真半假的要我去给她和刘大叔当儿子。
那天可能我真的把大人气得够呛，因我的贪玩，我爸爸和我姐姐饿着肚子在大街上辛苦一天，这种错误在我妈看来也是罪大恶极，便不管我爸，任由他惩罚我，自己躲在屋子里蒸馒头。
馒头的味道伴随着团团蒸汽滚将出来，在院子里飘荡，钻进我的鼻子，勾引得我垂涎三丈。那时候，虽然已经不再挨饿，可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基本食物仍然是苞谷面发糕、豆面窝头，细粮都以一斤白面换一斤半粗粮的比例，变成了苞谷面、豆面。人穷了，生活上就只能将就数量，而没有资格追求质量了。那天我妈蒸了白面馒头，我估摸这可能也是要补偿我爸爸一天没有吃饭的亏欠和委屈。
尽管不用脱裤子，在院子里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用竹条抽屁股，哪怕抽你的那个人是你爸爸，谁也不会觉得荣耀，委屈、羞惭、恐惧……种种不好受的感觉齐集，我偷眼四下看看，白家三兄弟、刘氏三姊妹外加她们那个宝贝弟弟，还有其他一些孩子，已经兴致盎然地围拢过来，不远不近地站在四周，等着看我的热闹了。
这个时候，令我激动、感动了半辈子的事情发生了，我弟弟从屋里冲了出来，抱住了我爸爸正要抽我的那条胳膊，向我爸爸求情：“爸，不怪哥，是我硬要我哥帮我抓蛐蛐，抓着抓着就忘了时间，你实在要打，就打我，再不然就跟我哥一起打。”
我弟弟的特点就是特别乖巧，嘴也比较能说，相对比之下，我有点随我爸，嘴拙，脾气还有点梗，能不说的尽量不说。他一口气说了那么一堆话，竟然把我爸爸感动了，我爸爸举着竹条子，迟疑不决，这时候白老大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在不远处喊：“打啊，许大叔，快打啊，这家伙可坏了。”
我爸爸立刻放下了竹篦子，拍了拍我脑勺：“这次饶了你，不给我送饭没关系，一顿不吃饿不死人，不能耽误上学，知道吗？”
我连连答应着，如遇大赦，心里那股兴奋，就好像得到了什么大奖似的。那天晚上，我妈给我们发了大白馒头，一人一个，按照饭量，我能吃仨，可是我还是分给了我弟弟一半，他一个人吃了一个半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