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加入了日本籍以后，我心中一直想着把儿子的监护权再要回来。我想，我也应该像我的前妻刘老三那样，先礼后兵，先找他们谈，如果谈不通，那么我可以付诸法律。我想，日本的法律还不至于将我亲生儿子的监护权扣押在那个跟我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雷克萨斯手里。
然而，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我专门打听到他们的居所，然后闯到他们家找，那所房子的现任主人却告诉我，几年前，这所房子就已经卖给了他，至于原来的房主人去了哪儿，怎么联系，现任房主一概不知。
我难以相信，我儿子和刘老三、她的日本丈夫竟然会失踪，我通过各种手段四处打听，却一无所获。他们三个人就像在地球上蒸发了，寻找我的儿子，成了我的心病。我还专门到刘大叔家里去打问过，刘大婶已经过世，刘大叔垂垂老矣，但是头脑还非常清楚，刘家所有人众口一词：自从刘老三到日本以后，从来就没有跟家里联络过。这我相信，刘大叔绝对不是一个撒谎的人。
我跑到警察局报案，寻求警察的帮助。但是，我拿不出我跟我儿子合法父子关系的法律文件，警察拒绝立案，寻找儿子只能靠我自己。我明白，不论是我的前妻刘老三，还是她的日本丈夫，都不希望我再跟我的儿子有任何来往，他们采取这种方式，企图彻底割断我和我儿子的联系。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躲藏起来，甚至他们用不着离开日本，就能让我找不到他们。
我和我的法律顾问大岛茂认真探讨了通过法律要回监护权的可能性，他爸爸就是东京出名的大律师，他现在的名气不在他爸爸当年之下，他们家是律师世家，他个人除了是我的法律顾问，还是我的酒友。
大岛茂的答复令我非常沮丧，他告诉我，可以起诉，通过法律收回我儿子的监护权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是儿子的亲生父亲，可是，我起诉谁呢？
“许君，起诉状上最起码要有对方的住址，你知道他们的住址吗？”
没有他们的住址，我就没办法起诉他们，我估计，他们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跟我玩失踪的把戏。我痛苦极了，疯了一样的四处找我的儿子，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人海广宇中，我找不到他。
至今，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的儿子还记不记得曾经有我这个爸爸。
命运不知道是在那我开心，还是在给我补偿，每当我的情感家庭和精神遭受挫折、陷入痛苦这时候，我的经商之路反而会格外顺利，机会不找自来。仓健忍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他现在兼任我们公司的地产部经理，位于东京涉谷黄金地段的一座商厦，由于权属人遇到重大财务危机，急于出手，正在准备拍卖，如果我们能够支付现金，可以以极为优惠的价格拿到手。
“优惠到什么程度？”自从仓健忍在我面前说了让我警惕郭雅娜，最好不要让她控制公司的客户资料等机密文件以后，虽然在业务上我依然倚重他，但对他的人格有了质疑，我觉得起码他是一个爱挑拨是非的人，所以现在跟他说话完全是公事公办。
“四十亿。”
位于涉谷临街的商业大厦，不管什么样的大楼，底价都不止这个数。
我冷静地对仓健忍说：“明天我们去看看楼盘。”
仓健忍比我还急：“现在就去，要抓紧，我们公司有大量的现金，如果对方登记了拍卖，我们就失手了。”
他说得有道理，我跟着他立刻去了现场。那座大楼耸立在涉谷十字路口，外墙是用钢化玻璃装修的，如果拍卖，尽管现在经济不景气，最低也能拍出六十亿。如果放在正常年景，这幢大楼卖到八十亿也很正常。对方现在急着压价处理，我估计又是遇到了银行贷款方面或者债主的追讨，不然谁能眼睁睁地做这种吃亏生意呢。
在日本那种社会里，今天还是亿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乞丐的事例比比皆是。风险越大利润越高的冒险行为，银行宽松的贷款环境，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导致了疯狂的投资行为，这些疯狂的投资行为成为经济泡沫的打气筒，复杂的资金链条中哪怕只有一环断裂，蝴蝶效应不知道会导致多少人家破人亡。我和仓健忍面前就有一个，一个衣衫油污成了毡片，披头散发凝结成毡片，满面污垢，目光呆滞的乞丐，躺卧在涉谷大街一家店铺关闭的卷帘门下，头边是一个罐头瓶，脚边是一根打狗棍。
“这个木头是大名商社的社长。”仓健忍告诉我。木头是他们对痴呆者的称呼，意味这个人虽然活着，但是已经没了灵魂，成了一段木头。
我不寒而栗，大名商社去年还是日本赫赫有名的成功企业，仅仅在东京地区，就拥有两家五星级酒店，他们著名的连锁酒馆“大名屋”自称是日本居酒屋的文明化改革样板，以价格昂贵、消费高档著称，比比皆是，遍布日本。在日本，你可以不知道首相是谁，却绝对不会不知道大名商社的社长是谁。
“不可能吧？”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变成了“木头”的大名上岗，这是他的名字，过去曾经如雷贯耳。
“现在他名下的企业都只能在两个地方见到，一个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名录上，一个是拍卖行排队等待拍卖的名单里。”
有些大商社的社长，由于经受不了这种一夜破产的打击，清醒的会去自杀，也有的完全被击垮，精神失常，成了行尸走肉。
我有些不忍，从口袋里掏出一千日元，轻轻放在了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巨商大贾头边的罐头瓶子里。他木然地瞠视着我，眼球活像超市里的死鱼。
离开了涉谷，我对计划中的投资项目有点担心，也许这就是兔死狐悲：“仓健忍，你给大岛茂打电话，请过来一起喝酒。”我吩咐仓建忍。
我现在也已养成了日本男人习惯，下班以后不回家，跟同事朋友成群结伙，有时候也会独自一人跑到居酒屋喝酒。
仓健忍非常高兴：“好啊，我现在就联络他。”
在日本企业里，能接受社长的邀请一起喝酒，是一件极为荣耀，极受鼓舞的喜事。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在居酒屋拍板，决定收购涉谷那间商厦。我们支付二十亿现金，再从银行贷款二十个亿。收购以后，仍然采取那种以租养贷的手段，等待时机，市场上扬的时候，转手卖出。
“社长，我判断，不出五年，这幢商厦的价格就能恢复到八十亿元。”仓健忍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说的话应该有他精心计算的结果作依据。
我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
“日本经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正负曲线，现在正处于第五年的向量负值点，从现在开始，会慢慢回升，升到下一个顶点，应该是三到五年的时间，我说五年，是保守的结果。”
我心里高兴，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明天你就和大岛茂操作吧，你们俩办事我放心。”
他们俩哈哈大笑，大岛茂说：“我们俩可不是华国锋，我们俩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一定成功。”
我敬了他们俩一杯酒，为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