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终于没能保住，她走了。曾奶奶送来的奶粉只能保得了她一时，保不了她一世。两罐奶粉很快就吃完了，也许她的肠胃太弱，也许穷人家的孩子享受不了“体委首长”级别的待遇，吃了奶粉不但没见她身体好起来，反而上火，拉不出屎，憋得死哭，我妈只好用手指头给她朝外抠。她的耳朵也开始糜烂，那个时候也没别的办法，我爸就让我和我弟弟撒尿，说我们的尿是童子便，金不换，然后用我们的尿抹在小妹的耳朵上，治疗她耳朵糜烂的毛病。
那天晚上，曾奶奶又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妻。他们带来了一些红薯干、古巴糖、伊拉克蜜枣之类当时非常罕见的吃食，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就在我们被这些难得一见的美食诱惑得忘乎所以的时候，那个四十多岁的妻子，撩开衣襟，在乳头上抹了一些糖水之类的汤汁，然后抱起我小妹，让她吮吸她的乳：“先认认奶，认了奶就好了。”
有奶就是娘，对于哺乳期的孩子绝对如此，对于嗷嗷待哺的哺乳期孩子，更加如此。可能尝到了甜头，小妹叼着那位妻子的乳头不撒嘴，惹得她咯咯笑了起来：“小馋嘴，慢点，把妈妈咬疼了，看孩子饿得，心疼死人了。”
那天晚上，小妹被这对夫妻抱走了，我妈哭了一夜，我爸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过了两天不见小妹回来，我们几个追着爸妈要小妹，我爸爸红着眼圈告诉我们，小妹到好人家去了，起码能吃饱，能活下来了。我妈不吱声，默默流泪。就这样，我失去了我的小妹，虽然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她，可是潜伏在心灵中的痛感和陌生，却告诉我，小妹永远离我而去了。能让我欣慰的是，那对夫妻没有孩子，对小妹胜似己出，小妹妹没有受我们那么多罪。
生活越来越难，我们已经无力上学，我爸妈也不敢再让我们去学校，担心我们死在学校或者路途中。我爸爸肿了，脸膀成了蜡黄的冬瓜，小腿肚子一压一个深坑。据说，饿得狠了，一睡二肿三阎王，刚开始会嗜睡，接着就会浮肿，浮肿塌下去，人就没救了，就该见阎王爷去了。长期以来，他都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把吃的偷偷让给我们。我们不懂事，凡是能从爸爸那里得到吃食，就高兴得了不得。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爸爸从外边回来，不知道从哪搞到了一把酸枣，我刚刚练完功，他就塞给了我。我按照从小养成的习惯，分给了我弟弟一半，我弟弟把酸枣捏在手里，一颗一颗地朝嘴里扔，他吃得香甜，我馋得要命，我那一份却舍不得吃，我知道，他吃完了，一定还会朝我要，如果我没有了，他会很失望。
果然，他那一小把酸枣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就问我：“哥，还有没有？”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递给了他，他又吃了，又问我还有没有，结果，那一把酸枣我一颗都没吃上，全都让他吃了。
吃饭的时候也一样，我爸爸细嚼慢咽，喝一口菜糊糊竟然也要在嘴里咕噜半天，我们唏哩呼噜喝完了自己碗里的，我爸爸却往往连半碗菜糊糊都喝不完，喝不完的，就倒给了我们。我们全家的日子，就靠他在地质部文工团每个月领的那三十来块钱，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垮了。这是我妈最担心的，所以在吃上，总是有意无意的照顾我爸爸，盛菜糊糊的时候，最后给他盛，把锅底稠一些的给他。有时候从外面捋回来了榆树钱、槐树花，家里能包菜团子了，也总是留几个，给他带到班上吃。可是，我爸爸带到班上的菜团子，怎么带去的，往往还是怎么带回来，然后就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吃。我妈追问他怎么没吃，他就呵呵笑着说，单位上有吃的，他吃过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陷入了大灾荒之中，连毛主席都不好意思再吃红烧肉，改吃素了。他们文工团在地质部属于可有可无的基层单位，谁会给他们那种单位发吃的呢？他是舍不得自己吃，又不好拒绝我妈妈的好意，我妈给他吃的，他就带着，然后回家再分给我们，自己蹲在炕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脸上的那份惬意和满足，比他自己吃到食物还要高兴。
可是，这种长期的饥饿状态，毕竟不是他那样一个挑着全家人性命重担的成年男人能够抵抗得了的。据科学研究表明，男人忍受饥饿的能力要比女人差得多。同样绝食，女人可以活半个月以上，男人最多能活一个星期。同样挨饿，我妈还得挺着给我们到处找吃的，找来了还得绞尽脑汁怎么样做得好一些，能够让我们吃得更耐饥一些，饥饿在我妈身上没有造成严重伤害，我爸爸却已经抵抗不住，来到了生死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