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跟我爸爸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结了婚，却并没有谈过恋爱。我爸爸比我强的是，结婚以后，跟我妈夫妻感情好，两个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吃苦也罢，享福也罢，肩并肩互相扶持着走完了艰难却也不乏幸福的人生旅途。
我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经八百的经过了传统的、现代的种种程序，却最终闹了个劳燕分飞，咫尺天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果。
我跟我爸爸第一次正面谈及娶个女人成家立业的话题，是在四川成都跑场子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的班子很不景气，少林程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却落下个毛病，摇头晃脑，很像当时经常访问中国的柬埔寨宾努亲王，这种病俗称摇头疯，没法治。少林程不能再上台表演他的少林功夫了，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我们那个班子。
霍家兄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次表演的时候都胆战心惊，而且年纪渐大，再玩冲天炮体力上也支撑不了，兄弟俩勉强又跟我们跑了两年也就退了出去，留下他们的后代，一个练了软功，跟我姐姐搭配着表演，另一个练了鞭子，跟我配合着演出鞭技。
我姐姐年龄大了，也嫁了人，嫁人以后，就不能再跟着我们浪迹天涯，卖艺为生了。于是班子越来越青黄不接，表演的效果和效益都江河日下，越来越不景气了。我爸爸年纪也大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是撑撑场面，真正的表演任务都由我接手下来。有的时候，看着我爸爸鬓边苍白的雪霜，脸上纵横的岁月，气喘吁吁地在台上表演他已经力不从心的武功套路，我心里一个劲往外涌泪水，却又不能真哭出来。
到成都以后，原来说好的表演场地因为是露天的，碰上下连阴雨，没法表演，就算我们不怕雨，硬着头皮演，也没有观众看。打道回府吧，一来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二来来回白跑一趟路费就白白搭进去了，所以只好在成都耗着，等老天爷开眼。晚上没事，我陪我爸爸聊天，我爸爸问我：“你刘大叔的三丫头你还记得不？”
刘大叔家的三个丫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老三，尤其是她闷不吭声抡着大棒槌砸白家兄弟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后来，因嫌我当时没有出面帮她打架，骂我是傅志高，不再搭理我了，我也就懒得再搭理她。再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有了男女意识，开始假封建，男孩和女孩不说话，不来往，也就渐渐淡漠了。留在记忆中的唯一印象就是，她有一双小皮鞋，经常穿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之所以会对这件事情留下记忆，是因为我当时决觉得纳闷，他们家那么穷，她两个姐姐一向都穿着刘婶自己做的布鞋，她怎么会有皮鞋穿。
后来，我跟着我爸跑江湖，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过年过节回北京，也没有再见过她，也没打听过她，在记忆中就慢慢淡忘了。我爸怎么又提起了她呢？
我爸告诉我，刘大叔从老家来信了，说是他三丫头现在在老家县城的学校里教书，还没有对象，那个年代，男女未婚青年开始谈婚论嫁的阶段，有个特定的名词，叫对象，不像现在，一律称之为情人，概念那么模糊，既可以理解为本质意义上的情人，也可以理解为未婚夫、未婚妻。
“你刘大叔一直挺喜欢你，想把他家三丫头说给你，你觉着怎么样？”
刘大叔在文革后，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平反了，去掉了脑袋上面革命意志衰退、从革命队伍中脱逃的罪名，落实政策的具体标志，就是终于给他在老家安新县城里分了一套房子，还按照三八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标准每个月发养老金。他逐渐年老，在北京有今天没明天的混日子也混不动了，老大老二都在北京嫁人成家，他也就带着刘婶回老家安度晚年去了。只有老三和最小的儿子守在他们身边，老三下乡抽回来当了老师，儿子却不知道在干什么，按照年龄，应该也上班工作了。
我早就已经过了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那些年长年在外面奔波，对女人也就是想想而已，根本就没时间也没精神落实对象问题，所以我爸爸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半推半就的话：“没见过人，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爸爸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让我趁现在在成都没事的时候，抽几天时间回去一趟，到刘大叔老家去看看：“要是你觉得成，人家闺女也能看中你，就定下来，你刘大叔家的丫头，知根知底，可靠，能跟你好好过一辈子。”
于是，我就急匆匆返回北京，让我妈给我置办了一套蓝涤卡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拎着稻香村的细点心，还有烟酒茶，凑了个四色礼，跑到安新县找刘大叔相亲去了。
女大十八变，一点都不假。那个在我眼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刘老三，此时却已经出脱成了大姑娘，那张脸长得粉白粉白的，也知道矜持了，也知道走路的时候甩腰扭臀了。我把眼眶睁得快裂开了，从她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到当年闷不吭声，抡着大棒槌朝白家兄弟脑袋上狠砸的那个小丫头的影子。就是不知道她现在眼中我还是不是傅志高了，我想问问她，没敢问，因为我一下子就看中了她。我相亲那天当着刘大叔、刘婶的面说了很多好听话，拐弯抹角地告诉他们，我对跟刘老三搞对象没意见。
刘大叔明白我的意思，送我走的时候，告诉我，回家准备迎亲。我还担心刘老三看没看中我，刘大叔大咧咧地拍着胸脯子向我说：“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放心回家准备，跟你爸爸商量好时辰，给我来个信，我也给姑娘准备一下，到时候你过来接人就成了，不过话可说在头里，结婚以后你要是对我家三丫头不好，可别怪刘大叔翻脸不认人。”
我赶紧赌咒发誓，结婚以后一定对三丫头好，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一定要孝敬刘大叔老俩口。刘大叔高兴得哈哈大笑，说只要对他丫头好就成，他们老两口半截都埋土里了，孝不孝顺都是次要的。
就这样，我就算把婚事定了，现如今回想起来也真够神速的，从相亲到结婚，我们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而且，这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两面，一次是相亲的时候见过的那一面，还有一次就是她跟着爹妈到我们家踩窝窝的时候。
结婚就要房子，我们家多少年来，一直住在杨梅竹斜街拐弯抹角处的大杂院里，连正街都没沾上边。那是一套里外间的小平房，后来我们又尽可能的依傍着这套平房加盖了一个小厨房、一个比鸡窝大不了多少的储藏间。我姐姐嫁出去了，家里还有我跟我弟弟，我爸我妈。我爸我妈住在小套间里，我和我弟弟住在外间，家里的各种箱柜杂物挤得满满当当，再想在这个插只脚都要找地方的空间里增加一个大活人，安排一个新娘子，那可真的比登天还难。要结婚娶媳妇，我们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房子。
命运在那会儿朝我们家绽了片刻笑脸，于是，难于登天的问题竟然有人找上门来帮我们解决了。相亲过后，我跟我爸爸回到北京，地质部一个管人事的干部找我爸爸，原来，他们要进行机构改革，人事调整，一查阅档案，我爸爸当年说是辞职了，打声招呼就跑了，却一直没办正式辞职手续，从理论上说，我爸爸还是地质部的工作人员。
这符合我爸爸的行事风格，什么事都以为自己说句话就成了，却不知道政府机关跟天桥把式摊完全不一样，天桥的把式摊你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甚至连说都不用说。而从政府机关辞职，可不能说辞就辞了，还有一整套的手续要办。我爸爸辞职的时候，原来管人事的领导因为清查三种人，被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去了，新的领导是一个老干部平反恢复工作的，文革中身体造坏了，住院疗养一直没来上班，所以手续没人批，也没人办。
等到那个老干部上班开始履职了，又百废待兴，清查三种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习、治理整顿，接下来又要搞改革开放，结果就把我爸爸的事情给压了箱底，谁都忘了还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一直到这次机构大改革，人事大调整，档案大清理，人家才发现，还有我爸爸这一号人物挂在地质部的职工花名册上，档案还在地质部的人事处档案室里扔着。
地质部的人事干部很好，提出两个方案供我爸爸选择：一是正式补办辞职手续，工龄按照当年我爸爸提出辞职的时候算，可以拿一些退职金，大概有几千块钱，好像是按照北京市当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乘上我爸爸的工龄。二是办理退休手续，我爸爸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退休还能在现在工资的基础上，长一级工资，而且，今后还能拿退休金，一直拿到死。哪种办法合适，这种帐谁都能算得清，我爸爸马上答复人家，那就办退休算了。我妈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乐得合不上嘴，骂我爸爸是傻小子撒尿泚出个金豆来。我爸也高兴坏了，乐呵呵地说他那叫有福之人不用忙。
紧接着房子也送来了，地质部新盖了干部大院，给领导们分房子，领导们退下来的旧房子，按照政策，可以分给在地质部工作多年从来没分过房子的职工，退休职工优先。我爸爸又沾了光，他符合从来没有分过房、退休职工这两条标准，于是分到了一套两居室。谁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套楼房就是天上给我们家掉下来大大馅饼。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谁住楼房，谁留在大杂院里守老房。我心里奔着楼房，谁都明白，住在楼房里，敞亮，屋里就有上下水，厨房、厕所都在屋里，吃喝拉撒那点居家过日子的事儿，都可以不出门就解决。再说了，新结婚，能有那么一套楼房当新房，面对刘大叔和刘老三我们家也有面子。可是，这种话不能说出口，到底谁住楼房，谁住大杂院，得由我爸我妈来定。
我爸我妈征求我的意见，我假装随和：“咋地都成，你们说了算。”
我妈我爸就说：“那你还是住楼房去，我们住这已经习惯了。楼房虽然也是旧的，刷上白灰，还不是跟新的一样。”
正中下怀，我赶紧答应。我弟弟这个时候却在旁边闷不唧唧地说了一声：“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
在我爸爸说不清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教导下，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跟我弟弟争执过任何利益，什么事情都尽着他。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真的值得认真整治的事情，大不了就是谁多吃了一个馒头，该谁刷碗了，谁应该睡炕头谁应该睡炕尾这些小小不然的事情。现在，他对我爸我妈的分房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一张嘴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那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弟弟说出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