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老婆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她之所以跑到富士雄家里闹，目的就是要让我跟他们家彻底了断：“什么好人、恩人，少拿那一套瞎话蒙我，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还不是为了人家的姑娘？”
对这个话题我已经彻底厌倦，我也明白，跟她讨论这个话题只能证明我傻，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她跟我这么闹，有什么别的背景。后来我才明白，她这是在积累跟我摊牌的分量。她要通过嫁给日本人，取得日本国籍。
就在我后院起火，内外交困之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看看来电显示，电话号码是陌生的，接听以后，才知道竟然是黄大满找我。
“你还找我干吗？我们不是已经发誓永不相见了吗？”我余怒未熄，新火正旺，回话的口气自然非常不耐。
“老二，我完了，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得救我。”黄大满恳求我。
我问他：“你不是作了五亿多的大生意，已经发了吗？怎么能完？是不是拿我开心呢？没那个必要吧。”
他告诉我，我们当初就都上当了，那个中影株式会社的社长大冈根本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收的客户预订金都让他卷跑了，现在日本警视厅都开始追查了。”
原来，那个大冈本身就是日本警视厅追缉的诈骗犯，跑到东南亚作了整形，换了身份，又跑回日本做了这么一场大案，然后卷了三千二百万的客户预订金一跑了之，尽管有日本警视厅插手调查，却也是马后炮，根本连他的下落都找不到了。
黄大满露出了哭腔：“老二啊，你要是念在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么多年，借给我三千万日元，我就能把那些客户的预订金还上，还上了我还能再想办法，不然我就彻底完了。”
我那会儿刚刚收购了野村谷的那栋楼房，欠着银行大笔贷款，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真心愿意帮他，以我在日本的社会关系来说，筹措三千万日元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我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不想帮他这个忙。感情上，他背叛了我，我现在听到他的声音都会厌恶。理智上，我怀疑很可能他这是又一次欺骗。
我答复他，态度非常决绝：“不可能，别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我也不会借给你，你这是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四个字从我的口中说出，我忽然有了一种阴暗的窃喜、畅快感觉。黄大满听到我如此决绝，没有说话，挂断了电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由电话传递的一次接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就像一阵轻烟，从我的世界消散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跑到南美洲去了，也有人说他跑回国了，还有人说他被追债的人派的杀手给灭了。
如果他还活着，我祝福他今后能有好日子，如果他已经不在人世，我祈祷他能够进入天堂。
那一年，似乎命中注定我要遭遇太多的背叛和分离。不久，我老婆正式向我提出了离婚，她的理由都是她自己编造的，却又都有证据，证据里包括那一叠在“坏情人”居酒屋拍摄的照片。
“你要是不同意离，我就到法院起诉，你在外边胡搞，婚姻过错方在你，根据婚姻法我有权追究你的损害赔偿。”
她说的是中国的婚姻法，我不知道日本的婚姻法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不管日本这边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都不可能跟她走上法庭，因为，如果跟她走上法庭，势必要牵扯上富士雄一家，尤其是至美。我不可能把无辜的富士雄一家人拽到法庭上去遭受羞辱。
我签了离婚协议书，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要保留我儿子的监护权。她争执了一番，我告诉她，如果她不同意这一条，即使闹到联合国去，我也不可能离婚。
拿了离婚协议书，她带着儿子和我让她在北京买房子的那几百万日元走了，那几百万日元她一直牢牢把在自己手里，似乎那本来就是她的钱。儿子才上小学，一直由她带大，而且我工作太忙，不可能给他很好的照顾，所以，她带着儿子走我并没有异议，我想，我拥有我儿子的监护权就够了。
她紧接着就嫁给了那个开雷克萨斯的日本男人，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就已经两情相悦，明铺暗盖了许久，我却一直还被蒙在鼓里。那个男人是一个商社的社长。三个月后，她，我的前妻，跟我在同一个大杂院长大的刘老三就正式申请归化成了日本籍。
痛定思痛，我扪心自问，我和她，结婚，育子，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们爱吗？也许她想过，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结合，充其量应该称之为成家过日子，是一个由社会和习俗构成的定式而已。我想，如果我或者她，相互之间能有我和至美那种感觉，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分手。想通了这一点，离婚分手的就成了很快就能过去的阵痛，也许，就此分手，对我，对她，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春节到了，我弟弟回国探亲，我警告他，不准他把我离婚的事告诉我爸我妈。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马上给他办永居权，然后他要把老婆孩子带到日本来。我答应了，我弟弟就是那么一个人，无论你多么苦闷、多么倒霉、多么痛苦，你都别想感染他，他对别人的主观感受天生具有免疫力。就在我妻离子散的当口，他还能提出为他办理永居权的问题，还能想到回家带他老婆孩子到日本过好日子。而我这个当哥的，遭遇婚姻破裂，妻离子散，巨额的银行贷款压力，等等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对了，哥，我走的时候你让仓健忍送我一下，我回国一趟，带的东西多。”临出门，我弟弟站下，返回头对我说。
我苦笑：“行啊，没问题，你直接找他就行了。”
公司的车平常由仓健忍开，我自己没有车，我不习惯驾车，更不习惯让别人给我驾车，我喜欢坐公共交通工具。
日本人的春节跟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的春节是农历初一，他们的春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元旦。春节到了，我弟弟回国了，过去曾经跟我一起熬过那么多除夕夜，在一起熬过那么多大年初一的公鸡、赵刚、黄大满先后离我而去。今年，我原来以为可以过一个三口人团团圆圆的春节，现在却落个孤家寡人，不但没有了老婆孩子，连朋友也一个都没有。
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悲凉春节。大年三十的那天早上，我出门购买一些晚上吃的东西，我还买了几瓶酒，准备用酒帮助我渡过漫长的除夕之夜。我做这一切有些机械，身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行动，大脑却停留在另外的地方，也许这就叫神不守舍。我从商店的扶梯下楼的时候，明明看到了台阶，却忘了迈脚，结果我从扶梯上滚了下去。已经付过款的食物滚落满地，四周一片惊声尖叫，我感到左腿就像被榔头敲打一样剧痛。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左腿的剧痛却让我再一次跌跪在地。旁边有人叫了急救车，有人想帮助我站起来，还有人在帮我捡拾散落四处的食品，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个老大娘提着摔破了的酒瓶，满脸歉意：“真可惜，这么好的酒全都撒了。”
我挣扎着朝那位老大娘笑笑，急救车来了，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训练有素的将我抬上了急救车，在急救车声嘶力竭的呼啸声中，我被送进了医院。我的胳膊、肩背上都有软组织挫伤，最严重的是左腿，左小腿胫骨断裂。
看着病房洁白的四壁，我苦笑，看来，这个春节我就要在这间病房里度过了。那天晚上，显得格外寂静，腿上的剧痛已经缓解成钝钝的隐痛，不能再那么残酷的折磨我。可是，我的内心却一片荒芜，肉体的疼痛在精神的痛苦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这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之夜，回忆成了我唯一用来消磨时间的活动。大概是心境太糟，回忆的内容几乎没有可以令我高兴的事情，从小到大，我遇到的所有痛苦和磨难，似乎都顺着回忆这条快车道再次回来折磨我。不知不觉中，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洇湿了枕头。
我渴望睡眠，睡眠能够把我从眼前这孤独寂寞的除夕之夜解救出来，能够把我从往日痛苦的回忆中解脱出来，我按响了呼叫铃，让护士给我拿一点帮助睡眠的药物。那一年的春节，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个春节，我一个人孤零零，依靠安眠药在东京的医院里度过了此生最为凄凉的除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