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咋了？听说你是直挺挺地拍在了地上。”许森一把推开门，看着鼻青脸肿躺在床上的冯简。
“不知道，就突然，两眼一抹黑。”冯简捂着肿胀的鼻梁，嘴角的裂伤还在隐隐渗血。
“肯定是见着什么脏东西了。等我晚上给你念一经。”许森爬上床迅速从枕头下摸出一串佛珠，递在冯简手上，“戴上。”
冯简回忆着自己晕倒前最后的画面，钥匙、胸牌、肯德基、钱……于光主任。她刚想张口，又咽了回去，接过许森的佛珠，套在手腕上。
“我下周要去ICU了，你说会不会很吵？”冯简控制着语速和面部表情，缓缓地问。
“没去过，为啥吵？”
“我们科监护室，也就ICU的1/5吧，见天儿鬼哭狼嚎的。”肿瘤外科有一个自己的小ICU，里面放着大手术回来的危重症患者，2位护士加3位护工24小时轮班，看护着8位正被病痛折磨的可怜人。
“哎，希望我永远也不会进去。”许森抚摸着手中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和一旁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进入ICU的第一天，就打破了冯简对“病房”的认识。与任何一个科室不同，ICU的病区只有帘，没有门，数十张病床分隔在走廊两侧，以3-4为一组单位，用完全可视的材料间隔区分，每张床旁配着一支半高的架子，上面放满了各式各样复杂、昂贵的机器，它们或通着线，或通着管，连接在患者身上，发出冷静又规律的滴滴声。
冯简的任务是给每一床做心电图。她推着机器，走到患者床旁，掀开被子，用酒精棉球擦拭手腕、脚踝和心前区的皮肤，接着安放导联，摁下开始按钮，静待2分钟，一张红底黑波的图像便会从机器的另一端徐徐跑出。这项工作并非冯简第一次做，和以往不同的是，面对ICU的患者她无需自我介绍，因为他们都听不到。
这里的医生也和其他科室不同，他们没有白夜班，进了医院就是至少24小时，平时除了办公室和病区，哪都不能去。他们每人一个大水壶，里面装着浓茶，或咖啡，身后摆着一台病历车，铁灰色金属夹着厚厚的病历，整齐地插在不同格档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坐在椅子上，不停的查啊查，敲啊敲，然后将各种检查单据用胶棒一层层粘在一起，标上日期，掖进病历夹中。
“老师，我会写病历的。”冯简将做好的心电图分成两类，没有问题的先夹进病历里，有问题的单独摘出来递给每一位管床医生，接着站在办公室中央低声说了一句。
众人纷纷抬头，瞠目结舌后又捧腹大笑，一位女医生冲冯简招了招手。
“你是哪科的？咋这么猛？”
“我是肿瘤外科王主任的学生。”
“怪不得。你活儿干得不错啊。”女医生看着手中的心电图，将一沓化验单和胶棒递给她，“贴吧。”
于是，拉心电图，测血气，贴化验单成为了冯简在ICU的主要工作。这里的病历她可写不了，正如这里的抢救她只能靠边站着看一样，它们复杂、危险、来势汹汹，一个操作失误就可能让患者丧命，而一个书写漏洞就足以断送好几个医生的职业生涯。
每天下午3-4点，是家属探视时间，每床每次只能进来一位家属，穿好全套防护衣，消好毒，站在床边哭一会，再换下一位。除此外，ICU的病区里只有微量泵、呼吸机、血压净化机、心电监护仪联合演奏的报警交响乐，它们被称为“ICU之歌”。
走廊尽头的床上，躺着一位年轻女人，她叫苏寒。33岁，乳腺癌伴肝、肺、骨、脑转移，足足8cm厚的病历写满了她最近5年的生平。
2008年体检发现右侧乳房无痛肿块，穿刺活检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II期，因为年轻，所以选择保乳加化疗的方式，恢复良好。1年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也怕曾经的化疗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于是重金去香港做了全身体检加胚胎检测，结果一切向好。正当全家沉浸在久违的喜悦中时，她出现了对侧乳腺、双腋下淋巴结转移，而这仅仅只过了3个月。
医生强烈建议她将孩子打掉，然后尽快手术，“不保乳+全清扫+假体重建”是目前唯一的救命机会，她却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当人第二次生同一种病时，他便没有了第一次那样的恐惧。这是肿瘤外科很多“多进宫”的腹膜后肿瘤患者告诉冯简的。
或许也是带着同样的侥幸，苏寒执意不终止妊娠，这也就意味着她无法进行手术，无法做有辐射的检查，无法使用任何抗癌药物。由于化疗的缘故，她体内的激素水平极不稳定，为了保全孩子，她不得不使用大量黄体酮，严重的浮肿让她难受无比，身上已被打的没有一处好皮，医生反复建议把孩子打掉，接受全面治疗，她都任性地拒绝了。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已60有余，自己撒手去了，他们要怎样承受这份悲痛，如果她已时日无多，新的生命便是留给年迈双亲唯一的念想。
瘤子和胎儿一样，静悄悄地肆意生长，苏寒的身体负荷也渐渐拉满，她开始胸闷、咯血、消瘦，剧烈的骨骼疼痛让她几乎撕心裂肺，她时常在半夜发作，但一片药都不吃，抠着床单眼睁睁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终于熬到了30周，产科行剖宫产将孩子取出，母女二人只打了个照面，便被送入不同的ICU中。当晚，苏寒就陷入了昏迷，肿瘤已将她的器官蚕食得所剩无几，治是不可能了，但家人实在不忍心，于是花着高昂的费用，坚持用呼吸机维持着她的生命。
苏寒就这样安静地躺着，孤孤单单，每天下午3点，爸妈、公婆、老公都会轮流进来看看，女儿已经出院了，他们给她放视频、听录音，可她始终没有任何表情与反应。
冯简回到宿舍，许森问她为何忧心忡忡，她把苏寒的故事讲给她听。
“我一定得对我妈好点。”冯简抹抹眼泪。
“阿弥陀佛。”许森闭着眼祷告起来。
“我5岁那年爸妈就离婚了，我妈带着我住在姥姥家，虽然过得不富裕，但她对我真的很好，我从来没觉得比别人矮一截。”
“我妈，出家了。”
冯简的悲伤被许森的一句话彻底截杀，她只知道许森也是单亲，却不知她妈妈竟然是比丘尼。
“那你，还能叫她妈妈吗？”冯简虽知这问题不好开口，可还是压不住强烈的好奇，脱口而出。
“叫啊。以前在老家，每个初一十五我都去山上看她。”许森并没有任何介意，平静地回答。
“那你的事，她还管吗？”
“我都这么大了，自己的事，自己还管不了啊？”许森想了想，接着说：“我觉得，她教给我的东西，下辈子都够用了。”
冯简听后点点头。
走廊的另一端，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是整个ICU中唯一会讲话的患者，她叫黄小梅，今年82岁。她的病历已经换了6、7本，据这里的护士说，她在2床已经住了4、5年，没人知道她是何时进来的，她除了不能下床，偶尔糊涂，其余与常人无异。她的身上没有管子，每天只有一小袋液体，除了心电监护，床旁没有额外聒噪的仪器。
科里的医护都叫她小梅，这是她清醒的时候自个儿要求的。小梅没有家属，只有一个保姆，隔两三天来看她一次，有必要的字也一起签一签。小梅会说很多种语言，当然这里的护士也分不清具体是哪国的，她时常夹杂在一起说，混合着大舌头和凌乱的表达逻辑，有时说得兴高采烈，有时又突然义愤填膺。小梅喜欢吃橘子，一年四季保姆不断供地送来，护士会在她吵闹时剥一颗喂给她，她便像得了宝贝的小孩，乖乖听话。小梅从不穿衣服，因为ICU的患者常年卧床，需要不断翻身和皮肤护理，但她也不喜欢盖被子，总是光着身子，将四肢展开摆成一个不雅的“大”字，瞪着圆溜溜的双眼观察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
没过多久，冯简便成了小梅的“专职陪护”，在完成所有工作后，她就拿一颗橘子坐在小梅旁边。小梅只说两个词“儿子”和“回家”。可这么多年，没有人见过她儿子，也没有人接她回家。带教的女老师偷偷告诉冯简，小梅是一位大人物。
她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曾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她会八国语言，漂亮又有才华，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几年前因为中风倒在了家里，幸而保姆送医及时，只是身子瘫了，其余都没有太大问题，可神内床位有限不能一直待着，于是就转入了ICU，这一住就是4年。
“那这保姆，是她儿子请的？”冯简压低声音问。
“单位请的，人离休干部，一个保姆算什么。”女老师也压低声音回答。
“那保姆不知道他儿子在哪吗？”
“说是在美国，具体讲不清，失联好多年了。”
“住这4年，不老少钱吧？”
“开玩笑，知道咱这儿叫啥吗？碎钞机。”
冯简戴好口罩来到病区，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那个年代的优雅女性——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她们旗袍加身，亭亭玉立，或弹着钢琴，或说着法语，再看玻璃窗内的小梅，她又赤身裸体地张着四肢，嘴里不停念叨“儿子”、“回家”。
冯简心中一阵酸楚。她的儿子到底去哪了？为什么单位能给她雇保姆却不能帮她找儿子？她的儿子知道她现在躺在这吗？他们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面吗？她走到小梅床旁，拿出最后一颗橘子，慢慢剥开橘皮，香甜的橘气弥漫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空间里，顿时有了生的气息。小梅边吃边流口水，不停重复着那两个词，回家是不可能了，走出这间病房的那日便是生命停止的那天。
“该送橘子来了。”冯简掏出手机，给小梅的保姆发一条微信。
苏寒的家属又来了，他们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双手，哭得泣不成声，女带教老师将几页纸递给他们签字，接着停止了呼吸机的工作。几分钟后，护士将苏寒身上的管子拔下，开始做最后的护理，她雪白的身体上布满伤痕，还有一条长长的新鲜刀疤，那是剖腹产手术留下的切口。
“这个线，要拆吗？”女医生指着耻骨联合上方。
“让她带着去吧，就当是对女儿有个念想。”
他们最后给她放了一些视频，孩子能抬头了，也会笑了，雪白的肌肤和她一模一样。苏寒的使命结束了，作为妻子，作为女儿，作为母亲。现在，她要去做自己了。
冯简站在走廊上，眼泪已将口罩完全打湿，她把手中的橘子全部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液回荡在喉咙中，裹挟着咸苦的泪水，让她尝到了生命的滋味。
ICU吵吗？
是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与死神赛跑，他们会为了失败哭泣，会为了胜利呐喊，会在半途为自己打气，也会在道路两侧默默向参赛者递上补给。
但它又很安静，因为这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小心翼翼，毕竟上帝随时看得见。
冯简回顾四周，在这间无法透光的修罗场里，每分每秒，她与他们都在与病魔做着最后的殊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