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兵卫志》所叙的“兵制”，其实只是一份甚为完备而全面的辽朝举国南侵宋境之作战方案，包括征调兵马、器械配备、行军路线、作战方式等。如此作战方案，想来在辽太祖、辽太宗时期即已存在，但从方案之完备、规模之浩大以及内中所涉及的官名、地名等判断，其定型当在萧太后摄政、屡次大举南征宋朝之时，并定为法规制度，记录在案，从而留至今世。下面对萧太后时期辽朝帝后亲征宋境之作战方案作一简要的介绍。
辽朝凡遇大战，必定由皇帝率领蕃汉文武臣僚，用青牛白马祭告天地之神和太阳神，但不祭月神，分遣近臣去辽太祖以下诸帝陵及木叶山神庙祭告，然后下诏诸道征调兵马。唯有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奚王以及东京渤海兵马使、燕京统军兵马使，虽然接到诏，仍不敢即刻发兵，必须奏报辽廷。辽朝制度，用铸成的金鱼符调发军马，所以辽帝派遣大将持金鱼符，与南院大王等所藏的金鱼符相合，然后再发兵出征。
由于契丹属于游牧民族，兵民合一，所以辽之兵制，凡国民年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皆隶兵籍。军士分正军、家丁等。每一名正军，配备战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的家丁各一人。辽军人、马皆不供给粮草，每日遣“打草谷”者骑四处抄掠以为供应。每位军士皆需自备铁甲九件，马鞯辔、马甲皮铁若干（根据其家力贫富而多少不等#弓四张，箭四百支，长短枪、骨朵（一种古兵器）、斧钺、小旗、槌锥、火刀石、马盂、粆（一种干粮）斗、粆袋、搭钩毡伞各一件，系马绳二百尺。因此，各地军府一接到调发兵马的诏令，就需先下辖地内攒聚户丁，推排户力，根据户籍齐集兵众以等待金鱼符的到来。自十将（辽朝官级最低的小军官）以上，皆依次点集军马、器具。待金鱼符至，各地兵马使亲统所部兵马，送符使者不得参与其间。然后各地兵马使又将本部所点集的军马数上报朝廷，朝廷根据其兵马多少，再命使者充任军主，与统军的各地兵马使互相监督。各地兵马使然后再请引五方旗鼓，以确定本部行军方向和使命。
辽朝为南征宋境而点集兵马，大多在燕京以北的鸳鸯泊一带。至此，辽帝方亲点将校，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中尤其精锐者三万人作为护驾军，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辽军宿营，有远探拦子马出外侦探，夜听人马之声，以防敌军偷营#以上诸军各有将领统领。此外，又于诸军中根据其人数多寡而抽取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统率，以备传递调遣兵马之信息、发送军情文书等（调遣兵马及传送命令者持银牌为凭据）。
辽军南行，一般自居庸关、曹王略、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人关-将至平州、燕京之境，辽廷又遣使者分道催发进军，不得久驻当地，以免践踏禾稼。契丹风俗，在行军途中忌讳见到僧尼、丧服之人。萧太后当政期间，辽景宗或辽圣宗亲征宋朝，萧太后皆随行，并往往是军中实际的主帅。因此，在萧太后、辽圣宗亲征时，留亲王一人在南京，权知军国大事。
契丹大军一般分广信军、雄州、霸州三路进人宋界，辽朝帝后必定在中路，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扈从。大军进人宋境，其步骑车帐便不再循田中阡陌道路而行。三路辽军各设主将一人，率拦子马万骑，分散游行至百十里以外，轮番侦探巡逻；至夜，众军吹角为号，将士们即刻环绕帝后所在的御帐安顿营舍，由近及远，将树枝稍加弯曲作为为弓子铺，而不再设置鹿角、深堑、木栅等守备器械。
辽军行军作战，其主力之前后左右皆设有先锋军马，在先锋军前后二十余里分遣全副衣甲的远探拦子马各十数人，夜间每行十里或五里便稍加停留，下马探听四周是否有人马活动之声，有则擒之-如其力不可敌，则飞报先锋将，齐力攻击-如遇敌方大军，即刻飞报主将。因此敌军之虚实、动静，辽军主将皆能随时知晓。
诸路辽军的行军作战，辽廷亦无具体规定，行军途中遇见民居、园囿、桑柘等树木，必定砍伐焚毁，以破坏敌方之经济、民生。如遇见县城、镇砦，一般便即刻攻击-若是州军之城，就必定先探听其虚实、计划攻击次序，然后再进兵。如若是防守坚固的大州城，不可攻击，便引兵绕行-为提防敌军出城邀阻，乃围城射箭鼓噪，佯为攻城之态，迫使敌方闭城固守。于是前路无阻，便引兵疾进，分兵抄截，使得宋朝诸州城间隔绝不通，孤立无援。人夜，为防范所经过的大小州城守军出城突击，以及联络邻州军马调遣军马，所以辽军在每一州城城门左右百余步设伏兵百骑，被甲执兵，立马以待-如宋兵出城数量较众，其力不能敌，便迅疾驰还大营，调集众军与战。在辽军大营左右的官道、小径、山路、河津之处，夜中并遣兵巡守，严加防范。其打草谷家丁成群结队，各衣甲持兵，四出掳掠，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埋城防壕沟深堑；当进攻城池之际，必定驱使被掳掠的老幼在前，敌军箭石檑木并下，只是伤到了那些老幼。辽军还征发辽境内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修整道路。辽天子所在的御寨及其他营垒，只用那些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桑柘梨栗之类树木，待到撤兵时，便纵火焚毁，不使留下。三路辽军一般深人至宋朝北京大名府（今属河北）会师，再商议攻取方向，如若形势不利，即撤兵北还。
契丹军马每次出行，战鼓三通，不问昼夜，大军齐发。辽军规定，士卒未遇到大敌，不乘战马-等到敌兵接近，方换乘新羁战马，马有余力，利于战斗。如敌军既已列阵，即观察其阵势大小、山川形势、往回道路以及救援捷径、漕运所出之处，各作对策，然后开始攻击：于宋军战阵四面，列骑兵为队，每队五百至七百人，每十队为一道，每十道独当宋军阵之一面，各设有主将指挥。第一队驰马大噪，冲突宋阵。如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得利，便引兵而退，第二队继续攻击-退下者休息战马、饮水食干粮。诸道皆如此作战，轮番进退，如宋军阵脚不动，亦不力战。就如此相持二三日，深夜举火惊扰宋军，以等待宋军困惫-再多设伏兵截断宋军粮道-又令打草谷家丁在马后拖着两把扫帚，在上风头来回疾驰扬尘，使敌军阵中尘埃飞扬。于是宋军将士既已饥饿、疲乏，又因阵中扬尘而睁不开眼，辽军就有机可乘了。如若辽军阵南获胜，而阵北失利，主将在中军，无以知晓其详，则以契丹国内四方山川为号，传声相闻，使得相互救应。辽军一般出兵不超过九月，班师北还不超过十二月。
如果不是辽帝、太后亲征，只是遣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亦是分兵三路往还，至宋之北京大名府会师，九月进兵，十二月退兵，其行事次第皆如帝后亲征之制度。
如若只遣骑兵六万南下，则不特命都统，一般春季以正月、秋季以九月出兵，但不许辽军深人宋境，不攻城池，不伐林木，只是在距离辽界三百里范围内焚毁粮食、房屋，不令宋人耕种养殖而已。
由上可见辽人南征宋朝的战略战术，皆充分发挥了骑军机动能力强的特点，或“成列不战，退则乘之”，或“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或“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加上契丹人善战而又能抗严寒，故所战多胜。萧太后摄政时期的历次南下亲征，大体遵循这一作战方案行事，从而在与已无进取之心、只是被动防御的宋军作战时，或围攻孤城，或运动歼敌，基本掌握了战场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