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契丹社会向封建化转变的需要，当国摄政的萧太后对辽朝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即改变原先辽朝法律执行时契丹人、汉人“轻重不一”“贵贱异法”之现象，加以划一，而“一以汉法论”，从而大大完善了辽朝法律制度。
辽初刑法严酷，且不同民族间待遇亦有很大的差异，即所谓“契丹人用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此指《唐律》#。由此辽朝司法中“同罪异论者甚多”，比如契丹人与汉人发生斗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即契丹人将汉人打死，就以牛、马赔偿死者家属，而汉人打死契丹人则处以斩刑，并罚其家属为奴婢。至辽穆宗时，其刑罚更为残酷，使穷苦百姓有冤枉亦无处申诉。到辽景宗、圣宗时期，随着契丹社会汉化的加深，法律亦渐趋宽平。在辽景宗时已参决朝政的萧太后已注意修订法律，使刑罚得“宽猛相济”。至辽圣宗幼年即位，萧太后更是“留心听断”，当时更定法令十数事，多符合民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同时，萧太后还十分注意对小皇帝的培养，每每教导辽圣宗“宜宽法律”，因此当辽圣宗亲政以后，在“益习国事，锐意于治”之余，并沿袭萧太后的做法，继续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以顺应契丹社会自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的转变。故《辽史•刑法志》评价道：辽朝之“法互有轻重，中间能审权宜，终之以礼者，惟景宗、圣宗二帝为优而已”。而在其中，当政的萧太后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萧太后及后续的辽圣宗对辽朝法律内容的修订、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
首先，促使辽法汉化。萧太后鉴于当时旧法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故于统和元年（983年）命北府司徒彼德将燕京所进献的中原律文译成契丹文，为调整刑法作准备。统和十二年(99&年），萧太后诏令契丹人身犯“十恶”之罪，亦依据汉律判案，使蕃法与汉法渐趋同一。至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后，辽法的汉化更加明显。史称辽圣宗曾诏令“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宋朝）法度，不得造次举止”。当时对汉人案件的审理裁决，往往参照宋朝的量刑标准。太平七年（1027年），辽圣宗决定“更定律令”，诏示中外大臣指出朝廷“法制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加以讨论增改。此次修改法律，使辽法内容较前更接近汉律。如刑法分死、流、杖、徒四等，即采用汉律刑名。此后，辽兴宗为改变辽朝“分俗而治”的现状，欲齐一法令，故在辽圣宗朝法律的基础上复位法令，称《重熙条制》，共五百四十七条。辽道宗又以“契丹汉人虽风俗不同，但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先后增补《重熙条制》至近九百条，称《咸雍条制》。但因契丹境内尚未形成全国一致的经济基础及契丹、汉人习俗差异甚大，加上契丹人犯法，按例派汉人审理，受冤枉者颇多，以及《咸雍条制》条例过于繁杂，司法者亦不能全部熟习，而农人市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迫使辽道宗恢复使用《重熙条制》，其综合北、南为一体的齐一法律的努力归于失败。
其次，减少同罪异罚现象。萧太后摄国之初，即对契丹人与汉人斗殴致死，其刑罚却对契丹人、汉人“轻重不均”的传统处理做法进行了调整，下令“一等”处置之，即同罪同罚。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辽圣宗因为“旧法”规定，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的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惟免黥面”，故特下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同时，辽廷又下令境内契丹、汉、渤海、奚等族人杂居之地，若相互间有侵犯违法者，便使用汉法处置，若是本族内相侵犯，即施用本族之传统法令加以惩处。由此，萧太后、辽圣宗通过多种措施，努力使契丹、汉人间，贵族、平民间施法均平。
其三，使刑法趋于宽平。契丹部族民习俗强悍好斗，故辽朝刑法偏严、酷烈。在萧太后当国时，法令渐趋宽平。如“旧法”规定死囚的尸体要在市中示众三日，至统和十二年，萧太后下令经“一宿”后即听其家属收葬。又辽朝法律规定，有犯叛逆之罪者，其兄弟虽不知情者亦要受连坐之刑罚，为此宣徽北院使、政事令耶律阿没里谏曰+“夫兄弟虽是同胞，但禀性各异，其一人欲行谋逆，他人虽不参与、知晓，却亦因法连坐，此是刑罚及于无辜之人矣。请自今虽属同居兄弟，若不知情者即免连坐。”萧太后嘉纳其议，随即著为法令颁行。萧太后还严厉惩处酷吏，如当时有五院部民“自坏铠甲”，其部长佛奴重杖杀之，萧太后怒其用法太峻，诏“夺官-吏以故不敢酷”。挞剌干（契丹官名）乃方十因酒醉放言宫廷中秘事，按法当被处死，萧太后特赦其罪。又有一五院部民偶然失火，烧及木叶山辽太祖陵、庙所在之地，按法亦当处死，萧太后亦特杖而释放之，并颁为法令。开泰八年（1019年），辽圣宗认为“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之“旧法”处罚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犯处死，从者决流”。又有人犯窃盗罪十三次，法官认为“情不可恕”，处以死刑，辽圣宗为此特下诏“自今三犯窃盗者，黥额、徒三年-四则黥面、徒五年；至于五则处死”。由于萧太后、辽圣宗用法“重轻适宜，足以示训”。
其四，增补、完善“旧法”。如统和十二年，辽廷因为行宫所在之处“多盗”，故立“禁捕法”，盗贼始息-是年十月，又下诏修订均税法，等等。同时，鉴于契丹社会里封建因素的不断增长，辽廷亦颁行了一些改善奴隶地位的法令。如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诏令“若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人无得擅杀”。此诏令虽仍未改变奴婢之地位，但却明令禁止对奴婢的任意杀戮。开泰六年(1017年），公主赛哥杀“无罪婢”，辽圣宗怒降公主为县主，驸马萧图玉削去同平章事之官。此后，对此类事的处置更趋严厉。
其五，建立、调整司法机构。早在辽太祖时，为便于倾听民情，特设钟院以接受百姓的诉状。辽穆宗恶闻民冤，便废去钟院。辽景宗鉴于民众因此无处申诉其冤状，故于保宁三年（971年）下诏恢复钟院（属北面官），并将此诏文刻写在新铸之钟上，告知天下“所以废置钟院之意”。唐、宋皆设大理寺负责中央刑狱之事，但辽初仅以夷离毕专掌刑狱，大理寺几乎有名无实，故各地滞留案件甚多。萧太后当政后，下令各地刑狱有冤枉而无法“申雪”者，可直接至御史台陈诉，辽廷遣官复审。并恢复大理寺的职能，但大理寺所审理的刑狱诉讼，凡需要复奏天子者，皆命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审决议，直至统和十二年始设置大理少卿、大理正主持其刑狱诉讼之事。但萧太后仍担忧其有未尽心尽力者，多次亲自审理囚犯，还设立平议案牍的评覆院与“申天下冤滞”“以达民怨”的登闻鼓院、匦院（属南面官#此外又多次派遣使者到各地按察官吏、审理冤案、判决久滞未结之案。至开泰年间，北、南枢密院亦开始处理狱讼之事，从而成为辽朝最高司法机构。太平六年（1026年#辽圣宗为减少“贵贱异法”，而“皇族、外戚多倚靠皇恩行贿，以图苟免”之现状，特诏令“自今贵族外戚因事被告，不以其事大小，并令所在官署按问，具结申报北、南枢密院复查问实奏闻”。
辽朝地方刑狱机构亦因俗分设：部族长官-般亲自审理狱讼，其基层执法官称秃里（亦名吐里#州县设置专职刑狱官。辽兴宗时，在上京等五京专设警巡院，契丹人犯法，由警巡使审理-汉人犯罪，由所在州县官断案。
史称辽圣宗时“国无倖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燕京等地屡以“狱空闻”。虽然其中多系夸张之辞，但此时律令的宽平和犯罪者的减少，当属事实。同时，萧太后、辽圣宗通过修订法律，以达到辽法汉化的目的和削弱契丹贵族对汉人的某些特权，亦有利于调和契丹、汉诸民族间，贵族、平民间的矛盾，成为达到辽代鼎盛时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