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稳”为契丹语，意为“玉'而“斡鲁朵”亦为契丹语，意为宫帐。契丹民族游牧为生，其营帐“逐水草而居”，辽朝皇帝依然保持着这一习俗，故虽然辽朝亦如中原王朝设置京城，如上京、南京等，但其平日所居的仍为四时迁居的营帐，称行营。因为天子所在，故尊之为行宫、宫帐、宫卫等，契丹语即称之为“斡鲁朵”。萧太后所在的斡鲁朵即称孤稳斡鲁朵，汉名崇德宫。
辽朝斡鲁朵制度始设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辽太祖称帝后，深感自己所从出的契丹迭剌部人众势强，屡屡作乱，故分迭剌部为五院、六院两部，“以弱其势”，并为增强自己的亲卫力量，而从诸部族及汉人居住的州县人户中征召士卒，建立扈从皇帝的宫卫骑军，使其“人则居守，出则扈从”，若皇帝驾崩则扈从后妃宫帐，并守护陵寝。由此宫卫骑军成为护卫皇帝、维护皇权的重要武装。由于自辽太祖死至辽太宗即位之间间隔一年多，故摄政的述律太后亦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待辽太宗即位后，又于辽太祖、述律太后的斡鲁朵之外组建新的斡鲁朵，由此形成制度，即辽朝诸帝及摄国太后皆拥有属于自己的斡鲁朵，而在其死后，其斡鲁朵并不解散，由其后裔继承。于是，随着新皇帝的继位，斡鲁朵的数量不断增加。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朝九帝、二太后、一皇太弟以及与萧太后有特殊关系的汉人重臣韩德让皆组建有斡鲁朵，共计十二宫一府，除萧太后之孤稳斡鲁朵（崇德宫）外，其他诸宫卫简述如下：辽太祖的宫帐称算（契丹语“腹心”之意）斡鲁朵，汉名弘义宫。
述律太后的宫帐称蒲速盌（契丹语“兴旺”之意）斡鲁朵，汉名长宁宫。
辽太宗的宫帐称国阿辇（契丹语“收国”之意）斡鲁朵，汉名永兴宫。
辽圣宗的宫帐称耶鲁盌（契丹语“兴盛”之意）斡鲁朵，汉名积庆宫。
辽穆宗的宫帐称夺里本（契丹语“讨平”之意）斡鲁朵，汉名延昌宫。
辽景宗的宫帐称监母（契丹语“遗留”之意）斡鲁朵，汉名彰愍宫。
辽圣宗的宫帐称女古（契丹语“金”之意）斡鲁朵，汉名兴圣宫。
孝文皇太弟（即辽圣宗弟耶律隆庆）的宫帐称赤宴得本（契丹语“孝”之意）斡鲁朵，汉名敦睦宫。
韩德让（耶律隆运）位居大丞相，以功赐国姓，出宫籍，故“拟诸宫例”而建文忠王府。
辽兴宗的宫帐称窝笃盌（契丹语“孳息”之意）斡鲁朵，汉名延庆宫。
辽道宗的宫帐称阿思（契丹语“宽大”之意）斡鲁朵，汉名太和宫。
辽天祚皇帝的宫帐称阿鲁盌（契丹语“辅佑”之意）斡鲁朵，汉名永昌宫。
但也有学者认为斡鲁朵并不能等同于宫卫，而只是宫卫的一部分，即斡鲁朵是由诸部族骁勇战士所组成，作为天子亲卫骑军，而宫卫除直属天子的扈从骑军外，还有直属天子的民户、奴隶和州县等。这些属于宫卫的民户是宫户，亦称宫分户，分为由契丹人构成的正户和汉人、渤海人以及其他部族人所构成的蕃汉转户。这些宫户以近侍卫从之身份侍奉天子，战时编为宫卫骑军护卫天子，而平时承担所属宫卫的一切经济上的需求。由此，辽朝宫卫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单位，而宫卫骑军亦成为辽朝军队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人数至辽朝后期多达十万之众。如萧太后的崇德宫有宫户一万六千户、辖领骑军一万名，辽圣宗的兴圣宫有宫户三万户、辖领骑军五千名，耶律隆庆的敦睦宫有宫户八千户、辖领骑军五千名，韩德让的文忠王府有宫户一万三千户、辖领骑军一万名等。
萧太后对斡鲁朵制度亦做了一些变革，如辽朝前期，宫分户内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于战争中被掳掠的奴隶，但自“澶渊之盟”以后，战争减少，奴隶来源告竭，为此萧太后一改以前所用的以俘虏和“分州县、析部族”之法，而采用原有宫户的形式而组成新斡鲁朵，如辽圣宗兴圣宫即以国阿辇、耶鲁盌、蒲速盌三斡鲁朵之宫户所置，此后辽兴宗的延庆宫亦系原有诸斡鲁朵户及饶州户设置。
宫分人中的汉人，原为契丹贵族掳掠来的奴隶，但由于他们侍奉天子身边，常因得天子的青睐而被授予官职，其最著名者当为韩知古、韩德让一族。不过他们虽官高爵尊，但其宫分人的身份并未改变，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才能“出宫籍”。韩德让就是贵为大丞相且被赐姓耶律之后才得以“出宫籍”的。辽圣宗以后，
时或见此例，如辽兴宗时宫分人姚景行亦于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之后方“出宫籍”。
由于萧太后当国时，宫卫骑军的规模和战斗力皆已达相当水平，使得辽朝前期由天子直接调遣的御帐亲军的任务有所变化。辽太祖时创置了直属皇帝的精锐之师“腹心部”，辽太宗时又选拔天下“精甲”而加以扩充，人数增多三万人，号皮室军，成为辽军主力。此后皮室军人数又增，并分为南、北皮室两军。至此，因宫卫骑军力量上升，皮室军渐渐分屯边防要害之地，而慢慢地自御帐亲军演变为地方驻屯大军，所以在辽朝中后期出现了皮室部的名称，正反映了皮室军使命的变化。
在萧太后统领三军亲征宋朝时，从征的辽军除了上述的宫卫骑军和御帐亲军以外，主要还有部族军和五京乡丁。部族军是由诸游牧部族等兵马所组成的军队，除契丹诸部外，还包括奚军、
渤海军以及其他归附的部族部队。其军平时分驻要地，守卫四边，战时征集出战，为辽朝环卫契丹腹地的主要地方部队。其中以由迭剌部分出的五院军、六院军最为精锐，当年名将耶律休哥在高梁河用以大败宋军的辽军主力即此支部队。五京乡丁亦称京州军，是征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的民丁组成，其成员多为农民，征战时多从事军前役使，如砍伐园林、填修道路、输送物资之类。
辽朝与斡鲁朵制度密切相关的为四时捺钵制度，即所谓“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捺钵是辽朝皇帝四时渔猎的驻所。当初辽太祖立国以后，为保持契丹人骑射善战的特点，而继续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辽太宗于取得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后，亦未更改这一旧俗，如《辽史•营卫志》所云：辽帝“因俗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到萧太后主持辽、宋订立“澶渊之盟”以后，辽帝四时捺钵制度及其地点大体形成定制+
春捺体主要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境内，主要活动为钓鱼、捕鹅。辽帝于正月上旬抵达鸳鸯泺或浑同江，因此时寒冰未解，鹅雁未至，则屯营冰上，凿冰钓鱼。当钓得第一尾鱼时，辽帝即设宴置酒庆贺，称头鱼宴。待到冰解后，鹅雁北归，移至鱼儿泺（又称长泺、长泊）放鹰鹘（即海东青，一种猎鹰）捕鹅。当捕得第一只鹅时，群臣各献酒果作乐相庆，称头鹅宴。辽代画家胡瓌《卓歇图》所画的正是契丹皇帝和贵族在春捺钵弋猎网钓之情景。
夏捺钵主要在距离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不远的永安山或炭山，避暑纳凉，有时亦出营张鹰游猎。
秋捺钵主要在庆州西北伏虎林射鹿。每年七月中，契丹皇帝至此，皇室以下散布于泺山之侧，待至夜半，鹿来饮水，即令猎人吹角效仿鹿鸣，引诱群鹿来聚而射之，称为“呼鹿”。
冬捺钵在永州（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合流处西南）东南之广平淀，因其地较平坦，四望皆积沙，冬日稍暖，故契丹皇帝行营多于此地“坐冬”避寒，时或出营射猎以讲习武功。
开泰二年（1013年，宋大中祥符六年），宋官晁迥出使契丹时，所见辽圣宗举行春、夏、秋三时捺钵活动如下：
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辽主射猎，指挥帐下骑士绕泊打击扁鼓，使鹅鸭惊飞，然后放出海东青捕捉，或亲自引弓射杀。契丹人皆佩带金玉所做之锥，号称“杀鹅杀鸭锥”。每获头鹅，辽主即拔毛插于帽间，坐于鼓上，纵饮为庆，以为此最乐之事。又喜好取铜或石块为锤，用以击兔。每年秋天则穿褐色裘衣伏山间呼鹿射之，夏月则穿布衣于帐内玩围棋、双陆，或入深涧张鹰捕猎。
不过，辽帝的“春水”“秋山”“纳凉”“坐冬”并非单纯的游猎、休闲，亦是辽朝政治活动的独特形式：当辽帝春捺钵在浑同江钓鱼，诸部酋长便来献方物，形成惯例；辽帝在秋猎时，也有诸部族酋长参加。而夏、冬两捺钵不但是辽帝纳凉、避寒所在，还是其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国务的主要场所。辽圣宗建成中京城后，辽帝夏、冬去捺钵时，契丹大小臣僚及汉人宣徽院所属百司随行。在夏、冬捺钵地定期举行的北南臣僚会议，是辽朝最高决策机构，商议、处理全国军政大事，其制度大体定型于萧太后当国时期。当北南臣僚会议完毕，天子即拔营去春水秋山，契丹全体官员及部分汉官（南枢密院、中书省选宰相一员，枢密院都承旨、副都承旨二员及令史十人，御史台、大理寺选官一员）扈从随行，其他大部分汉官则返中京居守，处理有关汉人一般政务，重大事务报辽帝处置。由此，契丹诸部族一切军政、经济事宜及汉人重要事务，皆可得到四处迁居的辽帝及时处理，捺钵地便成为辽朝的政治中心。而辽帝也就通过形似迁居不停的捺钵制度，将全国军政大权集中于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