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贵族信奉佛教始于辽太祖时，至辽代中期，汉文化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广为传布，佛教也因此在辽境内迅速发展，至辽道宗时臻于极盛。在辽代佛教发展史上，萧太后摄政时期可算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阶段，即从辽初之信佛发展至此崇佛，再由此发展至辽代后期之佞佛。
佛教自唐代末年传人契丹地区。契丹族原来笃信原始的萨满教，自辽太祖立国后，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归附辽朝的汉人信奉佛教，于是契丹统治者亦逐渐接受佛教。902年，辽太祖在潢河边之龙化州始建开教寺，此为契丹创建佛寺之始。912年，辽太祖在皇都建立寺庙，将战争中掳掠来的僧侣五十余人安置其中，取名天雄寺，以示“天助雄武”之意。天册三年（918年#辽太祖又在上京兴建佛寺，并命述律皇后、皇太子耶律倍分谒寺观。因为辽朝前期战火不绝，所以关于辽朝帝、后在佛寺举行祈神降福、祭祀阵亡将士亡魂等“饭僧”之类佛事的记载不绝于史：如天赞四年（925年#辽太祖来到安国寺“饭僧”，大赦京城内的囚犯-辽太宗占领燕京后，即将城内大悲阁白衣观音像移至木叶山下，建寺安放，春秋告祭，尊为“家神'每逢兴军出征，必先在佛像前祭告，然后再调发兵符去各部族征兵。由于契丹统治者的信奉和倡导，佛教在辽境内得以迅速发展，社会上信奉者众多。仅在上京附近就有佛寺多所，其僧尼大都来自河东的太原、汾州和河北的幽州、蓟州地区，且多达千人。
辽初统治者主要是将佛教作为麻醉百姓、强化思想统治的工具，但至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辽朝帝、后对于佛教，不仅自己崇信，还倡导士卒皈依、众生剌度，不断举行饭僧、布施、建寺、奖励名僧等佛事，并给予僧侣以极高的待遇。辽景宗保宁六年（97&年#辽朝帝、后以沙门（僧人）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此为僧侣被辽廷授予贵官之始。统和二年（984年）九月，萧太后以辽景宗“忌日”，诏诸道京、州皆遣官员去佛寺行香、饭僧-四年（986年）七月，萧太后以击败宋太宗对燕京城的围攻之战斗中“杀敌多”，故特下诏令在上京开龙寺大行佛事一个月，饭僧达万人-九年（991年）四月，萧太后因辽景宗石像完成，行幸燕京延寿寺饭僧。当时，萧太后于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营造寺院，以为辽圣宗祈福。
萧太后以皇太后之尊崇奉佛教，极大地影响了辽地妇女的奉佛之俗。当时，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多多，舍宅为寺，募财营塔，施食饭僧，蔚然成为一代风尚。如燕京城内的竹林寺为楚国大长公主舍其私宅而建成，秦越长公主亦施舍其棠阴坊宅邸为著名的大昊天寺等。而兰陵郡夫人萧氏捐献给静安寺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养“三宝”之具-秦晋大长公主除施舍宅第为寺地外，还捐赠稻田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若干亩等。甚至贵族妇女舍身出家者亦为数不少，据《辽史》等所记，辽朝公主即有多人出家为尼。
俗话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防止僧尼过多和佛事活动过盛、过于泛滥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富有政治才智的萧太后在大力倡导佛教以强化思想控制的同时，也对迅速发展的佛教活动加强管理，以免僧尼人数过多、寺院经济太盛而侵害国家财政，从而影响其统治的稳固。在萧太后摄国当政之初，便下诏书废毁“无名寺院统和九年（991年）初，诏禁“私度僧尼”，将剌度僧尼之权收归国家；十五年（997年），禁诸地山寺“滥度僧尼”。当然，随着契丹统治者中崇佛佞佛之风日盛，这些禁令有时也成-纸空文。如萧太后之女施舍宅第为僧寺，并请萧太后赐予寺额，虽宰相室昉以此前曾下诏废毁“无名寺院”为理由加以反对，但萧太后还是满足了爱女的请求。不过总的说来，萧太后及其随后当政的辽圣宗，对佛教兴盛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颇为警惕的，其管理并未失控。在辽朝与宋订立和约以后，处于和平发展的辽境内各阶层崇佛之风大为兴盛，所谓“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致使寺塔相望，“举尽庄严”。在辽穆宗后期，燕京一带的佛事活动即已极盛。如《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了当时民间四月八日佛陀诞辰庆贺活动的盛大场面+凡水之滨、山之下，信徒不远百里而来，数愈万家。
预备供品，馈送米粮，号称义食。当是时也，香车宝马，漫山遍野，灵木神草，触目皆是。从平地以至于绝顶，处处摩肩接踵（信众自天子下及于庶人，在在皈依福田。……观其感于心，外于身，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崖舍命者，所积火焚身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如此近乎疯狂的行为，至辽圣宗时更盛，为此辽圣宗亲政后，于开泰四年（1015年）下诏“汰东京僧人'九年（1020年）更明令禁止僧人“燃灯炼指”等行为。但随着萧太后、辽圣宗先后死去，继位的辽兴宗“酷好佛法”，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契丹社会上的佞佛之风大炽，从而给辽朝政治、经济活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史称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当时贵戚望族起而效仿，多舍子女为僧尼，使境内僧尼人数激增，至辽道宗时，竟然有“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人，一日而祝发（出家）三千人”的记录，那些大寺院中，僧众多达数百上千人。辽兴宗还承袭其祖父、祖母授予高僧大德以贵官的做法，僧侣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前后达二十人，如圆融国师为守司空兼侍中，非浊大师为检校太尉，觉苑大师为检校太保，诠圆、圆释、法钧等大师官守司空，守志、志福皆官守司徒等。这种拜僧侣为“公师”贵官的做法，实为中国古代诸朝所罕见。成为贵官的僧侣，往往凭借其与统治者的特殊关系而干涉朝政，并时有伤风败俗、鱼肉百姓之事发生。但佞佛的君王对此全不加以限制，辽道宗甚至还曾诏令诸道地方官员不得禁止僧徒开坛讲法、收徒。好佛法并能执佛经登坛宣讲的辽道宗，在其晚年倦怠政事时，潜心佞佛，甚至用白金百两制造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镌刻铭文曰+“愿后世生于中国（中原）。”于是辽朝官吏也纷纷效法其君王，于居官理民之际，专以奉佛饭僧、持诵经教为所急，由此成为辽代后期政事不修、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元初大汗忽必烈在与其臣僚探讨辽朝灭亡的原因时，曾提出“辽以释（佛教）亡”的看法。当然，辽亡的原因甚多，但辽朝后期君臣过分佞佛，由此造成民心不宁、政治萎靡，使当时社会、经济等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可以说是辽朝亡国的一大原因。这一结果，大概是以崇佛来推行汉文化、强化思想控制，并进而加强其统治的萧太后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