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琪一夜无眠。
晚饭吃完后父亲马上给他的韦姓同事打了电话，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事情都定了，明天就约在他们家先碰个头。祁琪想送梁晓下楼，被母亲阻止了。 母亲突然拖着她，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张传单，说是小区后门口一家临期食品店发的，硬是拉着她的手腕，要她看看，这上面宣传的打折货品到底是不是正牌的。最后他们一家人打电话的打电话，看传单的看传单，梁晓在混乱的间隙中默默地收起自己的东西，走了。等祁琪反应过来的时候，门已经被带上了。
她打电话给梁晓，不接。发微信给他，一条也不回。祁琪坐在床上编辑微信内容，从 “你到家了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我真的需要和你谈一谈” 变成 “梁晓，你接一下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再变成 “梁晓我们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算我求你了你接一下行不行”。发了十几条微信，她的姿态越放越低，语气越来越迫切，神经越绷越紧。她讨厌自己如此低声下气的样子，也同样讨厌把她逼到这种境地的梁晓，乃至痛恨他。可祁琪知道她的真心也并非完全如此；她其实依旧怜悯他，心疼他，依旧可以体谅这整件事情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可是再怎么样，他都不该提出要她父母签一个卖身契——那就是一个卖身契！如此令人难堪的事，他甚至都没想要和祁琪先商量一下。祁琪原本以为她可以指望梁晓去理解她，帮助她，但没想到他竟把他们两个一起逼到了角落里。梁晓那么高傲，祁琪难以相信他不是因为赌气而提出协议之事；难道签了这一纸协议，他就能放下自尊心，就能克服自己女朋友将先嫁他人的屈辱吗？如果只需如此就能换来他心平气和的接纳，那他现在又为什么又对祁琪的电话和短信置之不理？
祁琪在床上一直坐到凌晨，时不时地抓挠自己的头发，又用拳头捶打床铺。她用尽力气把被角扭成麻花，把头埋进枕头里，然后张口大叫，嘶吼。一直折腾到夜里两点，她疲惫不堪，终于试图躺下，把头在枕头上摆正，闭上眼。面对噩梦般的明天，祁琪以为自己不可能睡得着，但没过多久之后身体被某种混沌和麻木包裹了起来，意识竟开始游离，人也在黑暗之中开始漂浮，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可就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枕边的手机发出了清脆的提示音，伴着两拍震动。祁琪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是微信消息，急忙点了开来。
梁晓就发了一句话：明天再说吧。
祁琪忍不住了。睡意顿时全无。她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了起来，不发出一丁点声音。窗外的月亮透过窗帘的缝隙朝房间里投来一束格外清澈亮眼的光，映得地板发亮。明天，明天已是今天。而今天已经来不及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就会见到那个陌生的男人，装出欣然接受的样子去讲述关于结婚的一切。那个陌生男人将会成为她的丈夫。丈夫！
这种事情怎么会落到祁琪身上？
她想要的是纯粹的爱情，不是这种赤裸裸，几乎丑陋——实际也确实丑陋——的关系。她可以理性地看待童话的虚幻，但她无法抗拒对于浪漫的渴望。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错；浪漫的本质本就是对于生命中的美好的向往——无此期待，生命还有何可盼？为了打造一个体面，高雅的生活以及为了成为一个可以驾驭这般生活的精娴之人，祁琪改变了自己的吃，穿，住，行，不断地，终而复始地优化自己身上所有的习惯和物质的配置。只是为了朝那个不成型的理想靠拢。其实她可以感觉到，她本来离这一切很近了。即使只是一种形似神不似的接近，对她来说也足够了；如果不能真的活得潇洒，看起来潇洒也足矣。她的普拉提，牛油果，咖啡，美甲，山羊绒。。。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原本已经垂手可得。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场名不副实的婚姻会从根本上改变她，再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并使她永远无法从中解脱。
不能成为一个高雅的人，她又会变成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她会成为一个为了钱去和陌生人结婚的人。一个偷奸取巧的小人。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一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做的人。一个辜负爱人的人。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丑。她会再也配不上她所向往的生活。因为那样的生活是干净，纯粹，美好且富有品格的。而在这过后，她不会再是一个有品格的人了。她不会再有脸面去做任何彰显品格的事情，或穿任何使她看上去优雅，高尚的衣服，因为这只会是一场伪装。届时她还会吃得下摆盘精致的沙拉，再喝下咖啡师精心按比例悉心调配的燕麦拿铁吗？祁琪怕的是，即使她吃了，喝了，脑海中也终究会有一个声音提醒她，你已经失去资格追求这种生活了。
祁琪在床上躺下又坐起来，躺下又坐起来。思绪像一锅煮开了的粥，在大脑中冒着延绵不绝的，滚烫的泡。到了后半夜，她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她自己的想法，什么是想象出来的，他人的声音。她听到有个声音训诫她，生命中所有的美好都是建立在恪守品德与良知之上的。如果她今天决定要摒弃自己的品德，违背自己的良知，亵渎婚姻的神圣，那从今往后，她的生命当中便不会再拥有任何真正的美好。在这场虚假婚姻之后，她生命的基调会从根本上挪移，变成一个阴暗，龌龊的东西。人在做，天在看，即使这一百万能为她带来表面的光鲜，在上苍，宇宙的审判之下，她也永远无法褪去这一永恒的，不可挽回的污点。
可是又有另一个声音，操着和父母差不多的语气音调，尖锐地抱怨着她：上苍？上苍在哪里？上苍是看不见的，只有钱是看得见的！身边哪个人不在想尽办法赚钱？为什么就你要搞特殊？整天说理想理想，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没有钱怎么过都是在蹉跎一生——没有钱你还能上普拉提，还能买进口果酱吗？而大部分人蹉跎一生，最后不还是为了钱？现在有捷径把钱送到你的面前，你还要亲手将这财运推开！只是一年而已——再过十年，二十年，回过来看，真的不会后悔吗？
等到天快亮的时候，祁琪在半梦半醒之间看见同事们围在她的床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仿佛看不见她似的在交谈。他们之间荡漾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不是紧张的气氛，而是那种带有恶行之臭的阴凉，能让人立刻察觉出不祥。祁琪拼命睁大眼睛，却老是觉得有人在把她的眼皮捏起来。张开来，又被捏起来。也不痛，只是有种黏连的感觉。她睁大眼睛想要看清他们的口型，以此推断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一睁，一闭。看不清。随后她听到断断续续的：
“一个离婚女人”
“二婚女人”
“祁二手”
然后：
“本来看她蛮正常的，没想到也是一个想男人想疯了的骚婆。结了离，离了结。是不是一开始傍了什么大佬，想搞人家财产啊”
“什么大佬。她才是冤大头。听说她头婚就是为了把什么房子过户。那个男的有家庭的，还有小孩。腆着脸和她结婚，把房子搞到手了又离婚。不知道是说好的还是被骗了”
“操。早知道她这么恋爱脑，我应该前几年就搞她的”
“去问问看，她家里还有几套房子，说不定还有机会”
“怎么有这么傻逼的上海人，上海人不都是很精明的吗”
。。。
他们的话语如刀刃，言来语去之间一次次地插进她的胸口，令她生生发疼。她躺在床上，使劲用力也坐不起来，便左右扭动，又吼叫，也叫不出声来。围在床边的人朝着彼此会心地佞笑着，眉飞色舞。他们看不见祁琪，祁琪却感到她即将死亡。她的眼珠向眼皮后面翻去，又感到想呕吐。她的胃翻腾着，眼珠子翻着，天花板翻着，最后连身下的床也翻了起来，床边的一个个脸也翻，天地之间的一切全部旋转起来，并且永远停不下来。正的成了反的，反的成了正的。她的耳朵里倒是一下子清净了，再分辨不出声音或话语。所有的都翻滚，旋转，颠倒，盘旋在各自的，又像是同一个涡流之中。一切都是模糊的，只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祁琪并不会真的死亡，但往后的生命会一直，一直如此。发昏。颠倒。令人作呕，继而生不如死。
早上祁琪清醒了之后一直躺在床上。她四肢无力，眼球发胀。时不时地点一下手机屏幕看时间。六点，七点，八点半，九点。母亲敲门。她不应。母亲推门而进，喊她吃早饭，她双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半。母亲又推门而进，喊她吃午饭。祁琪依旧在床上，别了过去侧躺，又在被子底下把身体缩成一团。
下午两点，门铃响了。母亲离开她房间时没有完全把门带上，所以祁琪听到了父母对门铃的反应。客厅里一阵骚动：父亲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急促地说着些什么，叫母亲拿拖鞋，拿新的拖鞋，再倒水，拿饮料。他去按对讲机。结果按下去，喂了一声，气冲冲地挂了。随后说话声音低了一个八度，有点泄气地对母亲嘟囔：别弄了，是小梁。
祁琪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眼前一下全是星星。她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把房门推上，然后火急火燎地扒开衣橱换衣服。她戴上胸罩，穿上内衣，再套上毛衣。然后把身上的毛衣又脱了，翻来翻去想换一件，却没一件能让她感到是合适的。这个颜色不对，那个款式又太过俏皮。她不想穿得过于活泼，免得让人误以为她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持一种中立或欢迎的态度。最后她选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又穿了一条黑色的西装裤，这才有了一种应景的，较为庄重的感觉。选完一身衣服祁琪站在全身镜前，又觉得自己穿得像要去出殡似的。但此时门口的门铃响了，祁琪也只能硬着头皮走出房间，一个箭步躲进卫生间里去洗漱。
母亲不仅倒了水，还在茶几上放了两瓶可乐，果汁，还有一盘切好的水果。父亲在橱柜里翻找茶叶，还想要泡茶，结果被他的这位韦姓同事制止了。他焦急地，又不那么焦急地呼喊着，不用了不用了，不要这么客气，太客气了，欲要从沙发上起身去出手阻拦，父亲这才把头从橱柜里伸了回来，不好意思地笑笑。
韦正英看上去四十几岁，没有特别显年轻或老。中年人的身材，中年人的皱纹，头发梳了一个不年轻的六四开，看上去是用发胶按过的，很平，贴着头皮。他的眉毛有点长，眉头浓，到后边稀疏，鼻子上架了一副无框眼镜。他和梁晓排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梁晓也穿了一身黑，上身一件没有形状的卫衣，下身一条没有形状的越野裤，整个人蜷在靠垫里。旁边的韦正英则是一身商务打扮：衬衫，毛衣，正装裤。他连坐也坐得板板正正，背不着靠垫，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显得有些拘束。这俩人的对比并不完全是外貌上的差异，而更多是他们各自散发出的精气神。梁晓看上去依旧是个青年，尽管极力掩饰着他的苦大仇深，他的神色还是在表皮下若隐若现，一举一动快，又浮。而韦正英相比之下就必是一个成熟的，已经搭起并正遵循着某个生活轨道的成年人。他表情少，动作慢，故而显得沉稳，深晦。他每次说话前都会给出一个信号，要么脖子朝前微微一倾，要么把腰板挺一挺，膝盖上的手往里收一收，搭在大腿上。祁琪的父亲在今天倒也表现得异常敏捷，准确地接收到了韦正英的每一个信号，然后立马在对话中腾出空间，自己缄口或打断他人，让韦正英先说话。
韦正英说话，说的大部分都是套话，场面话。他身上的 “主义” 调调很浓，让祁琪很不习惯，又觉得有些神奇。她好像自离开校园后就再也没有近距离听人说过这么多拐弯抹角又冠冕堂皇的话了。但父母很吃这一套，无论韦正英说什么他们都表现出一副过度积极的样子，各坐在沙发两侧的红木椅子上，附和的附和，捧哏的捧哏，很起劲。祁琪则低坐在茶几另一边的小圆凳上，目光控制不住地朝梁晓飘去，发现他也是一脸的空洞，偶尔听到韦正英说一句尤其造作的话，会忍不住摆出一个厌恶的表情。
“小祁，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是比较简单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虽然说我们是互惠互利，但我理解你，女孩子嘛，对结婚总会有些憧憬。就这样结了，说出去好像有点不好听。理解，理解。我夫人也很理解的，毕竟也是女同志。所以她特地托我今天要带句话给你——
“其实婚姻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小时候也和你一样，幻想办婚礼，穿婚纱，对结婚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企盼。但现在她知道了，两个人以什么方式，什么形态在一起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同心，把生活越过越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好！说的好！韦总果然是当领导的，这个格局就是不一样！” 祁琪父亲满腔激昂，一只手指着韦正英，目光在祁琪和梁晓的身上左右来回，跳来跳去。
祁琪悬了片刻的心又沉了下去。梁晓的眼睛也暗了下去。刚刚有过那么一刻，她真的以为韦正英会说出什么破局的话。真是傻。她在心里骂完自己又骂韦正英，虚伪得要死。
韦正英又说：“小祁你呢——我就提个建议，你看会不会对你有帮助——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你还是觉得比较难接受，你可以这样去调试一下你的心理：我听祁主任说，他会把这笔卖房的钱给你当嫁妆，那你和梁先生可以一起规划一下，你们想怎么样去配置这笔财产。当然在你们这个年纪，我肯定建议你们要把大头存起来，但你们还是可以拿一小部分去满足一两个小愿望。比如你们俩可以一起休假去国外玩一趟。这样想的话，你就会给你自己创造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韦正英语重心长，态度十分诚恳：“有了期待的事情，你当下的生活也会有更多的动力。这样可以对你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肯定能让你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这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是双赢，各取所需。等过了二十，三十年，你再回头看，我相信你肯定会感谢现在的你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韦正英说话间直勾勾地看着祁琪，祁琪也不好意思一直回避他的眼光，只能偶尔对视一下，再点点头，表示她在认真听。她在当下没有意识到，但后来等韦正英走后她又反应过来：她为什么要假装客气？她又不欠他的。难道还怕把这件事情搞砸了吗？人怎么就自动地变得如此卑微？她把这归为此次谈话的一大败笔：他们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韦正英是命令的人，而她早就被塞进了服从者的位置里。
梁晓除了一开始和韦正英打过招呼后就没再怎么说过话。这时他把身子直了直，又用双手用力地搓了搓全脸上下，如同洗脸一般，还带着股赴死如归的劲。最后开口时却出乎意料的客气：
“韦先生。您姓韦——是韦小宝的韦？”
“呵，是是，我姓韦。正义的正，英雄的英。”
“噢，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也姓韦。听着挺亲切。” 梁晓对韦正英笑了笑，语气依旧友善，“方便问一下，韦先生在单位里具体负责什么职务吗？”
“韦总是我们领导，公司里数一数二的！” 祁琪父亲抢在了韦正英前面回答，脸上洋溢着与他本无关的骄傲，“韦总现在还是副总级的，但马上就要升正的啦！”
韦正英佯装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父亲又说，“我们底下员工私下都说，其实谁都不服，就服韦总！那么多副总里面，只有韦总才是管事情，做事情的！所以他升正级，大家都心服口服！”
梁晓作出敬佩状，一脸正色地说：“韦先生，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您虽然不是政府直属部门里的公务员，但你们公司也是个国有企业，您还是企业里的高管。您参与这笔交易，会不会不太合适？”
“哎，小梁！” 祁琪父亲面露尴尬。他伸出一只手，在自己脸前挥来挥去，意思是让梁晓不要提这个话题，“这个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自己人知道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您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 梁晓侧身面对着韦正英，脸上的表情变得似笑非笑，“我只是想提醒一下韦先生，做这件事情前有没有充分考虑影响，考虑利弊得失。世界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级别低点的小干部出去吃顿饭也会被有心人举报。当然，这也是我听人家说的。”
韦正英没有笑。他的眼神一下子警惕起来。随后他叹了口气，突然一改之前施教的口吻，作出忸怩状。他欠了欠身，好像难为情似的：“谢谢你的提醒，小梁！你说的没错，我们确实都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避免让人说闲话！其实，你说我在公司里也算是个干管理岗位的，下边的人看我好像事事都有道道，有把握。可你看看，到头来，为了孩子的事情还是操碎了心，一点办法都没有。”
韦正英把眼镜摘了下来，把眼镜架脚捏在左手指间：“说实话，我没结婚前都不怎么喜欢小孩 — 我在外边看见陌生孩子跑来跑去的都嫌烦。但我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唉，真是怎么花心思都花不够！我儿子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得过肺炎，很严重，在医院住了快一个月，他妈妈天天陪他睡在医院里，熬得自己全身都发了寻麻疹。后来肺炎好了，却落下一个哮喘的病根，一到秋天就发，有时候整夜都睡不了觉。这几年上幼儿园老师还好商好量的，但之后要上小学了，我们是真担心孩子，怕他到时候学业太重，压力大，把哮喘病再给加重了。”
韦正英神情凝重，说到孩子时满是不忍，一边说一边看向围坐在茶几旁的几个人，声音里似乎还有些哽咽。祁琪不小心和他又对视了一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的眼神实在太过用力，看似深厚却怎么也不显得真诚。韦正英干咳了几声，用指关节揉搓眼角，像是要酝酿一个更大的情绪爆发。
祁琪父亲见状，忙开口，“哎呀，理解的，理解的。我们也理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祁琪小时候我们也是操碎了心啊。人家都说总归瘌痢头儿子自家好，做爷娘的不容易！”
“祁老师，你是知道的，做父母的别的不求，就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 韦正英满脸皱褶，欲哭的样子却也不见泪，“我们想让他上一个好学校，也不过是希望师资质量能好点，孩子学起来能轻松点！都是为了健康，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呀！”
父亲频频点头，还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膝盖：“我作为长辈说一句：像你对家庭这么有责任心，这么正直的青年，现在真的是难得！你既然喊我祁老师，那我也要说：小韦，优秀！你真的优秀！我给你翘大拇指！”
就差抱头痛哭拜把子了。两个人这番你一句我一句的深情看得祁琪窝火。尤其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她什么时候成了瘌痢头儿子？父亲一直说着不流利的普通话，说到一半突然夹杂了这么一句沪语，听上去很是别扭。特别是这话是说给韦正英听的，而韦正英听上去并不像是吴语区的人——他听上去像是江淮一带的人。要是在平时，这话定有排外的嫌疑——父亲一辈子都歧视外地人，碰到做饮食的说人家的食品不干净，看到工地上搞建设的说人家造的房子都得塌——但今天倒是一反以往的偏执。他摆出和韦正英同样凝重的表情，紧皱着眉头，话音里还带着吭唧声，看上去，听上去比韦正英还要哽咽。祁琪许久未在父亲脸上见到这种认真，不免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祁琪想，父亲为了迎合韦正英，真是什么都说得出来。又是撒谎说他们操了多少莫须有的心——这也算了。但瘌痢头儿子自家好，这句话用在这里是何意？他一心配合韦正英，可祁琪呢？他在这种时候来上这么一句，在她面前，在所有人面前，还显得那么的无奈。祁琪立马就被矮小化，边缘化了。那她还能指望在这场闹剧中掌握什么主动权呢？她人是还坐在那里，但说到底，她在和不在又有什么区别呢？她隐隐感到，他们需要的不是她，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户口的工具罢了。她甚至可以是个哑巴，可以瘫痪在床，可以身患绝症——但还得有一年可活。只要能把她的名字写在民政局的表格上，他们根本无所谓。如果她真是这样，对他们来说只会更方便而已——他们定能找到什么方法替她把字签了，还不必花任何心思说服她。
她才是被利用的那个人，事到如今竟还成了瘌痢头儿子。父亲从来不说无心之话；这就是在谴责她。但真要放上台面争辩一番他又不会承认。韦正英进门才一个多小时，父母俩人脸上挤出来的笑容比过去一年祁琪看到的还要多。他们又是讨好，又是讨俏，生怕韦正英哪一句话没及时被接住，掉在了地上。父亲对韦正英的真情流露使祁琪心痛。心痛之外，更是觉得羞愧。她本以为这一切已经足够煎熬了，但直到这一刻她才意识到，她的尊严竟然还有被贬低的空间。韦正英端坐在她的对面，克手克脚，儒生雅士的模样，祁琪却觉得他傲慢得可怕。而顽固了一辈子的父亲，曾经放言说如果祁琪找个外地男人就再也不让她进家门的父亲，在韦正英面前居然变成了这样一个摇尾乞怜的人。真是可悲，祁琪想；老一辈人果然一生都受世俗人情束缚，就连在退休之际也依旧逃离不了这些该死的庸人庸事。
“你放心好了小韦，我们都打听好了。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去办，你小囡明年开学笃定赶得上。其实，你的小囡，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未来呀！所以我们帮助你们，也是应该的，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毕竟这么多年的老同志了，这点觉悟总是有的！” 父亲的活泼中不失诚恳，嘴角两边扯开一个明朗的笑容，在他那并不常笑的脸上看上去突兀又诡异。气氛缓和下来，韦正英看上去舒展了不少，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后朝父亲作了个揖，又向母亲抱拳，口型上说着谢谢，谢谢，拜托，拜托。
梁晓夹在父亲和韦正英之间，冷不丁地笑了一下，笑出了声，随即立马受到来自父亲的怒视。现在他笑得很刻意，且一点都不掩饰。韦正英的脸色马上又僵了下来。笑完之后，梁晓也不说话，只是嘴唇仍意义不明地朝一边上翘着。于是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气氛又在一片沉寂中紧张起来。祁琪看出父亲恨得牙痒痒，却不敢轻举妄动。他给祁琪使眼神，想让祁琪对梁晓说些什么，或者把话题支开。
酝酿了半天，祁琪也没能找出什么借口。几人之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眼看着韦正英作势要告辞，就此不欢而散，母亲又作出招呼的手势，朝果盘伸出手去——估计是想让他再吃几块——可手还没摸到盘子，就听见梁晓说：
“韦先生，想再请教一下，你和你的太太，关系是否还算和睦？”
韦正英眼睛里透出一点惊讶，没说什么。只是用指关节扶了一下眼镜，颇为警惕地回答：“我和我夫人。。。挺好的。”
“那冒昧地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吧。” 韦正英露出不安，“怎么了，梁先生？”
梁晓还是笑，嘴角仅一边上扬，不露齿：“没什么，韦先生。我只是在想，你和你太太关系好的话，等这房子的事情结束了，你应该不会赖着不离婚吧。”
“这，这怎么可能！” 韦正英勃然，但由于太过激动，话一下噎在喉咙里，吐出来的时候朝茶几的方向喷了口口水。祁琪父亲和母亲双双骚动，嘴里啧啊哎的发出遏制的声音。梁晓不为所动。
“呵，别激动，韦先生。我就是问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这社会嘛，真真假假，很容易说不清楚。” 梁晓突然显得游刃有余，“有一本书叫《我不是潘金莲》，就是这么写的。不过人家是离婚——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最后还告状去了人民大会堂。
“你现在说是假结婚，可不要在一年之后反悔，赖上了祁琪，不愿意放她走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这！梁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很明确的，我就是为了小孩落户上学；只要结完婚，把我们户口迁进去了，我肯定会离婚的！”
“小梁！你把韦总当什么人了！” 父亲对梁晓呵斥，声音响得像是憋了老长一口气。转头又立马对韦正英软着下来，“韦总。。。”
“梁先生，你大可放心，我夫人是苏州人，家里都是做我们这一行制造业的，在那边也是有名号的，不是什么贩夫皂隶——我岳父岳母都还没退休呢。” 韦正英话锋一转，语气从辩解的急促突变得有些轻蔑起来，“况且她还是工程师，是有职称的，我们就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她——”
“你夫人是工程师，” 梁晓硬生生地斩断了韦正英的话稍，语气极其坚定，甚至强硬得有些粗鲁，“你夫人家境好，是工程师，但祁琪性格好，会做饭，会打扮，还会说外语。没有一点是比不上你夫人的！”
“我没——”
“你没比，你是还没比。但我如果刚才没打断你，你不就说出来了？”
“够了小梁！你太过分了，怎么能对韦总这么说话！” 父亲抢回话头，从喉咙深处怒吼，“韦总是我的朋友，是我信得过的人，你这么怀疑，你连我也不信任吗！”
梁晓终于抿上了嘴唇，脸上却无一丝歉意。父亲狠狠地瞪着他，见他没有谢罪的意向便开始猛地摇头，唉声叹气。他朝韦正英摆出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好像十分无助似的，但韦正英并不理会。于是他又对着梁晓：“小梁啊，你太有失分寸。你有担心，可以好好说，这什么比不比的，话实在说得不合适！我们和韦总说好的，这就是一个交易，凭韦总的为人，他肯定会言而有信。你和祁琪——” 父亲用幽怨的眼光看了看她，“你们年轻人感情好，那当然好，但你们不能光顾着自己。你们格局太小了。韦总和他夫人——人家也是响当当的——他们也同样付出，你们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叔叔，你说的对。是我想得太浅了。韦先生，对不起。我性格比较冲，平时祁琪也一直说我。有时话不过脑子就出去了。是我不对。其实你给祁琪的建议很好，老房子卖给你，我们可以拿着这八十万做些规划，从这笔钱上汲取一些正能量，而不是用负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
梁晓脸上依然没有什么愧疚的神色，但话语间确实软着下来，令人分辨不清。韦正英看上去并没有怀疑；他的坐姿早已不再板正，听祁琪父亲训斥梁晓时就完全靠上了沙发背，翘起了二郎腿。此刻又坐了起来。
“小梁，是一百万。不是八十万。” 他举起一根食指，伸到梁晓面前，“这套老房子卖给我，我会给你们一百万！”
“是我口误，韦先生，不好意思。”
“要是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有人要送一百万给我，我做梦都得笑醒。哼，别说假结婚了，要把我收养的去我也愿意！”
韦正英听上去虽然还有几分愠怒，但好歹还是下了台阶，收了气势，人也不再硬挺着。祁琪父亲赶紧凑了上去，顺水推舟：“他们不识好歹！说到底还是太年轻，不懂！你们看看韦总思考问题的高度，祁琪要是能达到和他同样的水平也不至于工作这几年一点进展也没有！以后好好跟韦总学学！”
“算了，祁主任。他们都年轻呢。年轻气盛，理想主义，也正常。我看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就定个日子吧。看祁琪什么时候方便？我这边材料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去民政局。”
“那就礼拜四吧，”父亲小心地提议，“一方面工作日去不大会碰到同事，另外祁琪她妈妈看过了，这个日子好。虽然说起来是假的，总归还是吉利一点好。”
“周四不行，上面有领导来，我要接待一天。那就周五吧。有劳祁琪去请个假了。我们早上办，办完我请你吃午饭。”
“好的好的韦总。那就说定了，礼拜五早上。我们早点到，等开门。你随意。” 韦正英点点头，伸手捋了捋裤腿，站起来准备告辞。他一站，父亲也站了起来，母亲跟着也站了起来。随即梁晓和祁琪也只能一起站了起来。父亲瞻前顾后，一副恨不得自己上手给他整理衣服的样子，“回头我把祁琪的微信发过来，韦总有什么事随时找她。找不到我帮你找她。” 韦正英笑笑，披上大衣，“保持联系吧。别送了，别送了。”
走到门口，父亲还在使劲：“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啊，韦总。上了户口也算一家人了，不客气，啊！”
大门嘭一声关上，祁琪回到客厅，一屁股呆坐在茶几前，看着没动过的水果和饮料；明明没动过，却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新，也不那么吸引人了。切开的苹果氧化了发黄，饮料的塑料瓶上布满了繁乱的指纹。如果把他们和商店里崭新的商品放在一起，一定不会有人选择它们。虽然它们都一样，其实也是新的，也从未被碰过。想到今天还什么都没吃，她一下子有种飘飘然的感觉，赶紧用牙签插了一块苹果放进嘴里。母亲从玄关处转身走过来看到她，吭了一声。祁琪也顾不上了；吃了一块苹果下去，她的低血糖反而更加明显，使她心慌，头晕。她又吃了一块，再一块。又拧开了一瓶葡萄汁，大口大口地灌进喉咙。
梁晓走到祁琪身边，手抚上了她的肩膀。他好像刚想要和她说些什么，手机上就进来一个电话。梁晓皱了皱眉，还是接了起来，喊了声姆妈，然后就听着。等挂了电话之后，他神色严峻。
“叔叔阿姨，有人上店里闹事，我要先回去一趟，他们打起来了，有人伤了。”
祁琪站了起来，还有点站不稳：“那我和你一起去。”
梁晓把手轻轻地覆在她的肩上：“不用了。你休息休息吧。吃点东西。等处理好了我再告诉你。”
“那万一危险怎么办？报警了吗？”
母亲在一旁：“危险你还去？不许去！赶快整理整理衣服，再把身份证拿出来，明天我们去派出所开户籍证明。”
祁琪站定，看向梁晓。即便她知道父母正在一旁虎视眈眈，她也不想就这么放他走。他们还没好好聊过。她还没向他道歉。他们还要一起想办法。梁晓也看着她，毫无回避。他也有黑眼圈，她发现。他朝她笑了笑，俯身用一只手臂将她半揽进怀里，像个大人安抚小孩般拍了拍她的后背。
“我妈报警了，别担心。他们周边都是老邻居。我会发短信的。”
大门又是嘭的一声。
父亲这才回到客厅里，坐在刚刚韦正英坐过的位置上，用祁琪用过的那根牙签插了块火龙果，慢慢地一口口咬着。
“什么叫高层次，什么叫低层次，现在看出来了吧？你干低层次的活，处理的就永远都是这种低级矛盾。还打架斗殴！这是文化人做的事情吗？看看梁晓那种脾气就知道，肯定是他爸打的人家！哼，就等着别人要他赔偿吧！”
祁琪无力反驳。固然她怒不可遏，也再没有力气为自己的愤怒，屈辱作出任何表达。她知道她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去反抗的——难道在五天后就这么去和韦正英结婚吗？——但她真的没有力气了。不止如此，她觉得她整个人都已开始枯萎；只有一小部分的理智还在勉强支撑着她，支撑着一口她咽不下去的气。她想说：梁晓的父母根本没有父亲说的那么粗劣，父亲也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高尚；他能如此轻易地看不起一个从未见过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肤浅和贫乏。他再怎么贬低别人，也改变不了他自己挫败的人生：在外地创业失败后为了逃付供应商的尾款而躲回了上海，后来又靠以前一个老同学的关系，死乞白赖地磨了人家半年，才给安排进了一个事业单位里做闲职。父母以为她不知道，但她全都知道：父亲能从当初那个不起眼的工作混到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每一次的晋升都是靠送礼送出来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父亲送礼都送得恰逢时机，歪打正着，导致时间久了之后他误以为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他不是一个做事的人，对工作了无热情，却还不停地追求更高的职位，看似充满野心，但背后真正驱动他的不过是可笑的自命不凡以及对自己毫无来由的，盲目的信念：我祁进东怎么能止步于此呢？我堂堂祁进东，怎么能只当个办事员，怎么能只当个助理，当初弄堂里的李家阿二头，那个小赤佬都做到水务局里的处长了，我怎么能只当个专员，怎么能只当个经理，等等等等。。。纵然父亲再怎么把自己奉若神人，祁琪也不会被糊弄过去；人活成一个空心架子，这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她想说。
但她没有。祁琪呆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任由父亲沉浸在自己的欣欣自得之中。因为至此，她的话，她的情绪，都如一波波拍打在岩壁上的海浪般空洞，无谓。只有声响，不留丁点痕迹。她已经精疲力竭。但父亲红光满面。母亲则在卧室里翻找户口簿，哼着不成曲的小调。
她会说的。这一切，所有她想说的，她都会说的。她没有放弃，她会再想办法。她只需要梁晓站在她这一边，他们一起想办法，这一切就都会迎刃而解。她不会真的去登记。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的。她只需要和梁晓好好地，认真地，谈一次。他们只要把事情说开了，这段时间他们之间所有的矛盾，隔阂，就都会瓦解。她能理解梁晓，而梁晓也会理解她。如此他们就能重新拾起本来的规律——他奋不顾身地向前奔跑着，她跟在他后面，有时犹豫也有时怅然，但依然能够接受这都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这样相信着并跟随着，依赖着他。
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变得干涩，脆弱。但梁晓今天在韦正英面前这般维护她，祁琪发现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么岌岌可危。晚上她躺在床上，回想他所称赞她的那些话，又重燃起了信心。她没想到梁晓说话竟也能这么直白，不加修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称赞过她了。从前只有阿娘才会毫无保留地夸奖她，哪怕她只是做成一点点小事，阿娘也会由衷地为她感到骄傲。梁晓不是那种用花言巧语讨人欢喜的性格，所以他今天的这番言辞必是情急之下的真情流露。他们不说话，不见面，不联系的这么多天里，他也一定是痛苦，无奈的。没有什么比抑制不住的冲动更能表明一个人的真心。
祁琪的肚子响了长长的一声。她翻过身去，趴在床上，想把胃里饥饿的声音压下去。她用手肘撑起上半身，捧着手机刷小红书，刷到一个女孩在求救。也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她的妹妹。她们的父母为了阻止妹妹去高考，把她反锁在房间里，身份证，准考证，手机全部都拿走。祁琪一看时间，是近半年前发出来的帖子，IP地址在宁夏。姐姐说，父母在当地给妹妹说了个媒，要她高中毕业就结婚，不许去念大学。妹妹死活不肯，本想在高考前一晚偷偷溜出去，结果发现父母已经提前将家里全面封锁，父亲在客厅里守着，睡沙发，旁边还放了把菜刀。评论区里乱成一锅粥，有网友自告奋勇要去她家突围，有网友提出帮忙联系妇联，还有网友担心姐姐的处境，问她安不安全。姐姐说她已经离开家里了。几番隔空的头脑风暴之后，姐姐决定：她给妹妹买了火车票，等高考一结束，她会给妹妹一笔钱，让她走的越远越好，最好能去到上海。这是好几个月前。祁琪拉回去看置顶的评论。时隔几个月，今天早上有网友询问事情后来发展如何，妹妹现状怎么样了？三个小时前等来了回复：姐姐以一个完全陌生的口吻写了一段交代，大意是发帖是她一时冲动，虽然很感谢大家的关心，但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请大家不必再费心。有人立马在下面骂她傻逼，也有人质疑：这还是姐姐本人吗？不会她的手机也被拿走了吧？
在帖子里翻来翻去半个小时，祁琪心口的郁结松了不少。真惨，她心想。这可比她惨多了。要不是有互联网，她根本想不到这个年代竟然还有父母这么不把孩子当人的，连学都不给上。相比之下，她的困境突然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自己的父母也不再显得那么狰狞。祁琪想，如果她还能觉得其他父母的无情骇人听闻，那说明自己父母的所作所为还不是最糟糕的。显然还有别人，以及更糟糕的事情可以突破他们所设的下限。
她还不算最惨，最糟糕，最不堪的。这么想想，祁琪的心情变得好了一些。她重新坐起来，耸耸肩，左右转动了会因为长时间低头而酸胀的脖子，然后换了身睡衣躺了下去。一天一夜没睡，又一整天没吃什么东西，这天晚上祁琪竟然入睡得奇快，头一着枕头就困了，下一秒便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