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穿过隧道，轰隆之声如雷。这是深秋的午夜。我从固纳乘火车到热水。我父亲病了。三个小时前，我的继母陈秋霜给我打了电话。她像那些有着重大隐情的报信人一样，没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只让我马上动身，越快越好。而在三天前，我的汽车被人追了尾，现在还在修理厂。
十五年前，我十九岁，来固纳上大学。此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超过一个月。我并不爱这里，只是懒得挪身。堵车、低薪、炎热、脏乱，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我完全能包容这些缺点。我有什么好挑剔的呢？一个在西南方的山区小县城长大的人。
固纳离热水四百公里，慢火车需要七个小时。
车厢里有人发出鼾声。我坐着，透过车窗看山顶的月亮。我不知道这轮月亮能够陪我多久。由于某种道义或无聊，此时我应该想想在这个世界上和我有关系的人。我的父亲，一个退休的语文教师。他出生在一个叫阿尼卡的山区，我从未去过。在那里，还有一个和我父亲长得很像的伯伯，我见过他。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带着瓜果蔬菜和腊肉来敲我家的门。他想为我的堂兄富乐在县城找一个中学念书，但这事在我父亲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我的堂兄小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做了新时期的农民。有一段时间，富乐在县城做人力车夫，但从未去过我家。我的母亲教了一辈子数学，五年前死于心脏病。我的妹妹远嫁东北，我们已有五年未见面。
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即使父亲不生病，我也根本不想见到他。如果可能，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像一只鸟，孵化出来，便和父母没有了任何联系。人世间的纽带其实就是绊脚绳。可我们正是因为牵绊而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我，既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父亲。
我意识到，很多的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而是重叠。我在固纳的镜湖边陪儿子骑车时，想到的是自己八岁那年在县城里学骑单车。一辆黑亮的永久牌单车，有我胸膛那么高。我父亲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冷眼旁观。我想，即使我当时面对的是敌人明晃晃的刺刀，他也会是那样的表情。他当时穿蓝色中山装，上衣兜里插着钢笔。他的衬衣很干净，衣领里缝着我母亲钩织的领花。这东西如今已绝迹。当时我八岁，上小学二年级。过去的一年，一直是我母亲骑车接送我。他们经常为接送我而争吵。我母亲认为该我父亲送，我父亲认为我该自己去。最后他们各退一步，让我自己骑车去。问题不在于学骑车，也不在于那辆黑色的单车多次驮着我驶向荆棘丛里，让我的脸上爬满大小不一的血蚯蚓，而是我父亲的目光。
“我怀疑我们俩不是亲生的。”
有天巧慧这样说，却被我敲了脑袋。作为她瘦弱的哥哥，我记得她在襁褓里哭闹的样子，记得她像条尾巴似的跟着我，也记得我们经常因父母的争吵而蜷缩到角落里。后来她远嫁东北，有次喝多了在电话里哭，说她从小就想离开热水。我在上火车前告诉她父亲病了，电话里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她说，你先回去看看情况吧，我忙着呢。
月亮仍在，山已变了数重。我无法想象这列火车行驶在夜晚的样子，因为我身在其中。正如我从小生活在那套六十平方米的教师宿舍里，却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本来面目。我母亲永远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我父亲永远板着脸，神情恍惚。我们有吃穿，有学上，成绩中等，走向人群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
没人能决定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和朱丽已经结婚，经营着一个并不比我父母强多少的家庭。我母亲过世的第二年中秋，我带着妻儿回去看我父亲。路上他每过一个小时就打一次电话来，反复问到哪里了。我依据导航显示一次次回答他，最后忍无可忍挂断了电话。此后，他没再打来。当我们的车开到他居住的小区门口时，他站在那里，张望。我最先认出了他的蓝色中山装。这些年，他一直穿这种衣服，就像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款衣服，就像这个时代从未前进。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他嗯嗯应着，却没了更多的话。那晚我们喝了一瓶他学生送的酒。他坐在我对面，处于一种神游状态。我叫他一声，他回应一声，就像我拉着一只风筝。
也是在那年冬天，他打来电话，我接起来却是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我是你陈阿姨，我和你爸在一起了。我说，晓得了。
火车一次次进出隧道，这个庞然大物在天地间笨重迟缓地行进着。这种慢，不是落后，而是藐视万物的威严。这条铁路已有五十年历史。起初，它是我们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动脉，火车日夜穿梭，沿途的站点，都曾繁华一时。后来，汽车越来越多，火车越来越快，机票越来越便宜。这些穿梭在群山里的慢火车，渐渐被人遗忘。除非迫不得已，谁还会想起它？就像我的父亲。在他有陈阿姨照顾以后，我只在逢年过节时给他打不超过三分钟的电话。
这列火车将在早上八点四十分抵达热水。当年我在固纳上大学，每次都是坐这个班次的火车回家。那时的七个小时中，我会和同车的学生打扑克，嗑瓜子，喝啤酒，海阔天空聊未来。今天这七个小时，我斜靠车窗，月亮时隐时现，像我父亲阴晴不定的脸。如今，他病了。谁不会病呢？谁都会病，谁都会死。谁都是父亲，谁都是儿子。
火车更慢了。前方到站，热水。车厢里骚动起来。我保持着一个人回到故乡时该有的淡然。天已亮，可我浑然不觉。这列火车从黑夜驶向了白天。仿佛白天和黑夜同时存在，只不过是由一列火车实现昼夜交替。车窗外早已面目全非。曾经的村庄和农田上，矗立着高楼。热水如其名，地下涌动着温泉。巨大的广告屏幕上，闪现着蓝色的广告词：温泉之都欢迎您。在那节车厢，我最后一个下了火车。
我父亲在热水第一人民医院，离火车站只有一公里。我选择走路去。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地图在我心里。医院的大厅里响着一种类似蜂巢的嗡嗡声。仿佛世人都在病中。搭电梯比乘火车还要难，焦虑的人们随时准备化为一道闪电挤进去。我选择了步行梯。这倒好，很安静。走道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落满灰尘的灭火器顺墙根摆放。我顺便在过道的转角处上了一次厕所，小便。我的尿液浑浊，想必是久坐的缘故。
陈阿姨说他们此刻在过道里的椅子上。我站在过道的一头，一眼就看见了熟悉的蓝色中山装。我朝他走去，他侧脸贴在一个胖女人的大腿上，眼睛闭着，但眼睑在动。我站在他面前，他尚未发觉。这是我和陈阿姨第一次见面。她看到我，从焦虑中解脱出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你是一心吧？”她略显尴尬地推了推我父亲。
“他怎么了？”我盯着父亲发问。
他被我们的对话吵醒了。他睁开眼，挣扎着，在陈阿姨的帮助下坐了起来。他看了我好几秒，似乎眼睛和脑袋之间隔着很长的路。他终于认出我，轻声问，你来了？我来了，我说。陈阿姨递给他一个带奶嘴的水杯，他接过喝了一口。
他从来都是个瘦小的人。瘦小的孩子，瘦小的青年，瘦小的中年，瘦小的老人。别人的父亲中年发福，老年时血压升高，他没有。他体内有着粉碎机般的消化系统，任何食物经过他的身体都是只入其味。如今，他变得更瘦小了，像一个裹在成年人衣服里的孩子。又黑又瘦，典型的久病之人。
他换了个姿势，斜靠在椅背上，像一件被人随意丢弃的衣服。我用眼神示意陈阿姨借一步说话。她有一丝局促不安。
“他到底怎么了？”我问她。
“辛老师疯了，”她说，“虽然医生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敢肯定他的脑袋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我掏出香烟，还未点上就被保洁阿姨制止了。
“我想，还是因为他打死了那两条蛇吧？”陈阿姨放低了声音，眼睛一直盯着我父亲。
这时，候诊大厅的小广播里，有个女声在念我父亲的名字，电子屏幕上，他的名字变成了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