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上说，我们回到了阿尼卡。从心理上说，我们回到了父亲的回忆中。迫不及待地回忆。像是在观看一部老电影，主角是父亲和伯伯。而我们，这些观众，也没有闲着。上菜，倒酒，盛饭，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些饭菜已经加热了三次。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起小时候兄弟俩上山挖草药，上学路上被恶狗追，说起某个春天我父亲差点死于一场麻疹，我伯伯一直坐在床边哭。我们只能听着，吃着。而他们的话题越说越远。
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来到阿尼卡。我们从哪里来？兄弟俩居然争论了起来。我伯伯说是南京，我父亲认为是江西。但共识是我们这个家族高鼻梁、大眼睛，竖起拇指像蛇头。这是我们血脉里的暗号。
“不信？你们试试。”
我和富乐真的竖起了拇指，研究起来——也许是心理原因，我们觉得他们说得对。于是，相视一笑。
某一会儿，我伯伯出于对晚辈的关怀，问起我现在的工作以及我妹妹在东北的生活。但当他云里雾里地听了出版、编辑、发行之类的词后，端起酒杯和我父亲碰了一下，话题又沉入了往事的泥潭。这真是一个幽深的泥潭，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天黑前，我们在火塘里生起了火。金色的火焰舌头一样地舔着木柴。深秋的风怒吼着，院门不时被推开。那风无穷变幻，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又像横冲直撞的泼皮无赖。那风在吹，在响，在推，在拉，剥去我父亲身上往事的外衣，他开始瑟瑟发抖。无形中，又有针在刺他的脸了，但那痛是明显的。似乎，那风就是冲他而来的。
“我害怕，”他说，“是有人进来了？”
“莫瞎想。”我伯伯说。
陈阿姨从药箱里翻出了药，让他服下。在药物生效之前，他双手抱住膝盖，望向火苗。那一团团在木柴上欢呼跳跃的精灵，轻易就能将人的思绪带向远方。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而风一直在叫嚣，没完没了……
伯伯家有一院房子，九间。但是，这些房子的利用率极低，牛圈、猪圈、厕所、杂物间、洗澡室、堂屋……轮到人住的卧室，不过只有三间。富乐一家三口，占了一间，伯母和陈阿姨住一间，所以，我、父亲、伯伯，只能住一间。
当卧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时，我父亲看起来清醒了一些。这房间的通风不好，只有一扇半开着的玻璃小窗里，能够吹入几丝冷风。三张床一字排开，床上用品臃肿不堪。我们坐在床沿抽烟，烟蒂随便扔在地上。墙壁上，投下了我们局促的影子。
“把灯关了，说会儿话吧。”我父亲说。
我伯伯关了灯，但没有说话。
我冷，我困。在冷和困的交织中，我听到我伯伯在叹气。然后，我父亲翻了个身，木床嘎吱作响。
“你怎么就得了这病了呢？”我伯伯问。
“我打死了两条蛇。”我父亲回答。
“活了一辈子，谁还没见过几条蛇。”
“和那年打死的那两条一模一样。”
此后，又是长久的沉默。也有可能伴有几缕叹息，我不确定。入眠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当我被陈阿姨叫醒，天已大亮。
“快点！”她说，“你爸在外面，弄不回来了。”
我翻身坐起，却在掀开被子前犹豫起来。毕竟，这不是我母亲，只是一个和母亲年龄相当的女人。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转身站到了门外等我。
她说的外面，是距离我伯伯家大约五百米远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树木稀疏，荒草丛生，我远远地看见父亲坐在那里，其他亲人站在他周围，正说着什么。陈阿姨跑在面前，不时回过头来跟我说话。她说，早上睡醒，我父亲便来到这个小山包上，一个人坐着，谁也叫不回来。
“那让他待着呗，”我不以为然地说，“在这乡下，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说，不能让他待在那里。”
爬上那个小山坡，我们气喘吁吁。我父亲坐在一大一小两树之间，将它们揽在怀里，沉默地望着远方。其他人呢，如临大敌，却又一筹莫展。我伯伯一次次去拉，去劝，去骂，都无济于事。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说：“回家吧，爸。地上凉，小心感冒。”
“家早没了，”他说，“啥都没了。”
“你不要乱说！”我伯伯说，“你不是还有一心和巧慧吗？”
“一心……”我父亲喃喃念叨我的名字，带着哭腔。我在他身边蹲下，伸手稳住他的肩，一遍遍地回应着他。那一声声呼唤和一声声回应，就像相互配合的两把锤子，一次次锤打、锻造，让铁变得柔软——更何况是人心。其实，从我在医院里看见他那一刻时，我的心就软了。当年那个冷酷、威严，丝毫容不得冒犯的男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个苍老的孩子。我们走在时间的圆环上，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交换了位置。
“你们都回去吧，”我对其他人说，“我留在这里陪他。他愿意坐多久，我就陪他多久。”
“不能坐在这里！”我伯伯说，“这里不干净，邪气重。”
“邪气？”我问。
“是湿气，”富乐抢过了话，又瞪着伯伯，喊了一声，“爸！”
我伯伯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们走了。陈阿姨走在最后。他们越走越远，我父亲如释重负，但依然紧紧将那两棵树揽在怀里。阿尼卡地广人稀，人们呈散居状。在这里，若非刻意，否则你要遇见一个人的概率会比遇见一棵树一朵花要小得多。但也有例外，比如我和父亲现在身处的这个小山坡。我看了看四周，除了父亲抱着的这两棵树外，就只有几蓬灌木丛和一片衰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里。
“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好？”我父亲问。
“哪里？”
“这里，”他说，“这个小山坡，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里。”
他脸上的笑容莫名其妙，但同时流露出某种认真。
“我不知道，”我说，“你抱着的这两棵是什么树？”
“它们可不是树，”他说，“你要记住，如果我死了，你一定将我埋在这里。必须是这里。”
他可能是早上忘记吃药了。这药的效果很一般，几乎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心理慰藉。我想，如果他继续这样，我得带他离开这里，去省城看看。生活的胶卷，底色藏在暗影里，在时间的冲洗下，正一点点成像。我接受了这现实。我父亲老了，病了，当然，我还要接受他某天会死去。但是，在他死前，我想尽一个儿子的义务。
“爸，我们在这里玩两天，然后去省城。”我说。
“我哪里也不去。我回来，就是要死在这里。”他冷冷地说。
“你现在是清醒的吗？”我问。
“我一直清醒，”他说，“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不再言语，默默地陪着他，连目光也随着他转。他正在看头天下跪的那片土地。目光停留在那里，仿佛那是一块银幕，里面有他才能看到的内容。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嘴里发出磕牙声。
“你冷吗？”我问，这话打断了他的目光。他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别说话，”他冷冷地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
又来了，我绝望地想。他那半明半暗的内心世界，就像大地要以什么面目见人，全凭太阳的心情。只是，他给我的阳光实在太少。就像我是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累赘。一种罪孽。这种感觉，不光我有，我妹妹巧慧也深有体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回到热水让他搜寻各种关系，帮我进入某机关或事业单位。如果是之前，他告诉我“没我什么事了”，那我一定甩手就走。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我不能像他一样，向比自己弱小的亲人展现自己的强大。
他的目光从那片土地里撤回来，定睛到了怀里的树上。他轻抚着那棵大一点的树，目光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慈爱。他像是在哄那棵树睡觉，或者它已经睡着了，只是出于一个父亲的无限怜爱。他的嘴里发出含混的喃喃声。我想，也许他是故意不想让我明白。有一阵子，我被他搞糊涂了，恍然觉得自己就是那棵树。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父爱。
对于那棵小一点的树，他亲吻它，然后咯咯笑。这样的亲吻，我同样没有过。我受不了了，站起身，走到几步开外，看着他。太阳已经升起，金光洒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
我确定，我的父亲疯了。虽然我不忍心用这个词，但它比“神经错乱”和“抑郁”更直接。小时候我在热水的街头见过疯子，追着小孩子打，或者在大街上唱歌。那时我根本不认为疯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状态，就像睡着了，就像在做梦。但当这个人是我父亲时，我下意识地想要走进那个世界，和他一起承担。
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看太阳一点点升高，照得浑身暖洋洋。我父亲终于放开了那两棵树，他坐在它们中间，不时看看树，又看看我。洋溢在他脸上的慈爱让我动容，那是父亲该有的样子。我兜里的手机发出微信提示音。是朱丽。她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我没有回答她。
“走吧，”我站起身来，“我们回伯伯家。”
这次，他居然乖乖站了起来，伸给我一只手。他吊在我肩上向前走几步，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看着那两棵树，挥了挥手。
“我还会再来看你们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