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阴，但没有落雨。一夜无眠之后，我顶着一个即将爆炸的脑袋，陪父亲上山。早晨的父亲如露水般清醒，似乎他在夜里脱下了无形的铠甲。
“今天天阴了，”他对树说，“你要多穿点衣服。”
作为一个多余人，我听了这话便去周边拾柴，为他们燃起了火。有了火，我们坐在那里就不会显得荒凉了。父亲和我并肩而坐，并不时用温暖的手去焐身边那两棵树。而树呢，似乎也不再迎风战栗了。
“这是哥哥，这是妹妹，”他说，“不对，你应该叫她姐姐。”
“哥！姐！”我对那两棵树喊道，突然热泪盈眶。
“这是你们的弟弟一心。”他说。
“我是一心。”
我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配合着父亲。那个早上虽然没有太阳，但我父亲红光满面。他和那两棵树说话，讲他年轻时如何从阿尼卡小学走出去，回来时已经是小学教师。讲他在学校里拉二胡，窗外的树上落满了鸟儿。
我朝他笑了笑。
“你现在还害怕吗？”我趁机问，“耳边还有锣鼓声吗？”
“一点都不害怕了，”他说，“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怕活着吗？”
“是啊，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我说。他愣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我们这一对父子，从来没有过精神层面的交谈。我们有的是沉默、冷脸和指责。可我现在想起这些，并没有那么难过了。有时候，我甚至会想，父亲的今天，是不是某种惩罚？而那天，他居然主动和我谈到了未来。
“今后呢，你们就安心生活在固纳吧，节假日就回来看看。”
“你真要在这里盖房子？”
“没有房子，哪有家呢？”
“那我们把县城的房子卖了，来这里盖几间砖房。”
“我要盖成土坯房。”
这一通石头般坚硬的疯话，又让我对他的状态产生了怀疑。不愧是做了一辈子教师啊，我嘲讽地想，他连精神错乱也与众不同。别人向前走，而他向后退。这让我担心，如果病情加重，他会不会退回山林里，过上原始人的生活。我可不想他风餐露宿，发须飘扬，浑身长满绿毛，成为一个野人。
僵持之中，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的，我们的生活不能再任由一个疯子来决定了。否则，我们都会疯掉。于是，我在他面前站了起来。
“我不管你现在是否清醒，但你请记住我说的话。”
“嗯。”
“要么明天就跟我回省城，要么，就留在这里盖你的土房子。父子一场，我尽力了。”
“嗯。”
我撂下这话，转身下山。但说出这些压抑已久的话，并没有令我感到轻松。当我在路上回想起他那简洁明了、目空一切的回答时，险些崩溃了。而且很快我就发现，事情不光没朝我想要的方向发展，反而更糟了。我父亲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副要在山上落地生根的样子。他抱着那两棵树，默默流泪。他的牙齿、脑袋、手、脚、嘴，全都成了武器。他彻底关闭了耳朵，对所有的劝说都无动于衷，可一旦靠近他，他马上吼叫，做出拼命的架势。他不吃，不喝，不说话，目光呆呆地望着远方。我们送去饭菜和水果，到天黑时分也没有动过。他磐石般地坐了一天，而且我们毫不怀疑他会一直坐下去。天黑了，我们又在他身边生起火，围着他，但他把我们全部当成了空气。
“怎么办？”我向伯伯求助。
“按他的意思办吧。”他说。
“他现在是病人啊，怎么能都依了他？”
“如果你相信我，那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疯了。全世界都疯了。我顿时觉得，做一个疯子真好啊。只是可怜了我们这些没疯的人，失去了跟一个疯子较劲的理由。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扫过，但没人能够给我答案。我一咬牙，答应了。
“我不管你是否清醒，但我要当着所有亲人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可别怨我。”
然后，仿佛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像上帝那般朝泥人的鼻孔里吹气。他突然朝身后倒了下去。我们将他抱在怀里，喊他，他睁开口眼，嘴角咧开，挤出一丝笑容。
下山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妥协，既是放过自己，也是饶了别人。接下来，我就听父亲的了。抹去这些年的时光，就像我从未长大。虽然他疯了，可并未改变父亲的角色。
他饿了一天，回到伯伯家里，却顾不上吃饭，立马在灯下手舞足蹈地向我们摊开了他的构想。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
“我要盖一院土坯房。”他正式向我们宣布，并且从中山装的上衣兜里掏出钱包，拍在了桌子上。
“先吃饭吧，饿了一天了。”陈阿姨说。
在饭桌上，我们这些亲人真的开始讨论起了如何在乡间盖一院土坯房的事。首先需要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我父亲的户口早已迁出了阿尼卡。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土地管理员，塞给他一个信封，请他对一个年老的精神错乱者回乡盖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我们还需要若干老年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那种已经在乡间消失了的土坯房长啥样。当然了，我们还需要一个总指挥——我伯伯是公认的人选。
第二天一早，我的总指挥伯伯开始用一支铅笔在作业本上画图纸。他不是在设计，而是在回忆。我父亲像个甲方，不时提出修改意见。这里是厕所，这里是猪圈，这里堆杂物，这里是磨坊，里面安一个石碓，重阳节打糍粑。他俩甚至哼起了一句童谣：九月重阳不打粑，老虎咬他妈。
我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除了供我和巧慧上学，存折上还有三十万块钱。这笔钱中的绝大多数，是他退休后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他的存折密码是洼乌镇的邮编。
我堂哥杀了一头猪，我记账，3000元。小卖部老板送来香烟、啤酒和白酒，我支付了现金2500元。我伯伯骑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出去，在阿尼卡和附近村寨转了一圈，下午的时候，已经有愿意干活的人登门了。这些老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他们这一生，都为自己盖过一院土基房。他们挤在伯伯家里，谈起修房子这事，就像谈起了初恋般红光满面。他们吵吵嚷嚷，叽叽喳喳，活活把一个原本清静的家变成了养老院。但即使是这一天，我父亲仍然没有停歇。他一个人去挖土，舂土基，连饭和药也是由陈阿姨送到地里去吃。
“我能多打一个土基也好。”他说。
“你的任务是保重身体，”陈阿姨说，“修房子的事留给他们吧。”
“我的房子，我当然要亲自修。”他说。
迫不及待的还有那些老人。第二天一早，他们便来到了工地上，挖土，打坯，搬运，拉线，打地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见此情景，我真的觉得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一院土基房指日可待了。别人都在忙着，我却无所事事。我给朱丽发信息，问孩子的情况。她回复：还好。我说：咱俩的事，容我再想想。她回复：神经。我说：我们要在阿尼卡盖一院土坯房。她回复：疯了。当我告诉巧慧这事时，她报以玩笑的口吻：你们乔迁新居的时候，我再回来吧。
疯了，或者玩笑。我懒得反驳，因为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如果他们在现场，或许就不会这样认为了。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人以这样的方式修建房屋，有一种回到远古的感觉。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工匠们的玩笑。有时候，他们甚至唱起山歌，内容是男女感情，但没有女人来应和。
“辛老师，”有人喊他，“你还记得当年吗？盖房子，扛木材，你只能扛小的那头，大的那头给女人扛。”
“干你的活吧，别胡说八道。”有人制止道，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而我父亲，他似乎没有听见这话，他的目光惊慌如鼠，却找不到逃遁之地。没人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老人们轰隆隆开动着回忆的机器，而我成了一颗卡壳的螺丝。每一次卡住，都像一场机械事故，四周突然安静，只有目光在交织。我很想告诉他们，把我当成一团空气吧，你们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会在意。可是我又害怕话一出口，反而引起众人不适。
天黑时分，收工回家。老人们酒足饭饱后，三三两两结队离去。他们一走，我父亲便像是被人抽走了筋骨，躺在沙发上。他像一片冬天的树叶，蜷缩着，散发着腐朽之气，轻轻一碰就会破碎。他闭着眼睛，只有嘴唇在无声翕动，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我们虽然已经习惯了他的状态，但还是小心翼翼。我们盯着那两片嘴唇，听他说胡话。
“我不害怕下地狱。如果在地狱遇到苦竹那个魔鬼，我要杀了他。”他说。
我和伯伯对望了一眼，都没说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苦竹这个地方在父亲心里会如刺如刀。我也不打算问，问了也没人会说。他又叽叽咕咕兀自说着，有时声音太小我们听不见，有时说的是一些汉语之外的话。然后，他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
“我错了，”他开始抽泣，“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啊。”
“人活一辈子，谁不犯点错呢？”我顺着他的话安慰他，坐到他身边，搂住他的肩，“都过去了，放过你自己吧。”
而我的安慰似乎触怒了他。他从我怀里挣扎而起，恶狠狠地瞪着我，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我并不惧怕，继续搂着他。他目前还没有到会伤害自己身体的地步，也不会对别人发起攻击。他所有的伤害都是朝着自己的内心，油煎火烤。即使他沉默，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的心灵在剧烈挣扎，只是被他遏制住了。
“爸爸，”那晚睡觉前我说，“如果你真有什么事要说，那你就告诉我，任何事，我都可以承担。”
“你需要承担的，是你所有的选择带来的后果，而不是我的。”他说。
他是对的。我的生活一地鸡毛，未来未知；我的工作一潭死水，一眼到头。我平凡如蚁，甚至想不起生命中开心的事情，倒是那些不如意之事，乌云一般向我压来。我闷闷不乐地躺上床，伯伯和父亲的鼾声像两支喇叭在吹。黑夜如潮，密不透风，我只能张开嘴巴呼吸。自从回到阿尼卡，每个夜晚我都有跌入深渊的感觉。我计算着自己的假期，没有几天了。可是我不知道假期结束后，该拿我父亲怎么办。毫无疑问，我的生活会因他而改变。我会奔走于固纳和热水或者阿尼卡之间，我会在单位里更加谨小慎微，如果不这样，领导不会给我假期。我会跟朱丽道歉，请她原谅我一时鬼迷心窍，提出离婚。生活薄如蛋壳，轻轻一碰就破。
突然，我父亲一声长啸，从床上坐了起来。我伯伯随即拉亮了电灯。
“我梦见了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九。”他大汗淋漓地说。
“睡觉吧，”我伯伯说，“明天还要打土坯，大家都在给你盖房子呢。”
“是哦，我又要盖房子了，真好。”我父亲说着，乖乖躺下了。